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荐小说《伤痕》发表前后_风闻

 

编者按：

1978年8月， 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因《文汇报》整版发表其小说《伤痕》而一举成名，小说《伤痕》发表后引发了巨大轰动。“伤痕文学”一词也成为20世纪后半期反思和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代名词，反复被当代文学史提及。

关于《伤痕》得以最终在《文汇报》刊发的前因后果，正如卢新华本人所归纳的“众缘成就”，囿于各种原因，这一事件的数位见证者对相关细节回忆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历史的真相终究会在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建构中廓清迷雾而逐渐清晰。

今年正值《伤痕》发表40周年，本刊特邀当年因在复旦中文系墙报上看到学弟卢新华的小说感同身受而将其推荐给《文汇报》资深记者钟锡知的孙小琪女士撰文，回忆其促成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的心路历程。孙小琪其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1978年毕业留校后任新生指导员、助教，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入校，

墙报上看到小说《伤痕》

1978年春季，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进校。按复旦大学各系的编号，中文系是“11”，第一批新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生，他们班的编号就是7711。当时，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7511的学生，三年级，正面临毕业。

我是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住在4号楼，一二两层住男生，三四两层住女生。4号楼里经常有各年级的墙报，1975年是“批林批孔”的内容，1976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走廊拐角设了灵堂，女同学用白色绉纸扎了一朵朵纸花，扎成花圈摆在灵前。墙报上贴满哀悼总理去世的诗文。那时，中国往何处去的忧虑在同学间常有交流，只是还在私下议论的范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校园里开始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清算他们的倒行逆施。那时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要把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补回来。新生进校后，很快有了新的学习气氛，时间变得异常宝贵，很多人走在路上到了食堂里还在背单词。每到晚自习时间，争先恐后去图书馆、大教室占座位。整个校园静悄悄，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书本。

历史的原因，工农兵学员和恢复高考后进校的同学联系不多。但中文系学生都住在一幢楼里，二、三、四楼的同学，每天至少三次上下楼梯，去食堂或是去教室，要从一楼通往出口的楼道走过。

新生进校一个多月后，7711在正对着上下楼梯的一楼拐角，那一面平整宽敞光线比较好的墙上，贴出了新的一期墙报。那天，我拿着饭碗提着暖瓶下楼，看到有几个同学站在墙报面前，便也走过去看。墙报是新贴出的，很平整。左上角第一篇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写在方格稿纸上。那字写得很漂亮，我就从这篇开始看。小说写了十六岁的中学生、知识青年王晓华，因为母亲被打成“叛徒”而坚决与之决裂，下乡九年，与母亲断绝关系。在农村刻苦锻炼自己，希望革命队伍能接纳自己，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出身不好”始终魔鬼般缠着她，甚至影响着男友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母亲被平反昭雪，等她赶回家，妈妈已悲惨地死去，临终未能见到最心爱的女儿一面。故事情节很简单，但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主人公，尤其以这样的方式写，显然与我们一直以来，只写高大全英雄人物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相违背，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我没有看墙报上其他文章，很快离开了。王晓华的故事使我难过，但还没有到失态的地步。

图｜卢新华（中）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与同学唐代凌（左）、李辉（右）合影

受《伤痕》触动，对主人公遭遇感同身

我的父母，都是在十几岁时离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因没人能证明的“历史问题”，几乎被审查了一辈子。母亲是小学校长，“文革”开始即作为走资派被批斗。我去淮北下乡插队务农，心里就有和家庭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和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只是，我的“出身问题”仍然紧紧相随，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魔咒，缠绕着我，无论怎样努力也跨不过去。我梦寐以求的上大学，是在连续两年因出身问题被打回后的第三年，当时我已加入了共产党，已担任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但仍因“出身问题”受阻挠。听说是复旦一位来当地招生的青年教师，他坚持了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个人表现”而录取了我。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位教师是谁，但我的命运却因此而改变。王晓华的命运和我何其相似，我对她深切的内心痛苦感同身受。

很快，那墙报面前便总是挤满了人，还有人拿着本子在抄录。我们班几位女同学议论，都觉得内心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还连着看了几遍。曾睡我上铺的同学，白天人多没看完，晚上又悄悄下楼，在灯光下仔仔细细看了两遍，说有些知青细节像是在写她。那几天，每天从那墙报前走过，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常常听到有同学在议论《伤痕》，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当时，7711同学进校不久，互相还不熟悉。我自己所在班的同学都面临毕业分配，有很多事要忙。

晚上，我独自到校园里散步。我热爱文学，很珍惜在复旦读书的机会，我希望自己将来的工作是搞业务。我又想到了那篇打动我的《伤痕》，想到了“文革”中爸爸贴在家里车水马龙的后门口的“认罪书”；想到有一次我发烧在家里躺着，仍被叫去参加妈妈的批斗会，看着妈妈和几个人被押着，一个个低着头走出来。我也想到了我的善良的不识字的小脚好婆，怎样在各种她搞不懂的政治经济重压下，苦苦维护这个家；想到我一年多前因白血病去世的妹妹，她才21岁！在她患病的五年中，爸妈都只发生活费，要借钱给妹妹治病。我和姐姐弟弟都下乡，中学生的她好多年都找不到工作，是怎样承受着政治经济的双重重压。“四人帮”粉碎的时候，妹妹已病重，仍坚持要参加庆祝……泪珠在暗夜里滚滚而下，我突然觉得，这篇小说好像在呼唤着什么，呼唤内心久已有之的委屈痛楚，呼喊对爱和忠诚被毁坏被践踏的痛彻心扉的痛苦和愤恨，呼唤人的尊严的回归。我想把这个感觉告诉别人，我想如果能传播出去，让大家都看到，这呼唤会不会变成呐喊？！

图｜小说《伤痕》诞生地，今日复旦大学4号楼

《伤痕》引起《文汇报》资深记者

钟锡知关注

我和弟弟1969年1月去安徽蒙城插队落户务农，当时都是初中生。我们同一列车去的那一批，大都是积极主动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农村奉献青春的。其中我的朋友俞自由所在的知青集体户是知名的先进，在科学种田、改变农村贫穷面貌方面成绩突出，《文汇报》记者钟锡知曾专门对他们进行过采访，撰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整版发表在《文汇报》上，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老钟是《文汇报》资深的有几十年从业经历的新闻记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很有激情，后来渐渐成为很多蒙城知青的朋友，回上海时，我们会相约了去他家看望。他所在的报社部门，与复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组、现代文学教研组有联系，我到复旦中文系上学后，与老钟联系就比以前多些。他曾问过我系里几位教师近况，说有时候一些文章发表前会请他们看看。那时，能在《文汇报》上发一篇文章，还是很被看重的。

图｜曾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的资深记者钟锡知

我和俞自由虽同在蒙城县插队，但不在一个公社。因为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遇见了就有很多话题，说不完甚至还会互相写信，家事国事天下事，探讨人生之类，就如现在所说的闺蜜。那时经常一起相聚的，还有一位戴小平，也是同一列车下乡的知青。戴小平和我同是复兴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后来她回上海在第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医院工作，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都在虹口区。那时，我们三人之间无话不谈，包括个人生活的琐琐碎碎。在复旦上学时，上海同学一般都在周六下午或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返校。那个周末回家，我把《伤痕》的故事描述给戴小平听，也把学校里关于《伤痕》引起的反响告诉她。后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俞自由。俞自由当时还在安徽任职，是蒙城县委副书记，正经受着“四人帮”粉碎后的政治风波。那几天她正好在上海。俞自由把《伤痕》告诉了老钟。这些细节，是很多年后戴小平告诉我的，虽然我不很记得，但却是完全可能的。   

图｜1978年毕业前夕，孙小琪摄于复旦大学正校门

当晚亲自将《伤痕》手稿交钟锡知

那天，我到中文系办公室，和老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当时，电话还是我们生活里的稀罕物，电话机在中文系办公室的办公桌上，谁要打电话，如果正好办公室人多的话，说话就很公开。那时的中文系办公楼，如今是复旦大学校史陈列馆，在登辉堂隔着大草坪的对面，临近校园西面围墙。而4号楼在校园的最东面，从4号楼到系里，要穿过被称作“南京路”的整条校园要道。我在电话里告诉老钟，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4号楼一楼墙报上贴出了一篇小说，也说了《伤痕》的大致情节。小说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看着看着就哭了。但也有人是反对的，认为方向错了，出了“格”，犯了“禁”。我也说了自己对这个作品推崇备至的观点，套用了学过的文艺理论，说王晓华这个人物符合“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问他《文汇报》能不能发表？当时老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后来好像说他自己或是报社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我们在电话里约定，我去把原稿拿来，来得及的话晚上就送到他办公室去。

放下电话，我有点激动，急匆匆回到4号楼，找到住在二楼的系里分管学生工作的张德明老师。张德明是比我高两级的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留校的，后来任职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之后又去上海教育电视台任台长等。那时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在学生宿舍楼都有自己的宿舍。我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我和张德明说了要把卢新华的《伤痕》送《文汇报》的事，他很快就从卢新华那里要来了《伤痕》手稿，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一小叠，交给我。我拿了稿子就马上出发了。

我是骑自行车去文汇报社的。复旦在市区东北角的郊区，《文汇报》在离外滩不远的圆明园路，到那里时天已完全黑了，天上有很大很亮的月亮。老钟坐在办公室临窗的阳台上等我，许多办公室都还亮着灯，我从那次知道，但凡办日报，晚上加班就很寻常。我进门时，老钟笑着说正等你呢。又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好像解释说是著名舞剧《吉赛儿》里一句关于月亮的解说词。把稿子交给老钟，稍微坐了会儿，我就回家了。圆明园路离我溧阳路的家不远。

那之后，我没有再过问这件事。当时我还不认识卢新华。

图｜卢新华（右）和同班同学陈思和合影于复旦大学校门口，巧合的是，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图｜当年分管中文系学生工作的张德明，后任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

应邀撰写评论《〈伤痕〉出了“格”吗？》

1978年夏季，我毕业了，仍留在中文系，担任1978级新生的指导员、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助教。那个假期我外出了。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8月12日老钟给我寄了报纸，附了短信。信中说：“卢新华的小说已发表，反映是好的，而且较强烈。因为是你推荐的，特寄上报纸一份。”我是从这张报纸上看到发表后的《伤痕》的。很快，这篇小说成为上海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不久，《文汇报》上开始关于《伤痕》不同意见的讨论。我在溧阳路家里附近的传呼电话站，和老钟通过电话，他对我说，你写一篇评论文章，就按你的观点写。这件事使我非常兴奋，当晚就在家里乘凉的阳台上，以吃饭坐的方凳为桌，在有横条线的练习簿上，写了《〈伤痕〉出了“格”吗?》一文，寄给了老钟。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作品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方面，与多年来的文艺作品不同，因此被质疑，是因为“长期以来，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文艺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许多至今未能澄清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小说《伤痕》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的，只是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故事举了一个出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语录，说明环绕着王晓华又促使她行动的这个环境非常典型，使这篇小说具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的真实性。种种疑问的关键，是这类题材能不能写，以及能不能这样写（包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悲剧结尾），但“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王晓华这样的年轻人，正在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岗位上，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解释这样的过去。

图｜《文汇报》发表小说《伤痕》剪报，刊于1978年8月11日

8月29日，《文汇报》几乎一字未改地登载了这篇文章，和《红日》作者著名作家吴强的文章排在一起。后来又寄了几块钱稿费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发表文章，又是在刚刚毕业的时候，给了我很大鼓舞。可能因为匆忙，当时老钟给我的信和文章署名，都把我姓名中的“琪”写成了“淇”。今天来看，这篇当时受称赞的文章，处处还是那个时代的痕迹，虽然总体立意和观点没错，在当时有解放思想的锐气，但分析文艺作品的思维逻辑机械，认为小说应承载文学以外的功能。那时思想解放的强劲东风，社会风气的单纯，给我留下让人怀恋的记忆。《文汇报》把我这样小人物的2000字文章全文照登，每次想起，老钟那清癯消瘦的脸庞，热情而快速的语调，眼镜片后那双灵动聪慧的眼睛，总会在眼前浮现。

不久新学期开始，我到复旦人事处报到后，担任中文系7811的指导员，从4号楼三层搬到四层的宿舍。《伤痕》引起的反响始料未及，有报道说《伤痕》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类似的作品相继问世，不少作品都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介入了大众生活。

图｜1978年8月29日，孙小琪应钟锡知约稿，《文汇报》刊发其评论文章《

《伤痕》之后

新学期开学后一段时间，《伤痕》使四号楼很热闹。因为《伤痕》的巨大反响，历史系、新闻系甚至经济系的有些学生也常来四号楼串门讨论，还有的甚至想转到中文系来学习。7711也掀起一股创作热，很多同学投入写作，晚上四号楼按规定熄灯后，还有人在床铺上蚊帐里打着手电写，男同学到有灯的男生浴室里继续看书、写作。那年，系里还同意学生以创作的作品代替论文。有些单位想把《伤痕》改编成电影、戏剧，就派人来谈。我的宿舍只住了我一个人，系里有时就把来访者安排在我这里，讨论，住宿，挑选卢新华提供的一些读者来信，那些来信有几千封。我是在这时候认识卢新华的，我没有跟他说过给老钟送稿子的细节，稿子发表前老钟与他有联系，我以为他已经知道了。那时他突然成了名人，忙于各种事，我们也没能讨论作品或是文学。

最近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看到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自己进复旦前，看过很多中外经典名著，“因为对那个时代充斥在报纸杂志以及舞台上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假大空的‘革命文艺’感到十分反感和厌恶……所以，初读到这些文学名著，在我面前仿佛打开了另一扇天窗，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因此，我心里从那时也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将来要写小说，这些文学作品才是我要师承的榜样。”这使我悟到，当时我看《伤痕》时感觉的耳目一新、别开生面，其实是因为他学习的榜样、努力的目标，是真正的文学，是古今中外大师的作品，与“文革”中或者更早开始的“革命文艺”不同。

钟锡知先生2006年末因病去世，享年76岁。我1983年秋天调离复旦，到上海市妇联主持办《为了孩子》《现代家庭》杂志，忙得昏天黑地，很多年与老钟疏于联系。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赶到追悼会现场，望着他安详的遗容，心里是自责的。

图｜2018年5月，孙小琪（左）与卢新华到访上海文史研究馆，在贵宾厅畅谈往事

卢新华毕业后分配在《文汇报》工作，后来去了美国，近年常有新作问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老钟约他到报社谈修改意见，有16条，印象最深的：其一，原文中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似有影射之嫌。于是另补充两句“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灯火时隐时现。这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了”；其二，春节期间，“邻居的大伯大娘”来看望王晓华，似乎没有阶级界限，后改成“邻居的贫下中农”；其三，整个作品很压抑，结尾要有一些亮色，于是卢便让怀着一腔激愤之情站在外滩水泥墙边的王晓华转身拉了苏小林一把，“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从他的这些回忆中，可以想见当时文化工作者心中的禁锢和顾忌，那是另一种伤痕啊！

图｜本刊主编沈飞德（左）与孙小琪（中）、卢新华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合影（崖丽娟摄）

卢新华认为，《伤痕》的诞生，是众缘成就，凝聚了很多人的心愿和心血。的确如此。我想我的送稿，也是其中一缘吧。我也一直认为，《伤痕》的问世，在那个时候，如春笋，不论早一秒晚一秒，是一定会破土而出的。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有如此普遍如此汹涌的伤痛和泪水，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就能引爆，其强大的内在张力可以想见！后来听说,关于《伤痕》发表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我看到的一些回忆文章，有些在时间节点上有出入，我认为是属于记忆出错。重要的是，大家都重视《伤痕》在那时的公开发表，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价值认同，这就够了。岁月悠悠，今年是《伤痕》发表40周年，重提往事，我把我目睹的、亲历的记录下来，也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中国历史上也是我们个体生命中浓墨重彩的40年。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