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舆论对公权力执法过程中“我弱我有理”逻辑的评价变化和复杂情绪_风闻

瑞典游客事件之所有会有这么多的关注，一个原因是，这件事汇集了至少网络上的四个敏感情绪点。

一般事件，涉及到一个网络上的敏感情绪点，就会有小规模内的网络舆论生成；如果是两个三个，那就较容易引发比较大的舆论关注。

当然了，除了数量之外，敏感情绪点的引发时机、事情的严重程度、情绪点的敏感程度，也会对舆论关注度的大小产生影响。

在本案中，这四个敏感情绪点分别为：

1、对“按闹分配”、“我闹我有理”的观感。

2、对“警察粗暴执法”的观感

3、对“敢于处理外国友人”的观感

4、对“外交部为游客发声怼外国政府”的观感

当然，其实如果再细分，不止这四个，比如还有“中外冲突”的点、“外国公权力行使”的店、对“刚性社会规则”看法的点、“出国游安全”等点，但也是可以合进这四个里面的一个或几个中的，就不再分开讨论了。

其中，关于第3个情绪点的意义，我昨天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可以参考这里：

日常交往中，我们应该如何摆正来华外国人的位置——由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重点讨论一下1、2。至于4以后有时间再说。

1和2在舆论场上经常是密切相关的，这里合在一起谈。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人员流动频繁程度远超过往，使得过去低人口流动下产生的人情社会逐渐瓦解。而陌生人之间需要新的规则去约束彼此的社会交往，这就在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在大中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当中，产生了对刚性的规则的需求，而不再是过去老一代人在低人口流动条件下形成的对“人情社会”中的“软规则”的理解。

那么两种不同规则的理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

如果对互联网舆论的历史有印象的话，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互联网舆论史上，越往前翻，对“警民冲突”时站在“被执法者”这一边，而不是“执法者”这一边的网民比例是越高的。

甚至到了2011年左右，凡是警察用了强制力的（要是万一对被执法者造成了伤亡那更麻烦了），基本上网民还都是一边倒骂警察。

前后舆论场的差异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一，是本世纪初乃至更早的时候，警方自身规范性还不强，执法相对随意，形式上容易简单粗暴，加上破案手段不如现在多，在指标压力下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加之互联网刚刚兴起，警方暴力执法这种事比以往的传统媒体时代更容易传播。那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与“警察不作为”可能造成的损失而言，“警察乱作为”对自己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更大的。所以，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在舆论上支持“被执法者”，潜在层面上会保护到自己利益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在房地产迅猛发展的年代，警察经常和“强拆”等负面新闻出现在一起，这种对“乱作为”的恐惧，也增加了民众的倾向性。

原因二，是2012年之前“自由主义”和白左思维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那段时间，网络上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借某位知名作家的话，把这样一个说法奉为经典：“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

如果网龄超过五年，应该是能记得这句话的。

这其实就是“我弱我有理”的文化人表达方式。如果现在在知乎上再持这句名言，恐怕要被骂的。

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政府的反感，对公权力的“警惕”，因此，凡是遇到公权力和违反或不违反规则的平民之间的冲突时，都会把这件事看做是一个打击公权力的好机会，因此极力批判，对执法过程各种挑刺。著名的“为什么不打腿，罪犯也是一条命啊”的质疑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当时互联网上，随便一张照片，比如警察面前有一个人在下跪，或者一个人躺着抱着警察的腿，舆论就会批判警察，你看，民众都被迫给你们下跪了，都躺在地上嚎啕大哭了，你们还无动于衷，你们多坏！这个国家的体制一定是出了问题！至于照片背后到底是什么故事，是个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大多数人是不关心的，发泄不满就行了。

对公权力是否应该压制某些宗教扩张的态度，网络舆论同样是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这点就不详细说了。

原因三：西方社会内部真实情况的信息越来越多传到中国，由此带来的思想冲击。

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出现并迅速发展，同时中国人出国留学、旅游、工作机会迅速增多。信息来源扩张+发声渠道扩张+接收人数增加，这打破了几十年来少数“文化人”、“意见领袖”对西方世界的“民间解释权”。民间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迅速变得多元化。

由此，西方国家里面一些警察执法的画面和介绍，也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广为知晓。而发达国家里面警察执法过程中“说一不二”、“必须严格遵守警察命令”等印象，传到中国网民这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中不少人对警察执法过程的理解。

要知道，发达国家的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做法，对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舆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多人讨论问题的时候都经常会用这样的论据：你看美国/日本/欧洲就是这样做的。

原因四：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催生了对刚性社会规则的需求

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还不深的社会而言，人口流动较少，人情化社会的特征就容易显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家长里短、邻里小矛盾、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些特征就使得警察倾向于“和稀泥”，因为他会觉得，都是亲朋邻里，小矛盾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互相理解一下不就好了吗。甚至基层还有这样的情况，丈夫家暴，警察把丈夫抓了，结果妻子却不愿意了，向警察要人甚至抗议。

而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更多的“挣钱多”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往往又在大中城市，这些机会吸引着全国各地，口音不同、文化习惯不同、学历背景不同、城乡差异的各色人等来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买房，娶妻，生子。过去的厂矿机关、单位大院、农村生产队的熟人式生产生活环境，变成了写字楼、商品房小区这样的陌生人社会。楼上楼下可能连话都说不上几句。那么，这么复杂的各色人群，要是发生了纠纷，在客观上就没办法用“熟人社会”的规则来解决问题了，因为大家对“人情规则”的理解可能都有地域或者文化上的差异，彼此也没有什么交情或者沾亲带故。

这样，自然就催生出一种对“刚性社会规则”的需求，这种规则要求尽可能有操作性，而且规则明确，都摆在纸面上，执行力要强，尽可能少的有模糊空间，人对结果的因素要降到最低。

原因五：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开始逐渐占据了互联网话语权

上面一个原因说，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机会导致了对刚性规则的需求。那么中老年人去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找个地方打工，重新买房生子生活的可能性大吗？显然不大。能有这样机会的，往往都是受过一定教育，在大中城市里有读书、生活、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在客观上有对刚性规则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熟悉互联网思维，愿意通过互联网发声表达，还有移动互联网使得这些年轻人发声渠道更加多元化。

原因六：警察执法文明化和规范化

这十多年来，在公众的监督和舆论压力之下，警方自身的执法也在不断规范化和文明化，比如执法记录仪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比如新一批学历较高的新警察补充进了队伍，等等。

另外，天网监控、DNA验证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破案工具更加强大，过去那种“为了破案而想外招”（比如刑讯逼供等）的压力客观上得到了减轻。

再者，警察队伍内部的管理也在不断加强。

原因四和原因六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对警察的“乱作为”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同时城市化带来了不同人群的冲突，使得对警察“不作为”的不满上升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这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即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主要矛盾。”

以上是对1、2的社会舆论思潮来龙去脉做的分析。

其实很多人这么关心瑞典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内事务情绪的投射。这种投射包括四个方面，在本文开头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未来我国的公权力在基层普通纠纷事务上的执法是否会改变现在的“我弱我有理”、“和稀泥”、“按闹分配”的逻辑呢？

最终肯定是会改变的，因为城市化会继续，工业化会继续，对刚性规则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时间流逝，一个社会的旧人肯定会被新人逐渐替代的。

但改变也不会是那么快，因为这种需求出现不久，还不太稳定，舆论还经常摇摆，甚至经常自己就做不到刚性。

比如我举个例子，很多人说，看到这位中国游客在瑞典大哭大闹倒地，就立刻想到了国内一些闹的，碰瓷的。那么好，我如果把这个例子换回中国：

如果是一个中国游客，在中国的酒店这样做，被中国警察抬出去扔到近郊了呢？

当然，受瑞典事件的影响，有些人肯定会说，我也支持！我相信舆论也会支持！

那么，我们把游客身份换成警察和小贩呢？如果小贩违反了不许摆摊的规定，按照某个城市的规定应该被扣留三轮车和货物，不能再卖，而小贩不同意，没碰就顺势躺倒，在地上大哭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所以警察只好按照某些从北欧先进国家学习来的“惯例操作”把他带上车扔到了近郊地铁站了呢？

这个时候社会舆论还会觉得应该“按照条文”去“刚性执法”吗？恐怕就有动摇了吧。

那么再进一步，如果这个小贩被带离现场扔下之后，很不幸死了呢？

这个时候社会舆论还会因为警察执行了文字上的规定，就继续支持他吗？

如果再再进一步，媒体又发现，这个小贩家里孩子有残疾，老婆有病，家里生活很困难，冬天还没有通天然气取暖，一家人靠他这个顶梁柱过日子，现在整个家都塌了呢？

如果再配上一段采访，孩子哇哇大哭，母亲抱着孩子不住流泪，背景是开裂的墙皮，简陋的饭菜，和摇摇欲坠黑乎乎的桌子呢？

舆论还会仅仅因为警察确实执行了“字面上的”条文，而一如既往坚持支持警察吗？难道不会引发公众对伤害“弱势群体”的愤怒吗？公众难道不会联想到高房价、看病难……这些自己被割韭菜的痛苦，然后把这些投射到直接造成了这样惨剧的执法者身上吗？

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刚性”、“讲规则”的角度看，警察是不是在现场应该对被执行人做某个动作，按理说，应该是看法律条文和执行守则的，而不应该看这个人家里有什么人，孩子是不是有病，老婆是不是怎么怎么样，生活是不是困难，是不是有客观上的苦衷，是公务员、富人还是受同情的小贩、是有钱的游客，还是没钱的韭菜的。这些都不是警察在执法现场应该考虑的东西，他也不太可能掌握这些信息，即使掌握了，在条文上也没有被允许参考这些来选择性执法。

而且，如果警察执法动作本身没问题，他死和不死，甚至也都不应该成为判断依据的。谁知道他有没有病，这个是警察没法判断的。

但舆论评价的时候，可能做到这么客观、冷静，中立，甚至冷酷吗？能做到不掺杂其他的社会情绪，而仅仅就事论事吗？

如果舆论做不到，那对于警察而言，如果我严格执法，出了事（比如伤亡）舆论会大量指责我，会引发网络上的愤怒，我可能会丢工作；反之，如果我和稀泥，糊弄过去，顶多只是有人不满，却不会酿成公众的情绪上的激动。

两相比较之下，自然是前者的潜在成本高啊。那么为什么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甚至还可能出现“薛定谔式”的社会舆论。比如由于执法对象不同，执法对象的过往经历、遭遇不同、以往是品学兼优还是考试作弊、是富二代还是贫困山区的孩子，爹是局长、开发商还是程序员、甚至颜值，都可能会影响到舆论对执法结果做出不同标准评价的倾向。

很多人觉得自己能抵抗“我惨我有理”的逻辑，其实可能只是因为没有遇到，或者是遇到了甚至都没觉察到自己也陷入了这样的逻辑。

而且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上还有很多支持这种逻辑的人啊，他们的民意同样也是民意啊。作为公权力，同样也会受到这部分人的压力啊。

还有很多人，只是对有意识的、主动表达的“我弱我有理”产生了情绪上的反感，但如果“弱”的信息并非是从当事人嘴里说出来或者表达出来的，而是第三方无意透露的，把“主动卖惨”变成“无意中露出的悲惨”，很多人又会被俘虏了。

说的不客气一点，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真的做到非常冷酷地就事论事的，在评价时总是会多多少少掺杂一些其他因素带来的社会情绪。而且如果真的做到了，把社会变成一个犯点小错，稍微触碰刚性原则，就引发冷酷制裁的环境的话，到时候，恐怕有些人是要“叶公好龙”的。

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欢明确标定、刚性规则的社会，因为从小就是比较不喜欢各种人情世故的，尤其怕给别人添麻烦，最头疼各种“没有公开亮在纸面上”，或者“在纸面上但模糊执行”的软性规则。以我“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态，很难做到去通过“人情运作”去获得软规则中的利益。我最希望的，就是整个社会运行在完全透明的规则之下，你甚至不需要有任何人情交流，只需要按照规则去调用各种机构提供的接口，就能活的很好很流畅的那种。相反，如果有人去破坏这样的刚性社会规则，以非合法的形式和参数去调用这些接口，就会遭到严格的惩罚。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对于很多朋友而言，那样的社会其实不一定顺你的心意。因为中国社会的人情化传统存在已久，这些传统也同时存在于现在活着的每个人身上，只是多少的区别。如果真的“刚性化”，很多人到时候是会“叶公好龙”的，是会怀念“浓浓的人情味”、“最美的风景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