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教育要讲政治、重实践 ——在《人民公开课》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_风闻

时间：2018-09-12 14:25•来源： 察网•作者： 张文木

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讲政治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1]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2]】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3]，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5]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6]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到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实践。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7]。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灾难。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开杀戒，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他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党才明白，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8]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的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自信，自觉更谈不上。真正找到自觉和自信的标志，是我党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填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从这词中可以体会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四渡赤水，过金沙江，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时又碰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头上的光环更大，他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还到苏联见过列宁，简直不容怀疑。但光环并不能保证其路线的正确，还是要看他的主张能不能符合中国实际，能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草地时，一部分部队跟张国焘走了，开始要南下四川，后来又北出新疆，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跟随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证明张国焘是错的。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得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光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9]。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和工农结合，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

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考虑以后怎么办?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特别是看到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0]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2]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13]

从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些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14]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不失于制，失在于政[15]。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

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个就很危险了。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16]，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17]。这些人有的是坏，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18]，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9]。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基础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20]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21]承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反馈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22]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要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要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练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23]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24]

1961年年底，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25]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26]毛泽东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社会斗争中产生。在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并使我们中国赢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

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

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

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转而与俄罗斯结好。

2016年6月2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又使我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复苏联的后辙。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让戈尔巴乔夫那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7]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很快又在美国发酵，今天美国的人才教育也是严重脱离实际，“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8]诺贝尔奖在美国日益堆升的结果却是美国的衰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的。**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29]

为此，毛泽东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过后，当时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往后再走，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家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个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业。

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30]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31]的气慨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32]。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33]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34]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的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叫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3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成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也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未来中国会不会出现苏联式的失败?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3]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7月12日“大学还是要办的”一段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172页。

[4]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6] 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0页。

[7]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9] 1959年7 月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124 页。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14]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15]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16] 1989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7] 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年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戈尔巴乔夫称‘民主化’是惨痛失误》，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790。

[18] 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19] [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新闻报道-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28/c64094-29433645.html

[21] 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22]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24]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28] 《美国人再次拿走诺贝尔经济学奖》，《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6日第4版。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30]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31]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唐)祖咏：《望蓟门》。

[32] 《魏书》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9页。)《南史》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卷七十，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3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首发于《经济导刊》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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