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岁月中的三重黑色讽刺_风闻

如果要说明抗战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哪些，你会如何回答？南京大屠杀？731部队？还是三光政策？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在她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台北：时报文化，2015年）中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答案。相对于一般人关注的具体灾难性事件，拉里揭示出的是抗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在她看来，直到抗战时，中国的“旧制度”才真正的土崩瓦解，然而，却没有新的替代物被树立起来。

日本人的入侵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过“贫贱不能移”，能够离开的往往是可以支撑自己在逃亡路上消费的人群，而这一的人很大部分就是过去在地的精英阶层。拉里全书的核心观点便是精英阶层的离开导致了其在地权力被连根拔起，而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埋下了伏笔。

显然，撤退到大西南的国府再也不是填补权力真空的候选人，日本人也成果寥寥，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办法拉拢到有足够数量的，能够组织各地傀儡政权的领袖人物[1]，合作者几乎都是能力低下的投机分子，根本也得不到日本人的信任[2]。合作分子甚至都管不住自己的子女，北平的伪政权子女是抵抗活动的中坚分子[3]。这种家庭在政治上的分离伴随着也是空间上的分离，战事的僵局“带来了民族主义和个人关系之间的拉锯战”[4]，也导致了维系传统家族的仪式的缺席。葬礼和婚礼都无法正常的进行：子女不仅家族就自己结婚，或长辈在死后无人送终。这对传统中国家族纽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解体了的社会要如何重建？儒家传统已经被抛弃，但是对于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国府的态度模棱两可[5]。在战争的冲击下，军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当然一般士兵的生活还是惨不忍睹），妇女也抓住机会自我解放。但是这些看起来比较正面的影响的另一端，便是物质生活的彻底崩溃。战争带来的迁移使原本被重视的不动产和长期投资血本无归。人们开始倾向于短期获利的投机倒把，而不是谨慎投资实业以获得的长远利益。有的人发了国难财，而其他人则心生怨恨。作者提出了所谓“幸存者心态”，也就是在战争中，因为物质的极度贫乏而导致只求自己生存的心态变得根深蒂固，竞争中的输家会倒向任何一股承诺带来稳定和可靠掌握力的势力[6]，因此，在战争的尾声，中国社会弥漫着不信任的氛围，凝聚传统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那种自然的信任感，现在已经消失不见，被这场战争破坏，侵蚀，从根基里消失踪影，并以各式各样的力量遭到背叛[7]。作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导致共产主义最后席卷中国，国家权力直接凌驾于每一个头上而不再借由在地精英作为缓冲。所以，抗战实际上扫除了所有抵制建立现代国家的阻力。真是讽刺！因为这与日本当初的目标简直背道而驰。

拉里的洞察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中国在抗战中的持久战策略，至少对于国府而言，到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战略？事实上到今天，持久战本身也成为一种神话，被各种人争夺着概念的发明权。但是在我看来，国府即便真的奉行了持久战的策略，也很难说会比日本人坚持的更久。就拉里的分析而言，我认为如果单纯是中日之间的对决，国府或许会因为内部的解体而先垮掉。当然，美国的参战让一切假设都失效了。国府也因此放弃了任何改革，或是抗战建国的努力。所以，美国参战一方面保证了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又使国府喝下了自杀的鸩酒，抗战的第二重讽刺在此显露。

那么新中国呢？我也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1968年因为遭受批斗而悲惨的死去。我不知道那些把国歌当作“护身符”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至此，抗战神话对于参与的国、共日三方而言，完全变成了三种不同的黑色讽刺剧。

所以，学了历史还不cynical（愤世嫉俗、犬儒）的，得是有多坚定的信仰啊！

[1]戴安娜·拉里：《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台北：时报文化，2015年，第94页。

[2]拉里：《流离岁月》，第126-128页；参见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3]拉里：《流离岁月》，第108页。

[4]拉里：《流离岁月》，第179页。

[5]拉里：《流离岁月》，第165页。

[6]拉里：《流离岁月》，第233页。

[7]拉里：《流离岁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