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男”能飞多高: 双重资本挤压下的阶层跨越难题_风闻

近年来，所谓的“凤凰男”现象颇为引人关注。作者研究发现，通过教育获得城市户口的农家子弟，尽管聪明能干，他们的向上流动空间却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在从中级晋升到高级的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与城市人相比，他们往往更早地获得企业的中层职务，却很难获得企业高管的职务。而除了在专业职称晋升上拥有优势之外，他们很难在行政上获得晋升，也难以在体制外获得高级管理职位。作者认为，身处城市竞争中农家子弟，缺乏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曾有一位国内顶级名校的应届硕士生在学校BBS上匿名发帖抱怨道，自己找了一份月薪8000的工作，父母却大失所望。在他父母的想象中，该名校的毕业生，年薪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抱怨引发了讨论，甚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其实，从帖子中的零散信息可发现，这些学生更多是来自农村。农村家庭愿意紧衣缩食为孩子支付大学学费，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期许：只要孩子能读大学，尤其是国内顶级名牌大学，毕业后就一定会有好工作。

******▍******一个极度的正向选择过程

在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希望通过计划来管理经济和社会。为此，国家需要选拔人才，培养他们成为社会管理者。一旦考上大学，大学生就成为国家的重点培养对象，不仅就学期间享受免学费和发生活补助等各种待遇，而且毕业后要担当重任。在那个年代，或许当时的父母不会对子女的收入有太高的期待，而可能期望子女成为高级干部。

不管是期待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晋升为高级干部还是年薪百万，都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代内社会流动，即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职业地位或者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一般来说，现代社会中允许和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强调公平，但也需要集中资源来进行经济建设，为此，我国在1950年代末期实行了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居住地点和职业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不过，农村户口的居民还有入党、参军、升学等一些有限的渠道来改变其户口性质，也就是所谓农转非。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也意味着户口变为城市户口，跳出了农门。进而，在毕业后，他们成为国家干部，在城市中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就发生了急剧的代内向上社会流动。

与此同时，对农村孩子来说，考取大学也是一个极度的正向选择过程。大学一般都位于城市，而好的大学一般位于大城市之中，出于城市管理上的考虑，大学招生会对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学生有所倾斜。此外，在基础教育上，城市中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也比农村要好很多。再加上农村人口基数大，农家子弟考取大学的难度要比城市孩子大很多。在激烈的竞争下，能够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大多是很聪明的孩子，即使跟他们来自城市的大学同学相比，他们在认知能力上也应该具有一定的优势。

******▍******市场奖励聪明人

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社会流动和分层的标准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往，成为国家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就是人生成功和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标志。如今，收入和财富也成为衡量成功和地位的主要标准之一，只要这些财富是光明正大获得的。在20世纪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之前，由于国家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好的工作，只要大学生不中途辍学，代内社会流动在考上大学的一瞬间就发生了。而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人的向上社会流动，不再是在考取大学的一刹那就发生了。甚至，由于国家不包分配，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也还没有发生社会流动。在市场经济中，雇员能拿多少工资，要看他能给雇主创造多少利润。假如自己创业，更是需要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在市场中证明自己。大学文凭不能马上变现，即使是清华、北大的应届毕业生也没有资格要求年薪百万。

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是否能够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收入上超过他们的大学同学，甚至很快达到年薪百万?按理说，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分层是以个人能力和表现为基础的，一个人只要工作能力强、聪明能干，就应该获得高收入。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钟形曲线》一书指出，在20世纪的美国，一个人的智力比起他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影响其工作表现和收入。市场奖励聪明人这个命题，也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根据中国校友会网《2011年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从1999年到2010年，北大诞生了79位亿万富翁。而2012年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中有数据显示，清华出了84个亿万富翁，北大出了82个亿万富翁，列所有大学的前两位。从这种视角来看，来自农村、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凭借其聪明才智和工作表现，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似乎应该不会太难。

▍“凤凰男”升中级易、升高级难

不过，笔者在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教育获得城市户口的农家子弟，尽管聪明能干，他们的向上流动空间却是很有限的。在行政职务晋升上，尽管因为出身农村而在家庭成分上具有政治合法性，在声称注重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官员提拔体制中，他们的晋升依然明显落后于城市出身的人。在经济领域，他们的人力资本优势也没有让他们的事业更成功。与城市人相比，他们往往更早地获得企业的中层职务，却很难获得企业高管的职务。

为什么这些父母乡亲眼中的“凤凰男”实际上却飞不起来，而只在城市低空徘徊呢?显然，人力资本或者聪明才智只是影响事业成就的部分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社会资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而社会资本能提供对一个人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影响力和人情等。社会资本的作用，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一直有注重人际关系的文化，而在市场转型的中国，它的作用也没有削弱。由于“凤凰男”的根基不在城市中，亲朋好友都在农村。与来自城市的大学同学相比，他们缺乏亲戚、朋友、邻居等的帮助。农家子弟尽管出类拔萃，但在城市中他们还是显得身薄力单。特别是，在地位晋升的重要关头，竞争者往往都是同样优秀的，而来自城市的候选者更可能利用社会资本获得宝贵的信息和推荐，甚至人情交换，这有助于他们迅速上位。另外，行政职务上的晋升，由于考核的标准不是经济绩效而比较模糊，这也给社会资本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这些都导致农家子弟在行政职务晋升上劣势特别明显。

即便在更看重绩效表现的经济领域，“凤凰男”的人力资本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为什么聪明能干的农家子弟不易获得企业高管的职务?笔者发现，尽管有大学学历，他们却未必真的具有现代经济所需要和看重的能力。

例如，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欠缺，他们的外语水平普遍低于城市中的同龄人，这让他们难以在外企中获得好的晋升机会，难以成为年薪百万的金领。与此类似，农家子弟在文化资本上也有欠缺。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指的是中上阶级的孩子在小时候从家庭中潜移默化学习到的对高雅文化的品味和知识，而这是下层阶级在学校里学不来的，即使高等教育也对此无能为力。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上很有意义，对高雅文化的品味和熟稔会对一个人的事业大有帮助。例如，一个懂得鉴赏红酒的员工，更容易在公司晚宴上获得企业高层的赏识。

此外，对于“凤凰男”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之中，但却未必能在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上与都市合拍。在企业家精神上，农家子弟可能更加谨小慎微，不敢冒险，这也会让他们丧失一些商机；加上他们在社会资本或人脉上的缺乏，也许他们可以在城市中经营中小规模的企业，但却无力做大做强。今天的中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竞争也日益白热化，这对来自农村的创业者都是更大的挑战。

名校毕业的农家子弟，跟他们的城市大学同学相比，在人力资本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方面却处于劣势。其实，聪明的“凤凰男”尽管飞得并不轻松，未能一毕业即年薪百万，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向上社会流动。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选拔和培养体系中，还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中，他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人力资本优势，获得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但假如社会流动趋于封闭，社会下层的子女向上流动机会减少，求职、事业发展开始 “拼爹”，那么年薪百万对农家子弟，才真正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文首发于《人民论坛》2012年08下，原标题为“‘凤凰男’升迁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