共产党vs国民党特务情报组织，原来都是“共产党员”的内战_风闻

【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严可复】

1931年6月，北平。刚刚下了一阵雨，街头显得冷清许多，偶尔一辆汽车驶过，溅起的泥水像是被惊动的鸟群，“扑”地跃起，四散而去，却又重重地砸回地面，留下一个个小泥坑。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走着一个年轻人，大约20来岁，布鞋已经湿透，长衫下摆也被溅湿了，却没有任何踌躇，继续向前走去，步伐匆匆而坚毅。

他叫吴成方，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了。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02年出生于北平附近的一个中农家庭，1921年在北平学习天文，后来在天文台工作。1926年9、10月间他经由同乡钟鑫、刘时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后在北平区委工作。1927年他在王鹤寿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由于北平市总工会遭敌破坏被捕。1

928年夏集体暴动出狱后，他经河北省委李西一指定担任市委委员。1930年顺直省军委派遣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去河南做石友三部的兵运工作，但因省军委负责人廖化平的叛变，石友三部的兵变很快就被蒋介石解决了。吴成方只身一人回到了北平。

就在这时，中央特科派陈赓和胡鄂公到天津组织华北的特务工作，并搜集军事情报。因为吴成方做兵运工作的经历，陈赓让他协助自己搞情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要回上海，行前在天津布置吴成方接替他的工作，并和吴成方进行了一次长谈。陈赓谈到建立专门情报机构的重要性，顾顺章叛变造成的危害，以及为了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华北也必须建立情报保卫工作。谁去搞呢？陈赓认为，根据顾顺章叛变的教训和北方的具体情况，不能到地方上去拉干部，因为一参加，地方上就知道了。

陈赓

上海也不可能派干部来。必须要自己去开创。除了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外，内部也不设委员会，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中央只要你完成工作任务，至于怎么完成的，怎么活动的，不要你汇报，不要你请示，对你使用的工作关系也不要你汇报，因为汇报了这些关系，一旦破坏以后，就不能建立了。

当时给的任务很多，共有四十条。最后陈赓说到现在经费困难，要钱也没有，只给了吴成方一张火车票。吴成方回到北平住旅馆的钱，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吴成方开始独立建立起自己的组织，1931年底中共中央派潘汉年来联系，并指示工作。网上有种说法，吴成方的组织叫做“北方特科”，其实是错误的，正式的名称应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北方分局”（或称华北政治保卫局）。

这个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北方的党组织保护好，但怎么去做呢？吴成方先找到了原北平市委书记肖明。肖明因为反对王明、博古等人，在四中全会上追随罗章龙，被组织上开除。因此，1931年上半年的两次大破坏，均未牵扯到他，因为叛变的人也知道他已经被中共开除了。吴成方动员肖明出来帮助他工作，一起商量如何向敌人内部深入工作。

当时北平、天津的特务组织分两个系统，其中宪兵第三团是戴笠的系统，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亲信，是拉不动的；其他的则属于中统徐恩曾系统，如胡均鹤、王云程等，过去多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自首当了叛徒。中统当时在北平、天津用的人许多都是共产党叛徒，有些甚至从苏联回来有名气的人，像郭耀先、廖化平。

徐恩曾与戴笠

吴成方等研究之后，觉得这些人里有的是可以利用或者拉回来的，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是少数。于是，首先争取了被捕自首的杨青林（又叫杨俊三）为我工作。杨青山自首后，因字写得好，敌人只是叫他做些文字工作。通过杨青林，又了解到被捕的潘问友的情况。

潘问友，曾用名潘文郁、潘东周、潘玉华、潘晓光，湖北襄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周恩来的翻译。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同年秋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红旗》和《布尔什维克》主编，实际主持宣传部工作。1931年1月因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分配到中共河北省委任宣传部干事，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自首。潘虽然被捕自首，但拒绝泄露党的组织。吴成方遂将潘问友也发展了进来。

此时的北平，是奉系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日益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对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逐渐产生不满。张学良找到原北平军事检察厅厅长陈兴亚，让他找共产党的关系。陈兴亚又将此事告诉了宋兰坡。而宋兰坡恰好是吴成方的情报关系之一，连忙将此事告知了吴成方。吴成方想了个办法，让宋通过陈兴亚告诉张学良：你身边不是有个共产党吗？

这位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是谁呢？这人名叫李渤海，是著名的中共叛徒之一，他的另一个名字，黎天才（为其笔名，后为常用名），想必熟悉西安事变史的人都听说过。

李渤海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和早期中共党员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熟识，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李渤海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市委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

是年10月李渤海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捕叛变。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 “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张学良上台后，他渐被重用，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主持东北军系统的情报网。李渤海的资格老，大家都叫他老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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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一听，果然就让李渤海出面去找共产党的关系。当然吴成方之前就估计到李渤海肯定要来找潘问友，因为潘的任职高，理论上也有一套，所以事先跟潘问友说好，李渤海会来找你谈。这样，李渤海找潘问友谈，潘再跟吴成方联系，这样就跟中共挂上了关系。李渤海心里也有数，但是大家都不说穿，心照不宣。

《北平无战事》中的徐铁英 中统后来改名为党员通讯局

李渤海资格老，又是有名的叛徒，在平津一带的地位较高，中统在北平、天津的特务，他都可以叫来汇报工作。他还掌握了宋文凯的宪兵司令部的特务组织以及警察局。了解到他特务工作很多，忙不过来，吴成方就让杨青林设法去协助做一些工作。比如当时中统特务待遇不高，天津的负责人也只有八十块钱一个月，于是吴成方等就通过李渤海给他们打招呼，说张学良要了解天津特务活动的情况。

然后由杨青林跑腿，要他们写出报告进行汇报，一式两份，说南京给你们八十块钱，张学良也给你们八十块钱。这样就把天津的材料和汇报都搞到手了。当然，天津的中统特务不可能去问张学良，但李渤海是知道的。

这样，通过潘问友、杨青林、李渤海，将反特工作开展了起来。除了宪兵第三团之外，中统在平津的特务活动，基本上可以在吴成方等的控制之内，甚至有些材料和案卷，可以拿到潘问友家中来整理，有些报告就由潘问友起早，吴成方也参与意见。有些报告和材料，还把潘问友、杨青林等人的名字写进去，让看报告的人看不出来源。利用当时的抗日气氛和反特工作，在这几年中，北方的组织基本上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张学良从北平撤退之前，还下了手令，让李渤海从反省院释放一批政治犯。

吴成方和这些“叛徒”打交道时，以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并不心存歧视，也不随意敷衍。他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有的都是大叛徒、小叛徒，过去做错了事情，这是个污点，但要洗清楚，还是好的。一件衣服搞脏了，洗干净还可以穿，但总不如新的。不过以后你们要好好干，如果对于革命有贡献，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还要看你的表现。

1933年8月，吴成方去上海工作，将全部情报关系移交给了河北省委派去的柯庆施。这一段利用“叛徒”和“特务”来反特保卫组织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吴成方后担任上海中央特科警卫部部长，1934年4月在法租界被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吴成方出狱后，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负责审查其他出狱人员。1939年夏，他接替刘少文负责上海的情报工作。同年，他还担任了中央文库的直接负责人，安排陈来生管理文库，并亲自参与文库的选址。1943年中共中央要调阅一批文件至延安，以供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总结历史经验所用，吴成方主持完成了这一次千里调卷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受“潘扬事件”牵连长期受审，1980年10月始彻底平反，1981年5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92年在上海病逝。

潘问友在李渤海帮助下，随张学良赴湖北的豫鄂皖三省“剿总”司令部任中校秘书，将所获得大量“剿共”情报转交给上级组织，1935年在武昌被捕，为了不牵连李渤海等人，潘问友被直接在张学良的司令部执行了枪决。1988年6月，潘问友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渤海在西安事变中“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事变后随张学良被软禁，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获得自由。此后留居上海，脱离了政治。但1955年5月，受潘汉年案株连被捕入狱，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毙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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