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应该支持驻外大使馆积极为中国在外公民利益怼外国政府，以后还要成为常态化_风闻

【本文是“从瑞典游客事件看中国社会舆论”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下篇），也是最后一篇】

前两篇分别是：

上篇：日常交往中，我们应该如何摆正在华外国人的位置——由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

中篇：中国社会舆论对公权力执法过程中“我弱我有理”逻辑的评价变化和复杂情绪

在上一篇中分析过，瑞典游客事件之所有会有这么多的关注，一个原因是此事汇集了至少网络上的四个敏感情绪点：

1、对“按闹分配”、“我闹我有理”的观感。

2、对“警察粗暴执法”的观感

3、对“敢于处理外国友人”的观感

4、对“外交部为游客发声怼外国政府”的观感

第一篇文章讨论了第3点，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2点，最后一篇我们来谈一下第4点。

瑞典游客事件之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连续发声，指责瑞典方面对中国游客粗暴对待。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第一次，中国驻外大使馆在一个普通中国公民事件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对中国公民在外国的遭遇有这么大的且连续的反应。

但很有趣的是，有些中国网民仅仅因为这位中国游客本身行为有问题，就连带着对大使馆的这种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质疑瑞典警察执法不当的行为，开始了批判。

但这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啊，中国游客有问题，和瑞典警察有问题，这二者完全是可以共存的。中国大使并没有说中国游客没问题啊。

可以批评这位游客的表现有不合适的地方，但哪怕从你自身的利益出发，你最好也不要去否定驻瑞典大使馆这种为中国人争取利益的行为。

万一你哪天出了国，遇到了某些事情，你能一定肯定，你会是“完美受害人”吗？

如果你在“受害”过程中有什么地方不那么“完美”了，大使馆因此拒绝了为你发声，拒绝了为你向外国机构的交涉，你会发自内心感谢他们“严于律己（国人），宽以待人（外国人）”的精神吗？

这次某些网友对大使馆的批判，除了应激性地把“受害人的不完美”和“不应该为受害人”说话错误绑定在一起，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驻外大使馆其实没有做到像这次一样，在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在外遭遇不良待遇时，这样站出来多次、连续怼外国的政府机构。

换句话说，某些中国人对此还不太习惯。

其实，对于外交机构来说，就是为了本国公民发声的，至于本国公民的行为本身是否真的违反了所在国的“规则”，那根本就不是外交机构该考虑的问题。

护犊子就对了。至于他行为本身怎么不当，先和外人讨了公道之后，关起门来怎么教育都行。

举个例子，美国公民在朝鲜因为违反了朝鲜当地的“规矩”被抓了起来，美国前总统亲自求情，甚至亲赴朝鲜。这个事情当时在中国，可是感动了一大批国人的：你看，伟大的美国，愿意为了几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这么卖力为本国公民奔走，这就是选票的力量啊！这就是对人权的尊重啊！

更早的时候，所谓的中美两国护照的谣言，更是反映了中国人对“护犊子”的渴望：

美国护照中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中国护照中写着：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微评：美国说：出去了有人欺负你，招呼一声咱修理他！中国说：出去了老实点，听人家话，少给老子惹麻烦。

在没辟谣之前，在“认为消息为真”的前提下，可是有一大批中国网民对（幻想中的）美国这种“不管我的人做了什么错事，老子都要保护”的霸气羡慕有加的啊。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该做的啊！

反而对（幻想中的）中国这种“请尊重当地的规则”的“软弱”行为，很嗤之以鼻啊。

中美护照谣言事件，之所以后来在网络上被反转，是因为它被证明是假的，而不是因为这个段子体现出的价值观不被认可，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而现在很讽刺的是，当中国真的试着按照段子里美国的做法（其实还差非常远）开始去做的时候，我们很多自己人反而批判说，应该按照段子里中国的做法去做。

如果把中国舆论场整体视为一个观察对象和研究对象，你会发现，它经常出现“叶公好龙”的有趣表现。

“叶公好龙”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网民很容易被某一个事件或者消息所激发起情绪，而在一个群体舆论中，那些越简单直接，越“解气”的评价，往往会在其他言论中脱颖而出，成为被传播最广的观点。而这种“解气”的观点背后，又经常会忽视事物原本另外的倾向。也就是说，这次群体舆论以一个明显倾向性的观点“解”了“气”，甚至推动了社会向这个倾向性进行了一段程度的发展，结果到了下次，真的“身临其境”地感知到了另外一种环境，它又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一次明显倾向性的“解气”批判，把社会向另外一个倾向性推动。

那么，如果宏观层面地去看这个社会舆论，它就像一个锥子尖上的圆盘，一会向这个方向倾斜一定的角度，一会又向另外的方向倾斜一定的角度。不停做着这种不倒翁式的运动轨迹。

作为一个个人，一个普通网民，如果你希望成为舆论的控制者和引领者，至少成为在舆论风向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察者，而不是成为那个“乌合之众”组成的舆论大圆盘本身的一分子的话，还是要翻开课本，复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察觉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其实如果看过往的很多网友留言，尤其是一些出国网友的留言，经常会看到对中国驻外大使馆各种“不作为”、“官僚主义”的抱怨，抱怨服务海外华人不力。

而这次，大使馆为了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遭遇和权利而多次抨击外国当局，不就是一个改变吗？

我们可能一开始不适应，有一部分国人太善于“反思”、“自省”了，除非自己是“完美受害人”，否则是“不好意思”在“同胞有错，对方也有错”的情况下，去向外国当局争取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的。

但我们应该要学会适应。这才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

当然，有的朋友会说，这次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和瑞典两国产生了一些矛盾，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真的仅仅为了这个游客，是有政治目的的。

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完美受害人”的思路。别说没有政治目的，就算有政治目的，那又怎么了？

当年英国首相布朗，为了一个毒贩阿克毛，英国外交部在24小时之内连续传召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两次，要求就处决一事做出解释。英媒形容，长达40分钟的会谈无果而终令英国外交大臣十分气愤，她斥责中国“毫无怜悯之心”。中英多项交流计划因此停止，英国首相布朗也推迟访华。

这TM的可是一个毒贩啊！毒贩！毒贩是什么概念？

连一个在中国犯下重大罪行的毒贩子，英国当局都用这么无理霸道的行为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个时候怎么想不起来“遵守中国人的规矩”了？

如果没有政治目的的考虑，难道是因为英国当局喜爱毒贩？因为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喜欢吸毒贩毒？还是因为英国首相布朗先生倾慕这位阿克毛的宗教信仰？

我们长期以来，痛恨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痛恨“一等洋人”在中国的地位。有没有想过它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我们的政府执行机构，怕得罪外国人？遇到外国人就容易“特意”好好服务，生怕外国人不满意？除非是外国人犯了明显的大错，否则能宽容就宽容？

还不是因为外国人背后有外国政府，如果外国人不满意了，向外国政府告知一声，外国政府就可能会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在外交压力之下，本着“外交无小事”的原则，这些“得罪”了外国人的基层官员，就可以在“维护中外关系”的考量之下，被撤职，丢掉工作，或者转岗，遭受处分。

这算什么？这实际上不就是“按闹分配”吗？

因为外国政府能闹，敢闹，他们在中国就能获得超额的利益。

“按闹分配”是这个星球上国家间交往时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过去对这个“普世价值”学的太少了，接下来应该补补课了。

当然了，这里的“闹”不是像那位游客一样，在外国警察面前撒泼打滚，而是要以国家的身份出面，用国家的实力去“闹”，这样才有效果，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按闹分配”的典型成功者。北美自由贸易区好好的，他一闹，就能在墨西哥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一闹，日本韩国就要考虑多给美国人输送一些利益，就要在贸易上让步。他一闹，动辄退出各种机构组织，毫不顾及别人的评论。他一闹，欧洲就要在提高军费上让步，在汽车关税上让步。

“闹”是需要实力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闹”的基础，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有按闹分配的本钱。我们虽然不需要打滚撒泼到美国的程度，但我们现在也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家在瑞典警察确有执法不当的前提下，出个面捍卫中国公民本该获得的那部分利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闹”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可以凭空制造出筹码来。

比如现在我们两国正常交往，商业往来。这个时候我开始“闹”，比如接见你国家的一个分裂者，比如为了我的一个公民在你的国家被判刑而抗议，那么这件事就成为了一个议题，就可以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凭空制造出了这样一个筹码。比如，你做一个让步，多买我的一些东西；我做一个让步，接下来不接见这位分裂者了。这样“闹”出来的政治筹码，是可以变现的。

过去，我们在西方国家身上吃这种亏太多了。

他们随便收留一个什么什么分裂分子，随便指责我们按照中国法律对他们的“公民”判了刑，我们就要去耗费外交资源去解释，去斗争。而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主动在这方面去“闹”过他们。

来而不往非礼也，凭什么你能“闹”我，我就不能“闹”你？

与本国实力不相符的“老实”，在别人眼里就是无能的表现；敢闹的，善于闹的，才能获得利益。不闹的，老实埋头学习做题的nerd的，那就是傻啊，不欺负你欺负谁？

在一个法制化国家的公民社会内部，上述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别忘了，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弱秩序的半丛林社会。

过去中国实力不够，加上韬光养晦，不愿意惹事，更不愿意去主动指责对方，中国文化也是内敛型的。所以只有被别人处处针对，处处指责的份。现在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我们手里能“闹”的东西已经大大超过以往，不能再这样忍气吞声当老实人了。

“人权”手段，是过去多少年来西方经常用到，我们过去实力弱，经济不强，国内人权状况不太理想，只能挨打。那么接下来能不能用？假以时日是完全可以的。像瑞典这样的小国，虽然有自己的先进技术，有一定的壁垒，但终究也只是产业链条上的一部分。我们国内的企业继续发展自己，一旦攻克了某些技术，将其白菜化后，西方的同等企业就只能歇菜，退到下一个技术壁垒后面。像瑞典这样的小国，不像美国那么强大，一旦其支柱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被中国拿下，它的经济造血能力就会迅速衰落，经济不行了之后，你还能掏出钱给难民吗？你还能支撑你的高福利吗？你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吗？如果不能，那这个过程中国家内部必定伴随着非常多的“违反人权”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弹药，都可以将来被我们所用，来高高在上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道德优越感面孔：“你这个人权问题啊，是体制导致的，只有改变体制……”

总结的再露骨一点，在国际上，“人权武器”未来可以被我们怎么用：

1、通过发展本国企业和技术，先从经济层面摧毁对方的生产力

2、生产力衰退后，社会必然动荡，而为了维护秩序，必然会出现各种在白左意义上的“破坏人权”现象

3、把这些现象解释成体制和道德问题，在国际上占据道德高地，通过指责这些去主动“闹”，来在与对方的外交过程中凭空制造政治筹码，获取实际利益。

反过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之后，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更多。社会内部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站着把钱挣了”，就越来越会抛弃low的腐败文化和旧文化，整个社会就会提升，人权水平就会改善。就会更有利于对外使用“人权武器”。

而且，哪怕中国大使这次确实有政治考虑，但这毕竟是开了一个好头，之前为什么我们的大使馆不敢不愿去为中国人的利益发声？一个原因也是怕麻烦，怕因为你一个小小民众，而影响了两国关系。

而如果借着这次契机，政府突然发现，我这样做，不但影响不到什么两国关系，反而还能在国内增加支持度，而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话而已，那么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好事啊，以后就更有动力去这样做。我们的公民在国外也就能获得更多来自祖国的支持，底气就会更足。

同样，如果我们的国家多次出面捍卫本国公民利益，形成了常态和习惯，那么外国政府再遇到涉及我国公民的执法的时候，就会心里多想一想，不要欺负他们，得秉公办事，否则形成外交压力，就可能会对我的工作岗位带来影响。

反之，如果外国政府长久以来发现，在我的地盘上，就数中国人最好管，怎么弄他们他们的政府也无动于衷，就会更加变本加厉，甚至炮制出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潜规则。比如某个东南亚国家海关专门针对中国人收的小费。

所以，接下来，如果南海方面再有紧张局势，我建议，驻这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也应该拿出一两件具体的例子来，比如A先生B女士在这个国家的海关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配合国家“闹一闹”。

当然了，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形成驻外使馆捍卫中国国民利益常态化，但哪怕是基于政治考量的偶发行为，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契机和开端，是有利于接下来形成常态化的。这种由偶然事件的特例做法逐渐变成常态，以前是有例子的，比如日本钓鱼岛的“国有化”触发了中国的钓鱼岛巡航，然后逐渐变为常态化。因此，作为中国国民，哪怕为了自己日后出国时的切身利益考虑，这次也应该对大使馆的行为予以支持和鼓励，而不是打击其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