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年轻人与年轻的中国：一个美国90后的观察_风闻

来源：FT中文网

戴三才：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以权衡“想要什么”与“需要什么”的人。他们是有身份意识的、不安分的一代，也是将决定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一代。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旅游时，我担心自己可能被偷器官的妓女绑架。这不能怪我。我那温文尔雅的香港教父菲利普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告诫我不要去深圳，并特别警告了三件事：

首先要当心扒手。其次，不要购买假冒商品，这可能会使我从中国内地返回香港的旅程节外生枝。第三，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不能找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因为你不仅有染病和被抢劫的危险，她们还可能偷走你的器官”。

最初驱使我踏上中国之旅的力量是对未来的着迷。作出国留学决定的时候，我问自己，是去欧洲研究过去，还是去中国考察未来？这不难抉择。

我是去香港大学交流学习的两名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生之一，也是我在香港的朋友圈中唯一一个持有中国内地多次往返签证的人。我想去深圳看看中国的“一夜城”——这个国家在过去20到30年里实现爆炸性增长和变化的纪念碑。不顾教父的警告，我乘火车去了罗湖站，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通关。

一走出海关大门，巨大的嘈杂声就扑面而来。小贩们涌向刚出海关大门的游客，向他们兜售各种商品，从水果到西装，再到国际航运物流咨询。我看到了用英文写的标志牌，尝试着用英文问路，但不像在香港，没人会说英语。我试着给预定的青旅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在中国内地不能使用。最糟糕的是，菲利普的警告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几乎要认定，人山人海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伪装的妓女，在密谋窃取我的内脏器官。

我平安无事地找到了那个坐落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街区的漂亮青旅。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同龄的中国大学生一起吃了晚餐，虽然语言交流不顺畅，但非常愉快。我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行平静地结束了。我于第二天回到香港，器官完好无损。

学生时代的这些深圳之旅，是我决定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的原因。我觉得，美国和全球的媒体、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人们向我描述的中国，与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我对西方人眼中那些博人眼球的新闻故事不感兴趣。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

这成了我遇到过的最复杂、最令人兴奋的文化难题：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为什么许多外国媒体把他们的形象描述得那么负面？我怎样才能突破那道文化之墙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收拾行囊，买了一张去中国的单程机票。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没有提前找好工作。我只有一个旅行箱和苏州一家旅舍的地址。

在我第一次来深圳的8年后，我完成了《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 》(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这本书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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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一直很爱读书，但我其实不是个爱写东西的人。然而，我周围的所有人以及我自己都同意，这本书必须得写。我想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我的父母、朋友、同学、老师和我打过交道的商界人士向我描述中国时，他们要么关注“共产党”政府，要么关注中国庞大而不断增长的经济。没有人关注这里的人。即便有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要么耸人听闻，要么自相矛盾。你能在同一本杂志中找到土豪驾驶玛莎拉蒂和贫穷的村庄举办吃狗肉节的故事——暴富，赤贫，但没有“正常”。他们会写没住人的“鬼城”，也会写由于人多、乘客是被推进地铁车厢的。

这些基本都是例外情况，是关于中国极端情况最疯狂故事的集锦。我想把焦点对准同龄正常中国人普通而现实的生活、爱情、情感、恐惧和梦想。

我相信，理解是良好关系的基础。我在中国的朋友们花了很多时间了解西方世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他们看我们的电影、电视节目，关注我们的时尚。

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我发现，我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多么无知。就别说知道谁是吴亦凡和范冰冰了，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没有夸张。

我相信，更多地了解中国至少会让我们自己受益。

我最坚信不疑的一点是，中国年轻一代强烈的自我意识将挑战我们默认“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方化”的看法。中国年轻人最酷的地方在于，他们可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东方化。

《年轻的中国》是一个故事集，我选择的故事都代表了正在中国发生、并对大部分年轻人产生影响的重大趋势：为什么婚姻市场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在如今的情况下如何孝敬和照顾老人，高考导向型教育体系与经济对创新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等。

我用两种方式来总结我的主要发现：把中国和西方的千禧一代进行比较；把中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们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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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把中美千禧一代的差异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规模。每个人都在谈论美国的千禧一代（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并询问：我们喜欢买什么？我们经常跳槽吗？我们会把选票投给谁？美国的千禧一代有8000万人。中国的千禧一代（80后加上90后）则超过4亿。这一数字是美国千禧一代的5倍，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口总和。中国的千禧一代比欧洲、北美和中东同龄人的总和还要多。

第二是童年。在中国，童年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强调“全面发展”。当我们在户外玩耍、周末在外过夜、去游泳或打篮球时，我们的中国同龄人都在学习。“压力”是我在中国最常听到的关于童年的词之一。中国的年轻人在出了名的巨大学习压力下成长，这是我们在西方从未经历过的。这都是因为高考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童年时期的目标就大不相同，在人格与三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几年里，这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每一天。

听到中国学生学习的刻苦程度时，与我交谈的大多数美国人通常都吓得直哆嗦。“我家的小约翰怎么能竞争得过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并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取得成功？创造力和勤奋，哪个更重要？什么才能让你想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

第三个主要特征是民族自豪感。有趣的是，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越多，中国的年轻人就越不迷恋外面的世界。目前，在美留学生已经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新的普遍看法认为，世界上所有政府和社会都有缺陷，但至少中国的似乎还算效率高。我在中国遇到的年轻人大都对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这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羡慕。尤其是我自己的国家新任总统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其实说明，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不那么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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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中国的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们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曾经是“你是哪里人”，而现在则成为“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全世界都存在代沟，但中国的代沟达到深渊级别，可以称之为“代渊”。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的代际距离比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我发现中国的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们有四大不同。

首先，中国的年轻人令人惊讶地开放，尤其是想到他们的长辈们是多么地与世界脱节。我的朋友小飞1990年出生在四川，与我同岁。他的父母还记得，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街坊邻居会挤进邻居破旧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家的泥巴墙上钉了份月历。那12张“欧洲田野”图片是当地人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西方世界就是共产党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推出的一系列鼓动性口号。政府下达的指令是“超英，赶美”！对许多人来说，出省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出国了。

而中国的千禧一代是不断观察着外面世界长大的。他们是数字原住民。小飞和他的同龄人学英语已有大约10年时间，且英语是必修课。尽管中国给互联网设置了限制，但他还是看着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长大，他追赶西方时尚，研究西方政治。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能引用马丁•路德•金等著名美国领袖的名言，甚至是《老爸老妈浪漫史》中的巴尼等电视剧角色的台词。

他们不仅仅是从远处了解世界。中国的年轻人正实实在在地亲历世界，并在全球旅游业掀起巨大的波澜。在拥有护照的中国人中，三分之二不满36岁。尽管只有大约9%的中国人拥有护照，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千禧一代是主要推动力量。

他们的第二个特征是白手起家“逆袭”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成功故事之一是由全球最大的共产党推动的。我朋友的父母来自贵州省，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孩子的他们为了不被饿死，还吃过树皮。而同样也是在1969年，我的父母在争论去不去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从我出生的1990年到现在，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原先的2.5倍：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同一时期，小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GDP增长到原来的27倍。中国的年轻人在短暂的人生中就见证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自行车到汽车，从狭小破旧的房子到高层住宅。这些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第三，即使总数超过4亿，中国的年轻人也比长辈们数量少。当毛泽东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家庭平均有5到6个孩子，平均寿命约为40岁。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年轻人是大大的塔基，老年人是小小的塔尖。子女就是中国传统的退休保障系统，众多子女共同照顾年迈的父母，这套制度是比较撑得下去的。

如今，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可能会限制这一代年轻人的未来。金字塔正在被翻转过来。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寿命的延长，中国的老年人平均寿命达到76岁。但实施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相对较少，通常的家庭结构是4-2-1：4个祖父母、2个父母，1个孩子。而且，因为在城市养育孩子的高成本和激烈的竞争环境，许多家庭仍旧选择不生二胎。

无力照顾老人不仅仅可能由一场经济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也是一场精神危机。在中国，好人基本等于孝敬。这一代年轻人拥有照顾父母的意愿，但许多人还不得不接受着父母各种形式的照顾，这种窘境困扰着他们。

许多人把这些独生子女称为“小皇帝”——因全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而被宠坏了。伴随这种关注而来的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压力——要考进好学校，要事业有成，要结婚，要生孩子，最终还要承担支撑起整个家庭的重任。虽然有些孩子确实被宠坏了，但许多中国年轻人感觉自己被这种关注和期待压得无法呼吸。

第四是他们很自豪。许多外国人认为，感到自豪的中国年轻人一定是被洗脑了。然而，眼见为实。

中国千禧一代见证了他们的国家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摆脱贫困。他们认为自己的政府是有效的，虽然有缺陷，但至少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话虽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受够了政府的审查，并担心更专横的互联网改革和文化标准。

中国年轻一代渴望自由。千禧一代把“自由”一词纹在肱二头肌上，写进音乐里。但与外界设想的不同，大多数人争取的并不是摆脱一个压迫的、限制的体制，而是摆脱一套压迫的、限制的传统期望。

例如，年轻女性被告知要在学校花更长时间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成功，但如果她们晚婚或根本不结婚，就会被称为“剩女”。年轻男性被告知要照顾父母，要生孩子，但他们要拥有房产才会被认为有结婚资格，最终结果是，他们向父母和祖父母借钱，而不是赡养他们。他们被贴上“啃老族”的标签。中国新的文化如何改变，才能在新的现实中容下传统？

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以权衡“想要什么”与“需要什么”的人。大多数人不必想“我的家人怎么才能弄到饭吃？”相反，这一代人会问，“我想要怎样的自己？怎样的家庭？怎样的国家？”他们是有身份意识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他们也是将决定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一代。

（注：作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出版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原文为英文，译者/何黎。本文亦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