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走进历史的军队文工团，递出的接力棒谁来接？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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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和9月11日，空政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被裁撤的官方消息相继传出，在公众和媒体界再次掀起了有关军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讨论的阵阵涟漪。

之所以说是涟漪而非波浪，主要是自2013年以来，军队文职序列的改革方向已经为因为这两大文工团机构的消失做了足够的铺垫。

比如2015年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已经被撤编，只不过因为该文工团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第三级别的单位，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关注度有限，而这次的空政和海政，则是仅次于总政的第二级别的军队文工团，所以这一次的动作有着更深层次的调整优化军队结构的意味。

也许我们在多年之后，回看军队体系内对文职编制和待遇的大面积的深化改革，就会发现，空政和海政文工团的裁撤只会是全军健全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体系等一系列断腕改革之举的一环，或者说是一个副点而非休止符。

具体到刚刚裁撤的空政文工团，若要追溯它的历史沿革，它比高一级的总政文工团还要大一岁（前者成立于1950年，后者是1951年），而且在六七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国内的文艺战线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它的存在感都要压总政一头。

究其原因，就在于空政文工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空军一把手刘亚楼将军直接统管，刘亚楼有一句话，被研究文工团历史的学者们引用的频率很高：“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他特别看重文艺工作者对军队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亲手抓出了像话剧《年轻的鹰》和歌剧《江姐》这样划时代的红色经典。

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江姐》后，亲切接见空政文工团剧组演员

50年多年来，相比同级别的海政、武警等文工团，平心而论，空政文工团的原创能力，以及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等也都要高出一筹，这和那个年代积蓄的历史积淀和人才储备不无关系。

如果拓宽研究视角，把文工团的整体面貌做历史性的追根溯源，就能发现有几处褃节儿尚需辨析一下。

始于国军却超越国军

不少军史学者已经指出，军队文工团最早的前身就是工农红军宣传队，原隶属于后勤保障系统，他们在对外界宣传我军的治军精神、军队的原则和宗旨，建设革命的统一战线立下了赫赫功勋，而且在战时还有着前线将士鼓舞士气，砥砺全军的精神风貌的职责。

笔者读红军战史之有关宣传队的记载，印象最深的某过于方志敏和红军宣传队英勇牺牲的故事。

1934年底方志敏同志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掩护红军大部队长征，率领红十军团，突围赣东北。这批北上抗日先遣队带有一定程度的敢死队性质，把枪支弹药等都优先供给给了长征的主力红军，而且这只军队大半数都是由非战斗性质的士兵组成，其中很多都是宣传队的队员，最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在赣东的玉山县怀玉山区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将军在被捕后英勇就义，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的英雄赞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军队序列的宣传队后来逐步发展为了文工团，而且组织架构和军衔序列大量借鉴了苏联模式，但**我国军队文工团的原创者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早在人民军队诞生之前的黄埔军校时期，国民党就发明了创制了军队革命文艺演出系统，并且有了军队文化战线的理论雏形。有趣的是，主导国民党军队文艺战线的首批理论家和实践者都是当时兼有两党身份的政治部的周恩来、陈赓等人。

所以，国民党在1927年背叛革命，宣布清党之后，这个党一下子流失了几乎全部的军队文艺理论和实践资源，虽然国共两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都独自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文工团系统，但“军事大战场，文艺小战场”，腐化堕落的国民党文工团不但没能起到最基本的给前线国军擂鼓助威的作用，反而成了掏空国军精神粮仓的蛀虫。

作家邓友梅编剧的电视剧《那五》，冯巩主演。片中的主角那五就当过国民党文工团京剧教官

再者，文工团这个概念由于长期和军队频频挂钩，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文工团是军队特有的单位组织模式，其实并非如此。最典型的莫过于煤矿文工团和铁路文工团的存在。文工团和军队其实完全可以是独立的两个意象。

生于军队却不止于军队

土地革命时期，军队利用一些能歌善舞的士兵走乡串户，用文艺表演的方式宣传中央方针，在当时农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这种工作方式很受农民喜欢，毕竟在中国的基层文盲率很高，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革命的大环境下，如何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笔杆子的威力就显示了出来。所以说，战争年代军队的文艺工作者的宣传职能之重要自不待言，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继续讲。

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快板刘，其实就是一个超微型的军队文工团

但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军队文工团序列之外的铁路文工团和煤矿文工团，他山之石，或许能拓宽我们理解对和平年代的某些时间段仍长期需要军队文工团的研究视角。

中国煤矿文工团，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其诞生于1947年东北矿区，是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长的。1947年，在东北解放区鸡西20多位青年矿工聚合在一起，成立了“东北工人学校文工团”。1954年进京与“华北煤矿文工团”合并，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

而中国铁路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10月，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直属企业单位，和煤矿文工团一样都是国家级演出单位。

铁路文工团和煤矿文工团在成立之后很快发展壮大，无论从编制和待遇上都可以和军队序列的文工团不分轩轾，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这两个团践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单位办大社会”的理念。

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多都无法理解“单位”在上世纪50-90年代这几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有着何种不可估量的存在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托于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来的“单位共同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制度，它是一个综合了生产与生活的超大工业社区，单位共同体可以从现实的物理空间和抽象的心理空间加以表达，单位人的综合性社会福利保障的需求，都需要从这个单位共同体中加以汲取，比如工资发放、级别升迁、党政关系，奖惩制度（包括分房，就业包分配）等等一系列都离不开原子个人所依附的这个单位。

那么，铁路文工团和煤矿文工团，就是铁路职工和煤矿职工文化娱乐消遣等精神文明需求模块的合理嵌入。在建国后的工人阶级从业领域中，铁路和矿产资源的调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指引下的作用尤为重要。铁路和煤矿，也是新中国工业制原始积累阶段中条件最为艰苦，工人牺牲率最高的两个行业。

依靠企业办社会，全国的铁路、煤矿工人一盘棋，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到西南的苍山洱海，到处活跃着煤矿和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下基层慰问演出的身影，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建设者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直到今天，这两个团的演员每年都要频频下到各地的矿井和深山中开展“心连心”送艺术活动。

2014年5月5日-5月9日，中国煤矿文工团在海孜煤矿和朱仙庄煤矿慰问演出

理解了这一点，并且理解了铁路和煤矿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列为“战备”物资，我们才可以理解，军队文工团的存在，除了军队文艺工作对战斗人员的必要辅助功能之外，也存在着深厚的“军队办社会”的理论背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讲述了“军队大院”的孩子们的童年。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军队大院的孩子们

军队大院散发出来的这种非军事的社会属性，和单位家属院的组织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因为军队和大大小小的单位共同体存在很多共性，比如单个人活动空间的封闭性，社会组织资源的排他性，“战备、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行政化管理体系等等。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军队文工团和军队体系下的体工大队都是“小单位、大社会”之那个年代的管理哲学下结出的果实。

绝对空前的文工团改革力度

   2015年以来，按照部队系统的文工团以归属单位划分的三级文工团陆续变更名称直至裁撤，显示出了这次的军改力度之大，绝对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裁军背景下的优化军队结构改革。

电影《芳华》讲述了文革中北京某文工团舞蹈队的故事，文革中文工团这个名称一度被改制为宣传队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就三次大的裁军改革，分别是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大裁军和2005年的20万大裁军。

裁军是军队现代化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进行的必要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裁军改革的政策出来之后，文工团都要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而且每次国内时政类媒体报道裁军改革的目标时，都会特别点出文工团的缩编和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是军改的重要目标。

但不得不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军队文工团出现了给人一种愈缩愈涨，愈压愈弹的强烈印象。以20万大裁军为例，全军文艺团体在2004年之后进行了规模颇大的整编，军区以下的所有表演团体均被取消，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专门培养军队文艺人才的军事院校也深化了编制改革，比如毕业生不再包分配，如果找不到部队文工团接收那就只能自主择业，不再按照现役军人标准做转业处理等等。

2016年8月，解放军文艺学院的学生在向某集团军文艺骨干讲解摄影技能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原局长汪守德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军队文工团的编制已经缩到不能再缩了。

但文工团演出团队的总人数在过去三十年来，很多时候呈现一种上涨的趋势，其中一个因素是军队文工团无法完全回避其自身属性带来的商业化市场对接，出现了类似于考公务员系统的一种社招文艺兵的选拔体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军队曾有意逐渐压缩文工团，并且在文工团设立了文职编制避免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受限于军费开支，在80年代中后期军队将多余资源向社会开放提供有偿服务的大背景下，军队的三级文工团不可避免地要向市场和资本倾斜，商业演出的市场对接，引发的明星效应，让文职编制出现了扩招且有了注水提干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1年年初，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发出《关于解决部分高级专家有关待遇的通知》，这个通知，实际上把军队文职人员的待遇和级别相分离加以制度化了，而且强化了文职级别与非文职级别的待遇挂靠。比如总政歌舞团的歌唱家李双江是专业技术一级，虽然没有正军级中将军衔，但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八一篮球队的队长刘玉栋享受副师级待遇，被队友们成为“刘师长”。

同样地，阎维文、郭达享受同等少将待遇，原二炮文工团副团长陈思思同等大校待遇等等。

另一个因素，是各大军区也有“文艺军备竞赛”。和各军区都有军事大比武一样，其下属的文工团也有文艺大比武，再加上随着社会公众的消费升级，演出市场的越来越大，需要有市场号召力的文艺骨干充实军队文化建设的呼吁声音也曾一度反弹。

虽然上述《通知》收紧了编制规模，却没能堵住特招这一别样的入编通道。空政在2009年特招歌手韩红入伍出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和韩红前后脚，凤凰传奇也被二炮文工团特招入伍，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此类现象。

不少公众和媒体认为这会挫伤军队先天的那种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感。对此，2013年，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和总政干部部联合起草下发《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的军令，对军队文艺单位人员私自商演走穴、军纪散漫、丑闻炒作缠身等现象，作了12条之多的限制，要求军队文艺兵令行禁止。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的一场军队文工团改革，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徐拉开了序幕。

余论

质疑军队文工团在和平年代的职能配置合理性的各种评论，从十年前的涓涓细流汇逐渐汇成了如今的小河小江，这次的军改的确也是对这种质疑做出的一种积极正面的回应。

无论如何，部队文工团在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上做出过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无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使命。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又承担起军民合一的非物质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诞生了数不清的经典歌曲、电影和电视剧和舞台作品；而且在和平年代的某种准战争样态，即大型自然灾害要求的军队救灾动员体系下，他们同样身先士卒，拼杀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

1998年8月，二炮文工团演员在长江中游的抗洪前线

如今，各大文工团掀起裁撤潮，也出现了另一种担忧的声音。

未来军队的文艺战线的需求很可能以向社会购买的方式实现，即不再有常设的专业演出队，代之以有偿邀请制，那么，又有哪些民间艺术团体有足够的能力填充因文工团消失而留下的文艺创作真空（比如，十多年来，每年春晚各大军区排演的节目能占到春晚总节目量的10-15%）？

空政文工团一手打造了经典古装电视喜剧《武林外传》

以市场化方式解决军队的文化消费需求，目前是很多西方国家军队文化建设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没有了军队文工团，那些条件极为艰苦的地方守卫边疆的战士，老少边穷的一线建设工程的工人群体，和基层山区贫困带的老百姓们，还能亲眼看到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也是文工团裁撤之后的军改理念的必然延伸。

无奈论如何，宽泛意义上讲，军队文工团确实已经基本履行完历史赋予其自身的使命，而且，他们也曾是近百年来我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年代历史的重要书写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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