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中国GDP世界第一，民众却过得水深火热？？_风闻

最近，得益于清宫剧的热播，乾隆朝的故事火了。

一百个观众心中自有一百个乾隆，有人说“或许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对此，也有人表示“呵呵”。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就从经济史角度出发，论证所谓的“乾隆盛世”实则只是统治阶层的狂欢，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GDP到底有多高，这问题是学界关心的老课题了，从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了。下次有机会开贴再写。

我比较好奇的是，作者在论证“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时，怎么只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见闻？要说明清时期文人笔记、小说、日记、传教士账簿、家谱等等资料可是很丰富啊，以此来勾勒普罗大众的生活岂不更全面？

全文如下——

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在所谓“乾隆盛世”期间，GDP总量曾占世界的1/3左右，居世界第一位。

此说被很多网友引以为豪。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可信？

中国GDP曾占世界1/3的研究并不严谨

现在网上有关乾隆时期的GDP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西方学者——瑞士历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及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其中，贝洛赫是较早对中国古代GDP进行推算的学者，他认为1800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28美元（1960年时的美元价值），高于西欧213美元的平均值。

后来，学者彼得·布雷克（Peter Brecke）在贝洛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出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4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贝洛赫的依据很多来自“个人估计”，其推算的可靠性不高。①

比贝洛赫稍晚，麦迪森1998年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及《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推算了中国不同时期GDP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

按照他的结论，中国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GDP占到世界的22.3%，不及印度；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达到32.9%，成为世界第一。

麦迪森依据的，主要是中国当时的农业总产量，及人们的最低生存水平。

他参考何炳棣、施坚雅（Skinner）、珀金斯(Perkins）等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中国古人的年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种子等）约为285千克；估测手工业等产值占GDP1/4；推断中国1300~1820年人均GDP为600美元（1990年时的美元价值）。

麦迪森将这几项数据乘以不同时期中国人口数，就得到了他所要的中国古代GDP数值，如1820年为2286亿美元。②

对所谓“乾隆盛世”，麦迪森在书中评价颇高：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很出色。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③

贝洛赫和麦迪森虽是经济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但都未曾专治中国古代史。他们对中国古代GDP的推算，广受质疑。

在复旦大学，明史学者樊树志曾就这个问题询问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得到的回答是：

“麦迪森完全搞错了。”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学者管汉晖、李稻葵，也曾撰文指出，麦迪森的研究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他的研究目的是从长时段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由于时间长、跨度大，难免薄古厚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

第二，他对GDP的估算，方法比较简略，总GDP是用人均水平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这两个数据中如果有一个准确性存在问题，最后的结果就难以做到准确可靠……

第三，他的估算只是包括了总GDP和人均GDP，缺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不能算是对古代经济的整体研究……”④

中国学者重新核算古代GDP

有鉴于麦迪森等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逖收集资料，对古代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乃至政府服务的产值重新计算，并结合最前沿的人口增长数据做了更为精细的GDP研究。

刘逖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中对自己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都有详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他对手工业产值的估算，展示一下其研究方法。

对于手工业，刘逖重点估计了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和运输工具制造的产值。

其中食品加工业，包括酿酒业、制茶业等，按照酿酒每年占粮食总产出2.28%计算，及米酿酒后增值160%（依据是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奏折称，“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及工具折旧10%，计算酿酒业净产值。

制茶业则是按照市场价格，除去16%的包装费用等（刘建生、吴丽敏等人的研究成果）和10%的工具折旧，得出制茶业的产值。

至于生产盐、油等食品的产值，刘逖以清朝人的食品支出情况作为基本依据，并采信制糖业净产值为总产值22%的数据（张仲礼的研究），综合估算这些食品加工业的净产值。⑤

按照刘逖的推算结果，中国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GDP为780亿美元（1990年时价值，下同），经历明末清初的先降后升，1840年达到历史性的1300亿美元。其间1820年的GDP数字，只相当于麦迪森估值的2/3。

如此一来，“乾隆盛世”GDP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就比麦迪森所说的32.9%峰值少了许多——1600年约占世界GDP的25%，1820年降至约20%。因此，刘逖认为，

“麦迪森显然高估了前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

“乾隆盛世”里的民众并不幸福

清朝中期GDP在世界所占比重，无论是贝洛赫说的44%、麦迪森说的32.9%，还是刘逖重新估算的20%，其总量无疑都是巨大的。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否幸福呢？

众所周知，GDP总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古代GDP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完全得益于人口众多。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名作《大国的兴衰》中，引用了贝洛赫对中国古代GDP的估计，并解释说，

“在工业化之前，印度的手织机织工的收入，大概是欧洲同类织工收入的一半，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亚洲拥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情况下，在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尚未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之前，亚洲与人口少得多的欧洲相比，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得多。”⑥

人口众多是计算GDP总量的优势，到了计算可大致反映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时，则转变为劣势。

按照麦迪森相对有利于中国的观点：中国自1300年（元朝中后期）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并一直保持至明清时期；西欧1500年人均GDP为772美元，1700年增长至997美元，1820年已是中国的2倍。

这即是说，中国人均GDP早在晚明时期，就被西欧超过，到“乾隆盛世”的时候，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一些中国学者对麦迪森的观点不以为然。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中，即指出，

“麦迪森认为中国在公元1300年之前，人均GDP一直高于欧洲和英国，这是他不完全掌握中国人均资源和货币经济的基本数据造成的……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如人均耕地大大低于英国，货币制度大大落后于英国，中国是在仅有英国1/8—1/4的耕地，人均货币仅为英国1/8—1/3，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条件下生存和增长的……”

该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人均GDP落后于英国，不是从1840年开始，至少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就开始了。”⑧

此外，按照刘逖的算法，中国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白银4.5两（合1990年388美元，下同），1840年下降至白银约3.4两（318美元）。

1600年~184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51美元，最多时391美元、最少时309美元，徘徊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subsisitence level，350~40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GDP总量空前的“乾隆盛世”，普通人也只是勉强为生而已。

刘逖再拿中国和同时期各国横向对比，发现：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为英国的40%，与美国（北美殖民地）几乎相等；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北美殖民地）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

因此，刘逖判断：

“从整体上看，从1600年至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⑨

在包括所谓“乾隆盛世”在内的古代，中国和欧洲各国在人均GDP上，虽然有高下，但尚不足以让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在生活水平上产生根本性差异。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值，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贫困的。

后来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使普通人生活逐步改善，而中国在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长期停滞，一直未能实现普遍工业化。

直至1947年，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艾什顿（Thomas S.Ashton）还是不由感慨：

“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⑩

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使团，其实已经窥见了所谓的“乾隆盛世”的真面目。使团北上时，成员巴罗触目所及的，只有普遍的贫穷。他后来写道：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合……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另一位使团成员斯当东，在白河两岸，观察到了“乾隆盛世”的另一个特征：这个时代只存在少数的豪富者和普遍的赤贫者，很少能见到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大量存在的“中等人家”。他写道：

“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⑪

综而言之，GDP总量居世界前列的“乾隆盛世”里，人均GDP是很可怜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依旧过着赤贫的生活。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民众的生活正在走向现代。所谓的“乾隆盛世”，只是弘历自娱自乐的盛世。

注释

①②⑤⑨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37页、第78—85页、第155—178页。

③⑦（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38、21页。

④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2010中国经济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格致出版社2012年。

⑥⑩（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⑧朱寰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 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 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3页。

⑪（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