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三种修辞_风闻

自从“革命”获得其正当而合法的神圣性之后，与之伴随的“进步修辞”也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而被烙印在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近代中国的革命者无不以独占“进步修辞”的解释权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高任务”。国、共两党始终都以“革命者”自称，而将对方视作“反革命分子”，这一点甚至在中共建政之后依然如此[1]。“进步修辞”的合法性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一个政权无论如何倒行逆施都要把那“二十四字箴言”的垄断权牢牢地把控在手中，颇为可笑。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虚伪，至少在19世纪和20世纪，不少持反动观点的思想家毫不掩饰地与主张“进步”的改革者争锋相对。这些保守思想家[2]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套修辞，这也是阿尔伯特·赫绪曼（Alberto O.Hirschman）在著名的《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3]中所要论述的问题。

赫绪曼所认为的三个保守主义命题分别为：

1.悖谬论（Perversity thesis）：持进步观点的改革者的初衷虽好，然而因为人类行为往往产生非意图的结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而导致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

2.无效论（Futility thesis）：由于社会背后存在着难以撼动的结构而导致改革者的努力不可能产生结果。

3.危害论（Jeopardy thesis）：虽然改革是可欲的，但是却会引起令人难以接受的成本和后果。

作者用三个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这三种命题实践的例子。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鼻祖之一，其《法国大革命反思》即为悖谬论最经典的阐释，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权也成为革命者“求善得恶”的代表性事例[4]。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从无效论的角度说明，那些看似由大革命带来的制度，事实上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果是这样，那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5]

到了19世纪中叶，有关选举权是否应该扩大到全体公民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Federico Damaso Pareto）在观察意大利选举制度的扩展之后认为，无论是否施行了普选，社会都会被区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国家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是统治阶级的掠夺工具，因此普选带来的政治参与事实上就是一场骗局[6]。另一方面，在危害论者看来，普选将政权给予一般人，无疑是对“已经取得了的自由”的巨大威胁。法国的社会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无疑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而20世纪中叶有关是否应该建立“福利国家”的争论中。悖谬论者摆出了“设定最低工资导致失业增多”的论据；无效论者怀疑福利政策到底是否有真的资助到穷人，还是资助了作为福利系统管理者的中产阶级[7]；危害论者则谴责对于穷人的资助将危害“已经建立起的自由和民主”[8]。

在论述完三种修辞之后，作者还对其加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指出反动修辞常见的顺序是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危害论，在改革出现问题时抛出悖谬论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再以无效论盖棺定论。三者虽然有可能相互支持，但也存在互相拆台的关系[9]。

当然反动修辞也有可能被转化成为进步的修辞。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作者指出无效论和极端激进派事实上站在一条横线上，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背后“坚不可摧”的深层结构，只是保守派相信这结构将永恒不变，而激进派则认为深层结构的本质中是“坚不可摧”的进步之力，而历史，“就站在他们一边”[10]。我虽然赞同前半句的论述，但我认为激进派所追求的，应该是完全推翻结构后重建一切。

时间到了21世纪，传统的“反动修辞”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对于“进步话语”的普遍接受并不意味着实践“进步理念”，反而是挂羊头卖狗肉之风盛行于世。我本人虽然不见得是“进步话语”的忠实拥趸，但我想说的是，忠诚于自己保守理念，并且提出自圆其说的论争的人，我依然是尊重的。然而挂着“进步”招牌而开着倒车者亦或自认为是“左派”却享受着剥削他人成果的“面左心右”者，才应该背起加诸于“诚实的反动派”头上过分的污名。

毕竟，和真诚的浮士德和守信的梅菲斯特相比，那个破坏誓约的上帝才是最无耻的[11]。

[1]彭剑：<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确保台湾？——陈诚在台湾时期的革命言论初探>，载周惠民 主编：《陈诚与现代中国》，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王思诚：《毛泽东与红祸》，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1959年。

[2]用“反动”虽然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这个词已经沾染了太强烈的负面情绪而变得无法使用，所以用“保守”代替。

[3]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台北：新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4]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34页。

[5]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72页。

[6]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77-78页。

[7]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有一个经典的笑话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人剥削人，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剥削的方向正好相反。

[8]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121页。

[9]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174页。

[10]阿尔伯特·赫绪曼：《反动的修辞》，第191页。

[11]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签订协议，浮士德以出卖自己灵魂换取梅菲斯特对其愿望的满足，直到浮士德在伟大的填海工程中表现出对于人间美好的眷恋前，梅菲斯特一直兢兢业业地履行约定，而本来照约定应将浮士德灵魂带入地狱的梅菲斯特却被突如其来的上帝击败，浮士德得到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