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创业者——论俾斯麦解决问题的方法_风闻
余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2018-09-15 00:43
之三：我来到这里，为了迎接所有人的反对
昨晚跑去听了场瓦格纳歌剧选段音乐会。不太意外，听到的是一个庸俗版的瓦格纳。唐豪瑟、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筛选的几乎都是那些关于爱情、婚姻、歌颂的片段，拼凑出一个高雅艺术（素质教育）的瓦格纳，非常符合中产幸福观。听过一百遍的婚礼进行曲又被演奏了一遍，而节目单里唯一的葬礼进行曲和勇士之歌“齐格弗里德之死”居然被临时去掉了……难道他们已经失去演奏悲剧的能力？爱情、幸福当然也很好，但是太片面。没有女武神，没有黎恩济序曲，没有诸神的黄昏，倒是有纽伦堡的名歌手那句“神圣罗马帝国化作一缕青烟，神圣德意志艺术万古长青”，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而已，悲剧性的史诗意味已然被抹去。当然，要知足，毕竟这是一个无数人认为娘炮代表进步的时代，还能听到他的音符就不错了。瓦格纳之灵早已回到众神殿，中国当代的摩罗诗力也尚未出现。很多年前，德国人蜂拥而至歌剧院和音乐节，聆听这位德意志的messenger。瓦格纳奋斗的时期也正是俾斯麦奋斗的时期。还是继续谱写俾斯麦的乐章吧。
超凡创业者——论俾斯麦的方法（铁和血背后的精致乐章之七）
恩格斯曾批评俾斯麦没有眼界，只有坚强的意志和策略。恩格斯有这个资格，然而其他大多数批判者缺少的恰恰是俾斯麦拥有的东西。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改变世界的能力这一点，俾斯麦无与伦比。本章我将暂时离开具体事件的描述，转而挖掘总结俾斯麦身体力行的方法是什么。需要提醒：俾斯麦鸡汤，不是所有人都能服用。
他经常做了再说，不纠缠于嘴上道理。
比如初试锋芒就“解决”了国王与议会的预算冲突。他的方法不是非要在法理上争个一清二白，而是往前一步，不向议会提交预算就拨款，等战争胜利了再让议会追认。这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战争失败了呢？普奥战争之后和普法战争之后，都有人对他说：“差一点，您就是一个罪人啊！”可以说这是赌博，也可以说这是决断和勇气。弱者赌博，否则无以痛快毁灭自我，强者决断，否则无以成就千秋功罪。
1867年，国会和君主再次为军队预算争吵。国王要求永久预算，国会要求三年一审。俾斯麦的办法是授权军队预算的审核间隔为四年，因为他预测到了1871年，可能会发生某些大事情来改变事态。四年后果然普法战争爆发了，预算审核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这个体重超标的大个子就是这样在时间的刀锋上跳舞。
他的成就依靠做大量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得来，而不是依靠姿态和大话，更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赢者通吃。
埃克在《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里描述了他在普奥战争后为获得和平而遭遇的艰难——在沮丧中，他写信给妻子说：“我们不能夸大自己的需求，不能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与我们的努力付出相适应的和平，可是我们的国王，既容易沮丧又同样容易陶醉，我得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给酒里掺点水，把真相说出来，我们不是单独在欧洲生活，旁边还有三个邻居。”王太子的日记里说，俾斯麦又在国王面前哭了一次。在王太子的支持下，俾斯麦总算打消了国王进军维也纳的念头。
他富有耐心，特别是做好事从不着急。
1863年，普奥战争之前，为了与奥地利提出的德国统一方案竞争，他提出替代方案——这位以往一向给议会难堪的先生，竟要求成立全德意志直选议会，以笼络资产阶级人心。所以他并不一概反对议会政治，只是要用在最必要的时刻，来实现更实际更重要的目标。
他对工人运动往往无情，却长期思考过工人的贫困问题，只是不急于让同情心占上风。“只有当他所信仰的东西恰好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时候，他才将其予以实施。（泰勒）”当他需要争取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以抗衡中央党的的时候，才提议由国家负担部分社会保障费用，于是在全世界率先创造出福利国家这个全新事物。
他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他原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在法兰克福议会时代，为了打击奥地利，他居然利用“丧权辱国”的条款。他提醒俄国外交官，德意志邦联宪章第36条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人感觉受到了德意志邦联成员的冒犯，就可以到议会投诉这个成员。
他在回忆录里通过一位俄国老兵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诚实的敌人胜过虚伪的朋友！”他可以随时摒弃情怀和意识形态，为实际利益服务。
所以俾斯麦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吗？他的行为准则就是国家主义的惟利是图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认为，俾斯麦不是小商人，不是政客。他诠释了什么叫作“责任伦理”。
他和近现代伟大政治家一样懂得权衡利益，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做抉择。他的先驱，法国名相黎塞留（就是文学家大仲马在小说《三个火枪手》里拼命反对的那位），为了法兰西民族利益，会让天主教的法国和异教徒的土耳其结盟以对抗哈布斯堡王室，从而打破了欧洲人的圣战套路。俾斯麦不过分追求事物的名分，只追求实质，从不阔谈何种主义，只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们。
黎塞留
1848革命中的德国议会为了理想而仓促行事，却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这是德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吗？2011年，善男信女们为了脑海里想象的自由民主而支持阿拉伯动乱，却只看见尸横遍野，蜡烛不够用，这就是“善良”人们希望的吗？负责任的政治家要考虑政治行动的后果而不只是理想（幻想），更不是一时之爽。
我们已经看到俾斯麦是怎样痛苦地节制自己，但主要是德国人的冲动的。然而这种政治品德正在德国丧失，从普法战争就开始了。几十年之后，德国轻率开启世界大战而失败，这个被丢失的政治品格才由马克斯·韦伯通过《以政治为业》这篇演讲重新阐发出来。
韦伯区分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前者指为了信念（价值观）而不顾一切，往往带来巨大灾难，后者考虑行动的真实后果，往往举步维艰。
韦伯
如果说拿破仑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俾斯麦就是韦伯的克里斯马**（超凡政治家）****。**
俾斯麦善于区分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不以价值观遮蔽对现实的观察和把握。
拿他著名的“铁和血”言论来说。泰勒认为，“铁和血”是对事实的陈述，而非对原则，或者价值观的表达。这一点很重要。不能认为俾斯麦在价值观上很嗜血，只是有时候非如此不可，否则就会有更多的血。想想曹孟德那句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孟德向您微笑
俾斯麦本人的回忆录并没有对铁和血多加笔墨，那是新闻媒体和德国“网民”的大惊小怪。他的回忆录里只记录了他向被媒体惊动的国王解释“铁和血”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国王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一斗争中的成功，议员们应该把尽可能多的铁和血放倒普鲁士国王手里，以便国王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把它投向这个或那个天平的秤盘上。”铁和血不是滥用暴力，而是掌握和利用力量，做出决断和担当。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是一个文官，甚至从来不看同胞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果说价值观，那么他的价值观之一是文官控制武官。每次战争他都把胜利果实从军队手中窃取出来，以免被他们滥用。军队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想办法排挤他。可惜，俾斯麦完全依靠自己的超常能力，而没有从组织上限制军队。
他并不喜欢战争，除非战争能带来确定的奖励。他也不怕战争，只是审慎地考虑战争，直到无可避免。千万不要忘记，同时代的其他列强打了更多的残酷战争，而俾斯麦仅仅通过对奥地利的适中战争胜利，就完成了北德意志的重建。今天却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批评德国一样去批评列强的嗜血原罪，这才是意识形态的诡计。
在《列那狐》里，狮子隐喻贵族，狐狸隐喻新兴资产阶级。俾斯麦综合了狮子与狐狸这原本对立的二者的气质，
他曾经认真的经营庄园，这让他知道关于生产生活的很多实际，指导他注重事实而不是空谈。**农业事务上的比喻丰富了他的语言，可能俾斯麦也是会说出“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才知道”这种话的。**他也熟悉资产阶级的经济套路，对犹太金融助理，他也一直信任有加。
他也许缺少恩格斯意义上的哲学社会学眼界，但不缺少大局观。德丹战争前他曾经说过，“议会的问题在于，每一个政客每次在棋盘上移动一粒棋子就以为这是自己最终获胜的一步，所以大家误认为我没有指导方针经常变换立场，却不明白我是在下一盘棋。”
他成功引领了时代潮流，也被潮流冲走。他在色当与被俘的波拿巴皇帝见面，两人竟然都落泪了。两个犯错的人，知道无法挽回被他们释放出的幽灵了。波拿巴本人一直在利用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冒险工具，玩砸了，又不肯放弃个人荣誉担当宣布投降的责任，使得战争继续下去，迅速残酷化。
那一刻他们想起了波拿巴的伯父吗？那个曾经傲视德意志，被黑格尔称做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人。现在时代精神落在了俾斯麦身上吗？不是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时代冲动，只是短暂停留于斯人，俾斯麦也驾驭不了，只能默默地坐在波拿巴身边。他努力避免新时代，却注定扮演了新时代的助产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帝国主义已经无可阻挡，下一次只有打到毁灭为止，才会创生出新的世界。
俾斯麦创业手册
作为一个普通创业者来说，我要对俾斯麦表示我个人的敬意。俾斯麦体现了一种成熟坚忍又灵活的创业型人格。
把俾斯麦建国类比成一个企业家创建了公司并成功上市，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庸俗，不过他确实像创业者一样抓住一切细节和机会。
细节与灵机
对创业者来说，错过一步就会错过很多。普法战争之前，他面对意外收到的关于波拿巴的电报；威廉一世登基前一刻，他面对走进大厅准备喊“德国皇帝万岁”的巴登大公（见第五章），以及其他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如果他稍微偷点懒或者反应迟钝没有出手，世界就会不同。
事业的达成，并非有了理想、纲领、资金、团队，然后按部就班就能做到，绝对不能缺少生生不息的努力和灵机一动，才能点石成金。俾斯麦的时间感是互联网创业者的时间感，枕戈待旦生怕错过一个环节。
很多碌碌无为者或者梦想家，只仰慕创业者的表面成就，看不到他们做了多少不会引人注意、不会被人称赞但是极其重要的“小事”。往往那一小步就是决定性的，也只有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才能敏锐意识到那一步，并且克服自己的惰性去做。大多数张扬的人只是在撑场面，做样子，不会去为夯实基础和解决问题而付出。
摇摇欲坠
在那些称颂俾斯麦的故事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俾斯麦又成功了！仿佛他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但看过前面的章节，就知道事实上他只是不断地在把一个又一个失败勉强踢开。
这才是获取胜利的本来面目，如同互联网思维代表作《失控》里所讲的生命与技术的进化模式——造物总是摇摇欲坠，向后一步是深渊，向前一步也不是天堂，而只是获得奔向下一个摇摇欲坠态势的机会。
进化需要有阻力，在阻力几乎与动力相等的情况下才会有进化的成功。普鲁士的邻国波兰，曾经称霸一时，然而佩里·安德森认为，当波兰人躲开了北欧的危险海岸线，转向肥沃的乌克兰平原过上好日子，衰败就已经埋藏好了。普鲁士依然在北方海岸线艰苦对抗强大的瑞典，在一个个几乎亡国的灾难之中达成了国家的进化。没有阻力的改革注定不会成功。俾斯麦欣然接受所有阻力，一个一个地去对付。在时人眼中的景象，是俾斯麦随时会崩盘。一个接一个的成功只是后人眼中的错觉。
美国学者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里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三轮车和单车哪个稳定？静止状态下肯定是三轮车，自行车没法站立。但是一旦运动起来，三轮车是非常笨重的，而自行车，只要掌握了骑行方法，就会非常快速灵活。这就是所谓动态平衡，左一脚右一脚，挥洒如风。这个技术的例子用在世间其他事务上也一样贴切。俾斯麦就是动态平衡的大师。论成败是后人的形而上学，俾斯麦则是发展辩证法的道成肉身。
分布式计算
俾斯麦说：“我必须一个一个的尝试每一种方法，最后尝试最危险的方法。”在这句话里，政治审慎和现代产品理性结合在了一起。
俾斯麦的行事路线具有某种“分布式计算”的道理。他从来不是一味的尝试强硬方法，而总是尝试在几条道路上同时试探，不断地比较衡量，不仓促做决定，最后走到哪里就是哪里。类似互联网产品的AB测试，或者类似机器算法的多策略推演比较，绝不在一开始就锁死某一条路径。
政治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自动化运动，而是和创业很像的一种活动，总是要求超越以往秩序，做出决断。物理系出身的经济学教授陈平老先生，一直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认为均衡意味着静止和衰亡，颠覆式创新才带来生机。不过颠覆不是乱搞出来的，也不是不顾一切的掀桌子革命，而是充满了小步快跑与对自然涌现出的时机的把握。
俾斯麦关于政治学的论断超越多数政治学教授，他说：“政治不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科学，它们是在每一个瞬间，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做出最无害最有利的选择的能力。”政治创造意味着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远的博弈，不断的适应变化，相机行事。直到今天，自由主义或者程序主义的思想家们还是以为，只要在纸上画出一套程序，政治经济就会自动运作下去。他们太不理解什么是人类的伟力。俾斯麦至少在努力，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客只是在假装面对问题。
泰勒说，俾斯麦不是梅特涅那样的制度制造者，除了他的保守主义，他还是一个处于自由放任年代的人，是新时代的推动者，做出了一些违反自己意愿的创造性活动。然而晚年俾斯麦也犯了错。他以为事情只要创造出来，就会自动运转下去，只要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已经建立，一切就会按部就班，他只要做些调整就可以了，结果他创造出了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
后世的庸人们如果无法把握好先人的遗产，就会责怪先人不该开头。这是人类经常发生的事情，你会听到有多少人面对现世的矛盾，只喜欢去责怪耶稣责怪马克思责怪毛泽东带来了斗争，责怪政治伟人没有只留下好东西而是好与坏一起留下，甚至责怪自己的种族天生有问题，最好被别人殖民五百年。
一直有人爱引用马克思谈波拿巴的话：“历史总是上演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用这句话可以批评所有失败者，而自己很安全。但我们忘了，使波拿巴成为闹剧的，是另一个伟大人物，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