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纳粹奥运会，充满“和平”和“友谊”？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无英万夜”

　　 关于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奥运的史事，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中国参加柏林奥运的始末，考证奥运代表团的随团记者，考察报界对奥运会的报道等等，缺乏问题意识。徐国琦在研究中国与奥运关系的近著中，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参加奥运，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面貌和身份，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野心。史慧佳认为，中国参加奥运是体育界推动体育国际化的探索，也体现了国民政府重新塑造国家形象的努力。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者注意到柏林奥运的纳粹性质，亦未将中国参赛放在“纳粹奥运”的问题意识下讨论。中国知识界对纳粹奥运的认知如何，更未见研究者涉及。本文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储安平的奥运采访报道为例，探讨当时知识分子对纳粹奥运的认知及偏差，并对形成此种偏差的原因予以反思。　 

一、纳粹奥运与中国参赛　 

　　 1927年，德国魏玛政府奥委会主席特奥多尔·莱瓦尔德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在柏林举办第11届奥运会的申请。1932年，国际奥委会予以批准。当时纳粹党尚未取得政权，却极端反对奥运会;《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的目的是通过组织没有任何歧视和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纳粹持极端种族主义立场，仇视犹太人和黑人，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与日耳曼人同台竞技。在他们看来，“奥运会是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总之，希特勒对奥运会持消极的批评态度。

　　 1933年1月，纳粹党取得政权，希特勒对奥运仍无热心。德国体育部长奥斯滕则意识到，可以利用奥运来为政治服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受《凡尔赛和约》严苛制裁，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裁军，俨然被降为世界二等国之列。德国通过举办奥运，既可以摆脱外交孤立，改善国际形象，重回世界强国之林，又可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增强国家凝聚力，提高民众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度和支持，为日后进一步实行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创造思想和舆论上的条件。而且，修建奥运场馆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和服务人员，可以间接增加数百万人的就业岗位，振兴德国萧条的经济。希特勒的态度遂从消极转向积极，亲自担任大会总裁，筹办此次奥运。

　　 筹备奥运会之际，纳粹党进行了一系列扩军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活动。1934年7月，纳粹党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致死，试图夺取奥国政权未遂。10月，陆军兵力增加两倍，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万增加到30万，海军亦暗中增加战舰吨位。1935年3月，德国实行普遍兵役制，军队增加到50万。1936年3月，出兵占领莱因非军事区；7月，派兵援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乱。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希特勒写下一篇属于最高机密的备忘录，论述了德国重整军备的正当性。有学者称：“这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及国际社会的善良意志相矛盾。”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已经被剥夺德国公民权，不可以参加奥运会。黑人在纳粹的官方体育手册中被注明为体质低下的人，也无资格参加奥运会。国际主流社会对此种歧视表示一致反对，并发动了一系列强硬的抗议活动。海外犹太人群体亦呼吁取消德国的奥运主办权。迫于国际压力，希特勒最初允许犹太人和黑人参赛，但不准参加德国队，以保证所谓日耳曼民族体育的纯洁性。由于英美等国进一步施压，希特勒最终被迫收敛反犹言行，允许个别犹太人参加德国队的训练比赛。这些所作所为都和真正的奥运精神背道而驰，许多人认为这是奥运史上一次致命的错误，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

　　 希特勒从极端种族主义出发，对中国人充满偏见。他在《我的奋斗》中将全人类分为三个种族，即“可以创造文化的种族、可以继承文化的种族、可以毁灭文化的种族”。在亚洲他仅将日本列入“可以继承文化的种族”，中国则无此资格，似应归为第三种。他还说：“认为一个黑人或中国人只要学习德语并愿意未来说德语，便能够被视为德国人，甚至手握德国政党选票，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谬误。”不过，希特勒并未禁止中国人参赛，反而向中国发出邀请。因为当时正处“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双方维持着一种良好的邦交关系。

　　 中国本是体育弱国，竞技事业落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未能派出运动员，仅派一位观察员与会。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仅有刘长春一人参加。此次受德国邀请参加柏林奥运，对中国而言，实为巩固中德关系，提升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中国政府珍惜此种礼遇，拨款十七万元组建一支包括选手七十人、职员二十多人、国术表演员九人、体育考察员三十余人，总数达一百四十余人的团队。代表团出国时，蒋介石亲自宴请并授旗以资鼓励。《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希望将中国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的盛况即时通报给国人，派遣副刊编辑、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史学的储安平随团采访。储安平遂成为中国第一批出国采访的奥运记者。

　　 二、对纳粹奥运的致命误读　　 

　　 储安平随中国代表团采访柏林奥运，以“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本报特派记者第X信”为题，为《中央日报》采写了20余篇、近4万余字的新闻报道。综观这些报道，会发现其中充满致命的误读、主观的想象和错位的同情。　　 

（一）“和平”和“友谊”的奥运

　　 在储安平看来，柏林奥运是一场“力与爱交流”的奥运。所谓力，指的是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表现出的活力；爱，指的是运动员在比赛以外表现出的友爱精神。他说：“这一个大会最大的精神是’和平’与‘友谊’，和平里包括秩序，友谊里包括道德。”他称赞道，在奥运会中，“没有国家的鸿沟，没有种族的歧视”，世界五大洲，黄白黑种族在奥运会上受到了同样的待遇，站在了平等的地位。每一位选手都遵守秩序，每场比赛都公平竞争、光明磊落。

　　 然而，储安平的认知，与事实情况并不相符。奥运赛场上到处飘扬着带有侵略象征的纳粹旗帜，象征和平的奥运五环旗被明显淡化。各国代表队入场时，三千多名选手走过主席台，接受希特勒的检阅，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奥地利、匈牙利、乌拉圭等国运动员都向希特勒行表示“效忠”的纳粹举手礼。犹太人田径选手格勒泰尔·贝格曼成绩优异，却在赛前被突然剥夺参赛资格，由男扮女装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多拉·拉特廷顶替上场，以欺骗国际主流社会舆论。奥运开幕的第二天，德国女子标枪、铅球选手各获得一块金牌，希特勒亲自向获奖选手表示祝贺。当晚，两位美国黑人跳高选手分获金银牌时，希特勒立即在颁奖前离开现场，以避免向“劣等种族”的黑人选手道贺。储安平并不知情或未能捕捉到这些细节，对柏林奥运的判断，大体出于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其中多有主观臆测的因素。

（二）歌颂希特勒崇拜

　　 储安平赞叹于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他评论远道而来参观奥运的德国民众：

“这些人，有的也许难得来柏林，有的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柏林。他们都怀着最大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京城。他们是来看世界运动会的，然而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他们一旦从乡间来到京城，精神上是何等的亢奋！”

　　 奥运开幕式上，德国民众对元首的崇拜更让储安平敬佩：“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奥运比赛中，“每逢希特勒到场时，四周欢呼震天，而侍立于大门外等候以期得一睹希氏丰采者尤众，此辈虽立至一小时之上，亦不他去，德人拥护领袖如此热烈，实令人钦佩。”

　　 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是纳粹长期实行新闻控制和奴化教育的结果。在德国，希特勒的肖像出现在邮票、教科书、明信片、广告上，悬挂在办公室、商店和起居室里。希特勒经常举行盛大集会并直接向民众发表讲话，其声音通过收音机回荡在各个公共场所。长期反复的宣传，造成一种虚幻的氛围，使民众相信，“元首是这个民族强有力、与上帝同样的保护人”。德国民众服从元首，亦以放弃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将国家所有的权力和责任全部交给希特勒这种“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身上。民众无须思考，不必决断，需要做的只是“服从”并“履行义务”。储安平赞赏这种极权主义下的领袖崇拜，认为这是德国民众热爱领袖的表现，其情感完全出于自发，原动力是某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戴。　 

（三）赞扬“日耳曼精神”

　　 在储安平看来，德国民众崇拜领袖，热爱国家，处处体现出一种所谓“日耳曼精神”。在他看来，此种精神是使德国从弱国转为强盛的关键。他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受《凡尔赛和约》制裁，德国民众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命运完全掌握在死神手里”。然而，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强大的动员能力，极大调动了每一位民众的积极性，民族凝聚力一时达到顶点，国力亦随之突飞猛进。德国由此冲破了《凡尔赛和约》束缚，并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与英美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储安平赞叹于德国这种飞速的进步：

“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二十年，在历史上是多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二十年间人事上的变迁是多么惊人。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所谓德国恢复到头等国的地位，无非是毁约扩军，在军事上与英美抗衡。然而，此种强盛并非意在维护世界和平，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当时已有中国学者指出，纳粹运动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运动，必将造成军备竞争的白热化和同盟外交的复活，对世界和平实为一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储安平对此毫无认识，反而将德国的毁约扩军行为说成“民族解放”，并肯定德国民众的复仇心态。至于“解放”后的德国究竟会走向哪里，造成怎样的结果，并不是其关心之事。或者说在他看来，德国“解放”后的一系列扩军行为，实际都是在重新夺回一战后被剥夺的“合法权利”。在他那里，此种“解放”具有绝对的正当性。　　 

（四）呼吁“中国解放”

　　 德国在短短二十年内由弱转强，储安平自然联想到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中国虽然是一战战胜国，却同样受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公待遇，未能收回在山东的合法权益。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德两国同病相怜。中国欲摆脱此种命运，必须以德为师。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领袖，唤醒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推动国力前进，应付日益危机的列强侵略，从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彻底更新。正如驻德大使程天放在对奥运选手演讲时说：

“吾人等知德国因欧战之失败，缴械赔款，丧权失地，至为惨痛，今不及二十年，已卓然复兴。最近数年来，在国际地位尤提高不少，此实为德人不畏困难不惧挫折，在领袖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埋头苦干之结果，绝非悻致。中国今日在存亡绝续之交，亦必有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埋头苦干之决心，始能渡过难关，恢复民族在历史上光荣之地位。”

　　 储安平的见解亦近乎此。他看到德国的强盛与“解放”，亦发出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的感叹，以及“我们的振臂一呼在什么时候呢”的疑问。其后他遇见一位热爱希特勒的德国人，听其叙述“国土一分为二”，“忘不了一切在大战前他们本有的殖民地”时，亦说“我们中国人也忘不了我们的东三省”，并“冲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中国洗刷百年耻辱，以民族团结的姿态来面对一触即发的对日战争，实为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将中国的复兴与纳粹德国崛起相提并论，只能是一种错置的比对。德国虽然失去一战前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本是夺取自其它国家，与中国的东三省绝不相同。中国的崛起应当是和平、文明的崛起，而非追求霸权的崛起，必须警惕国家理性的自我魔化和权势扩张。储安平未能意识到，中德两国的历史问题、现实情况与未来的道路，表面上虽然类似，实际却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沉迷于极权美学的荣誉

　　 纳粹使用各种手段，以团体意识取代个体价值观，将个体划分到具体的纳粹社团或附属组织中。希特勒又设计了独创的仪式，包括行军方阵、万人集会、庆祝活动等方式以击溃个体性。有学者形容：“狂热的集体陶醉剥夺了个体的理性和意志。在辉煌的场景中，或者在明亮的太阳下排列完美的冲锋队编队中，纳粹政权成功地复制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一个掠夺者的国家对弱者不会显示出任何怜悯的理想。这是从古老的亚述帝国之后，世界再没有看到的邪恶之美。”

　　 柏林奥运亦是希特勒运用极权主义美学的集中表现之一。从场馆建造、传递圣火到开幕式、闭幕式，无不经过精心安排，隐含着纳粹表达其极权美学的意旨。比如，巨大体育场的建造，为强调人民共同体的感觉。首创圣火传递为虚构日耳曼民族与希腊血缘上的传承。奥运开幕式上，四千个女青年、七八百个男青年表演架营、舞旗、古战，以宣扬军国主义传统。这些场景又通过御用导演的编排、剪切、制造，以尽善尽美的面貌传递给全世界。种种宏大的仪式，视觉与感觉的冲击，渺小的个体消弭于强大的整体之中，身处其中的个人会感觉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解放甚至得到拯救。

　　 正如储安平认为：

“我们去体受开幕闭幕时这种伟大庄严的空气，实在比我们平时去看任何一场比赛，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在比赛场中，充其量看到技术上的优美的表演，我们在这开幕闭幕礼节举行时，才看到人类最高的情绪。我真觉得光荣，我能够成为这几十万人中的一个，参加在那有几十万人的盛典之中。欢呼时就像夏夜的骤雨洪雷，寂静时几十万人就像完全停止呼吸一样。这情景是何等的肃穆。这时候我们的感情是何等的高尚。”

　　 所谓感觉到感情庄严、高尚、光荣，正是纳粹所要达到的效果。意识到光荣与个人的渺小之后，在伟大领袖的引领下，便很自然地愿意为某些“庄严”的集体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纳粹正是使用此种手段，调动起民众的“崇高”情绪，才使他们由普通人变为屠犹的刽子手。　 

三、认知偏差之原因　 

　　 储安平认识的偏差，在当时具有典型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德两国保持着一种友好关系，此种关系使国人普遍对德国存在好感。

　　 一战后，战败的德国魏玛政府为打破外交孤立，率先与北洋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宣布放弃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一切特权，尊重中国的完全主权。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新约，从此中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孙中山也一直对德国抱有好感，认为中德两国利害相同，又毫无侵略顾忌，可以互相协助谋求共同利益。尽管其联德方针未见实效，但其政策为后来的国民政府继承。

　　 抗战前的十年中，蒋介石聘请了大量德国人担任各级政府的军事顾问，指导中国的国防建设。德国财团、工业企业等均在华投资设厂，开启中德工贸之合作。纳粹党上台后，出于积极扩军备战的需要，亟需中国出土的钨、铅、锑等制造武器的重金属以及花生、棉花、麻、猪鬃等农产品。希特勒着眼于利用价值，从表面上继续保持魏玛时代与中国的某种友谊关系。在1930年代所谓“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双方高层更加往来密切，希特勒和蒋介石甚至多次通信赠物，以表达“钦慕”之情。

　　 当时的中国朝野，亦普遍存在着某种对德国敬仰的心态，认为德国人具有执着、有条理、忠诚和思想深奥、求真务实等特点，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具有持久耐性和充沛活力的民族。蒋介石更是“希特勒的远东崇拜者”，为凝聚老大腐朽的国民党，仿照纳粹党成立了“力行社”，并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发起了旨在提升国家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一时间官方报刊大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成为国民导师和纪律的训练者、国民精神的宣传员，以带领中国走向强盛。

　　 当时的知识界亦认为，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著的民族精神，针对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实为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由此，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转向支持“新式独裁”，拥护“集权政府”。储安平作为知识界的一员，受此时代流行思想影响，并不意外，背后寄托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

　　 其中尚有被蒙蔽的因素。德国奥运虽然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这已成为英美主流世界的共识。奥运开幕前纳粹的排犹活动，国际主流社会曾出现过强烈的抵制行动。但对中国主流舆论界而言，尚无此种认识。据研究，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的纳粹暴行认知并不深刻。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之前，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共主办的机关报曾发文谴责之外，主流报刊一直对希特勒的反犹问题持中立、保守的态度，较少诘责与批判的立场。甚至有些报纸出于“尊重德国内政”的心态，援引德国官方的新闻，替纳粹反犹张目。信息不对等，国人无从知道柏林奥运的种种内幕。

　　 感激的心态亦是原因之一。此次中国代表团来德，受到德国方面的礼遇。代表团抵达柏林车站时，德国政府、宣传部、外交部均派出代表到站欢迎，数千名德国民众在站等候。柏林市长专程设宴款待中国代表团，地方报纸亦给予正面赞扬的报道。储安平本人更是作为中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宴会。在国人看来，这实际是一种空前的礼遇。对参加这样的盛会，中国视之为无上的荣誉，竭尽全力融入其中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有所反思，或者说自认为还无资格进行反思。储安平这种的初出国门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在柏林上空，中国选手站在世界级的竞技场上与各国运动员同台比赛，最直观的感情只能是感叹、赞美、歌颂。

　　 当然，亦有储安平个人的因素。目前所有对储安平的研究，都以贴标签的方式将其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研究均未能注意到，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实际仅局限于1940年代主办《客观》、《观察》时期。尤其未能注意到其早年思想深处，呼吁领袖崇拜、崇尚威权的一面。比如，他在写于1932年的《论做人》中说道：“我想做人不外分两种，一种是做吃人家饭的人，一种是做给饭人家吃的人。有种人，他天生就有那么一付给饭人家吃的气魄；领袖是一种天才，虽然有一部分人在说，二十世纪是集团主义勃兴的时代，而在事实上，英雄主义乃是一切时机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任何组织里，我们都需要有中心领袖。但领袖既是一种天才，天才便不一定人人都有。”

　　 主持“中央日报副刊”时期，他曾大力推崇新生活运动，并主动刊发了《生物与领袖》、《能力分配与服从领袖》、《论领袖制度》、《论领袖》、《拥护领袖与尊师重道》等来稿，这些文章都强调服从领袖的重要性，认为大众需要领袖来指导，甚至有神化领袖之嫌，将领袖制度与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相对照，呼吁领袖制度。甚至到1945年，时值希特勒战败自杀，他为湖南《中国晨报》撰写了第一篇社论，对希特勒的死表现出不胜惋惜之情，认为希特勒也是一届人杰，有其过人之处。从这种情况来看，对储安平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实有重新讨论的余地。　　 

四、结论　　 

　　 1936年的柏林奥运，是一场由希特勒和纳粹党主导的极权奥运。希特勒举办奥运，固然意在摆脱外交孤立，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亦希望通过奥运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提高民众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度和支持，为日后进一步实行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创造思想和舆论条件。

　　 柏林奥运充满了纳粹宣传、种族歧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非理性的领袖崇拜，被国际舆论界认为是一场极权主义奥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储安平对此毫无意识，反而在奥运系列报道中，对危险的“日耳曼精神”、德国民众的非理性领袖崇拜、希特勒强大的动员能力大加礼赞，并呼吁中国以德国为榜样，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解放”。

　　 储安平对柏林奥运致命的误读、主观的想象和错位的同情，发生于1930年代中德关系友好的背景之下，亦反映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摆脱贫穷落后，迅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迫切心态。其中也有信息不对等或受蒙蔽的因素，以及对德国崇敬而感激的复杂心态。当然，更有储安平个人思想上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相。以上种种皆属时代局限，却仍值得今人回首反思、重新审视。

文章来源：《德国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