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国该如何建设幸福国家？_风闻

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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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每一个人都想追求的。

然而，幸福难说，难说幸福。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幸福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状态。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锦衣玉食就是幸福的，否则如何理解林黛玉的痛苦？

但我们同样也不能说，一个人只要内心和谐稳定，哪怕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也是幸福的。

如果有人反复对你做这样的宣传，那就要怀疑他的动机，因为他很可能是想让你接受贫困的生活，把不合理的秩序合理化。

幸福是如此的难以把握，以至于有人干脆就说幸福是不可追求的。

叔本华就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可能。因为人无非是被欲望驱使，欲望得不到满足，则痛苦，欲望被满足了之后，则无聊；无论如何都与幸福无缘。

叔本华的缺点，在于把人的欲望绝对化了，忽视了人可以是有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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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

可是，幸福究竟在哪里？如何去追求？向谁去诉求？如何才能敲开幸福的大门？

追求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我们难以给出统一的答案。

比如，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幸福；对于失恋者而言，能够重获恋人的青睐就是幸福；对于蚁族来说，能够有一套蜗居就是幸福……

按照经济学的理解，幸福是一种边际效益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最大化满足。这里的“边际”就是增加的部分，“满足”则是一种个人的心理体验。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满足”与否，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甚至不是父母、恋人等这些主体之外至亲至密的客体所能够决定的。

政府所能提供的，仅仅是“边际”，既为每个人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好的前提。换言之，政府只能提供幸福构成中的“客观”部分，对于“主观”部分，政府虽然也能够引导，但主要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感悟了。

一个好的政府，主要体现为能够为自己的国民追求幸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与前提。这些前提如果一一罗列起来，可以有很多，包括公平、正义、法治、繁荣、保障等等……

但在我看来，追求幸福最重要、最关键的前提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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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理解的平等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是经济上的平等。

如果要借用基尼系数这个概念的话，则3.0是可以接受的上限，理想的状态应该是2.5左右，大体上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

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权力上的平等；然后是在这些基础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后是繁荣、保障等其他美好的东西。

我认为经济上的平等是天然合理的，它来自于这样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是在大自然创造的资源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人的自然禀赋（主要是劳动能力）基本平等。

如果财富可以被最终归结为自然资源和劳动的结合，那我就无法理解经济上的不平等。

我深信大自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它在亿万年之前吃力地把森林埋在地下并将其转化为煤炭的时候，绝不是为了让今天的极少数人暴富。

从逻辑上说，地球上的资源就应该属于全人类，由这些资源产生出的利益应该在全人类中均分，在暂时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说：一国的资源属于她的全体国民，不能以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只惠及一小部分人。

承认了这一点，再承认人的劳动能力基本平等这一判断，则经济平等就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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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强，是因为经济上的平等对幸福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综观中国的财富流向，明显呈现出向资本和城市集中的倾向。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能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人口结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与原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平等方面长期竞争的结果，不如此西方就不能在冷淡中战胜东方；

二是作为“中心”国家的西方，可以从同“外围”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中汲取大量的超额利润。

换言之，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是以其他国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为前提的。

这两个因素，都是目前的中国很难仿效的。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要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把经济平等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其具体路径为：

首先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并依托集体经济从事非农产业，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目前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的状况，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其次，采取赋予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等手段，在一次分配时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改变劳动和资本收益严重不均等的状况；

最后，要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样的举措，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幸福，但却可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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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既然在幸福的构成当中，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那么，政府在努力为国民追求幸福创造前提的同时，也应该在“主观”方面加以引导。

目前中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在表面上的多元化背后，其实高度一元化。即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国民，都把经济上的成功，作为衡量自己人生成败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消费主义成了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具有排他性，比如在任何社会中，巨富总归是少数，大部分人就只能陷入到焦虑抑郁的状态之中，无法体味到幸福。

其实，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

对于学者而言，取得学术成就，应该成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对于公务员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获得公众认可，才应该是最幸福的事；

即便是对于企业家，也应该把产业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应该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总之，“经济平等+社会保障+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存在”，庶几使我们可以把中国建成一个幸福国家，而在这其中，经济平等是最重要。

没有经济平等，就没有国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