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菲律宾与“拉美领导人”杜特尔特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于圣明】

自2016年上台以来，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就以其不同寻常的言论和行事风格而在东南亚地区闻名，还进而具有了世界性的知名度。他甚至还在某些外国媒体的论述中被与埃尔多安或普京等政治强人所相提并论，许多人也在寻找他与美国的反建制派总统特朗普的相似性，并进而试图论证杜特尔特的出现是所谓“全球民粹主义回潮”中的一部分。

这一思路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在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总统做出这些对比和分析的时候，许多媒体都将目光集中于广泛的，所谓世界性的“威权”和“民粹”之上，而较少注意到菲律宾本身的传统与发展历程的影响对杜特尔特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所起到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在分析中把菲律宾的诸多发展特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在菲律宾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下，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的上台，可能和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诸多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产生，而非当代环境下其他地区的所谓“强人”的出现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网络图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无论是杜氏以亲近下层民众，强调与民众直接对话的执政方式，还是其特立独行，甚至堪称“粗暴”的行政手段和以所谓“反美”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为本国谋利的外交政策，都与俄罗斯、土耳其等较之菲律宾实力更强也更有野心的所谓“强人政治”国家有着一定区别，而与处境更加相似的，所在国家的“依附性”更强的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比如执政前期的查韦斯等人有着更多的相同点。这种相似性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与拉丁美洲两地历史和发展路径的相似性所导致的结果。

具体而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菲律宾和拉丁美洲都经历过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也同样在独立之后受到了美国的巨大影响。这就使得二者独立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均同时受到多重相差极大的不同制度的混合影响：原住民村社制度的遗存（尽管拉美和菲律宾原住民村社制度的具体方面不尽相同）使得前现代的血缘家族纽带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的部分落后地区依然顽固地存在，从而阻止了现代社会组织向基层的拓展。西班牙人带来的大地产制度则使得两地的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地产者之手，导致了大量无地少地农民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间接导致了大量破产农民因为在农村无以为继进入城市谋生的情况，又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居住于贫民窟中的穷困阶层，并使得社会治安和国家稳定面临挑战。

在这种政府基层控制力薄弱，经济发展成果难以惠及相当一部分大众，地方传统势力强大，上层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无论是拉美还是菲律宾引入的西方代议制民主都难以适应这种局面，而成为了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之下各个政治家族以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互相博弈，乃至遂行“输家政治”的场所。

同时，美国在拉美与菲律宾强大的影响力，又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大部分时候都不得不对美国惟命是从，这不仅让美国产品的倾销挤压了本国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缺乏灵活性，有时还要为了配合美国的相关战略而对本国国家利益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

如上所述，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在历史际遇上的相似性使得二者面临着较为相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即经济上严重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民族资本生存艰难，政治上山头主义横行，家族垄断和腐败问题严重，社会上局势动荡，犯罪活动较多，甚至出现游击运动蓬勃发展，外交上缺乏自主性的情况。而美国在二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介入和控制虽有其正面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深了这种困境。

在面对相对一致的困境的同时，同为实行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发展中国家的菲律宾与拉丁美洲在政治治理上提出的对策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造成了二者在二战结束以来政治发展历程的相似性：在冷战早中期，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如智利、巴西等一样，都经历了一段相对正常的议会民主政治发展时期。

而到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期，在全球范围内左翼运动高涨，原有政治体制出现危机，美国谋求进一步加强对各第三世界“盟国”控制的大背景之下，拉美各国和菲律宾都出现了一批相对而言更加“威权主义”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这些人或势力大多拥有军队背景，或得到军队的支持，得以在美国的默许下在所在国家实行较为长期的统治。其中的典型代表有菲律宾的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阿根廷的军政委员会，巴西的军政府等。这些政府一般利用民众对社会动荡和腐败的不满而通过选举或政变获得政权，并通过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试图用军队较为擅长的铁腕手段来解决上文所述的这种困境。这种军政府治国的体制在实行初期，确实对上层腐败，党争不休，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状态有一定改善。

（网络图片：1965-86年在菲律宾任总统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和1973-90年任智利总统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二者都是在冷战中后期在本国长时间执政的威权军人，有浓厚的外国支持和军人专政色彩）

不过，军人政权的缺点同样明显，军人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大力打压文职官员和心怀不满的民众，并过度拔高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加之军政权后期腐败和经济发展迟缓的情况仍无法根除，使得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日渐积累，最终使得拉美各国的多数军政府在80年代被相继推翻，各国得以回归到文职政府和定期实现政党轮替的相对正常的道路上去，这一时期的菲律宾也同样通过多次人民运动推翻了马科斯的军人政府，实现了民主政治的“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在拉美和菲律宾再次执政的民选政府大多致力于限制总统和军队的权力，以防止再次产生军人专政，且开始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策略，并以取消军政府时期众多压制性政策和对异见人士的平反等手段获得了民众支持。这一时期拉美比较著名的政治领袖，如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小弗雷等人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清算军政府”和“进一步推行或维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其重点施政方向。而在菲律宾，同样的工作则先后由民主化后首任总统阿基诺夫人和继任的拉莫斯完成。应当可以说，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大同小异，但拉美和菲律宾二者本时期的政策依然有其相似性。

但自90年代以来至今，无论是在菲律宾、秘鲁、巴西等国不断出现的腐败丑闻、政治交易等情况，还是在菲律宾依然屡见不鲜的政治家族之间的仇杀与舞弊造成的社会动荡，都足以让人意识到，曾经困扰拉美和菲律宾两地的“相似的困境”仍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而在近几十年中屡屡在拉美爆发的债务危机，也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远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因此，自从新世纪以来，一部分对传统民主政治和精英政客再度燃起不满的选民便试图重新推选出一批相对而言更有活力的“反体制”人物来改善现状。

在拉美，这种新世纪“反体制”人物的代表有相对“轮流坐庄”的自由主义委内瑞拉政府表现出更多独立性的查韦斯，具有左翼工会背景的巴西总统卢拉，在2018年墨西哥大选中胜出的，鼓吹“墨西哥第一”等激进口号的奥夫拉多尔等。这些强调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公平的“民众主义”政治领袖通过展现亲民形象，开展更多的民生工程，增加社会福利，展现外交上的独立姿态等一系列手段获得了大量选票，在得以上台的同时也在其任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民众支持率。

而杜特尔特这个特立独行的“体制内”人士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是菲律宾这个“**被巨大的海上浪潮带到东方的拉丁美洲国家”（汤因比语）**为解决自身的“拉丁美洲式”的困境所拿出的最新“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激进的内政措施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让选民们看到他“治理犯罪”、“反对腐败”和“改善外交条件”的成果，而其口无遮拦的言论风格则更能够引起草根大众的情感共鸣。可以说，这样的手段及其效果与新世纪以来拉美“民众主义”领导人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可以被看作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拉丁美洲和菲律宾政治治理相似性的最新例证。

总体而言，虽然杜特尔特执政风格的形成与可能与其个人经历关系更大，也确实与之前几任菲律宾总统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给人以突兀之感。但其当选及受到民众鼎力支持的情况，则是菲律宾作为一个经受了西班牙和美国先后影响，自身前现代传统又根深蒂固的“拉美式”社会，寻求解决其“拉美式”问题的方案的一种并不意外的尝试。如果将杜特尔特其人放在一个拉丁美洲式的背景之下，他的种种言行也许就将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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