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沫若先生逝世40周年】李斌 | 用“伪史料”研究“晚年郭沫若”可以休矣！_风闻

编者按

一直以来，学界对“晚年郭沫若”的研究不仅成果数量较少而且质量不高，更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研究很大程度还是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之上的。本文作者在对出现于《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郭沫若书信集》等刊物中的郭沫若书信进行了抄作与手迹比较等详细研究后，证明了这些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系陈明远等人伪造。这些伪造的信件对郭沫若的思想和心理进行了带有伪造者政治立场的恶意“改造”，颠覆了郭沫若的正面形象，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同时，作者态度鲜明地指出，之所以有人在明知史料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相信和宣传虚假的郭沫若形象，这与当时伤痕文学的流行有很大关系。这些伪造的信件既极大程度地迎合了陈明远、丁冬等人热衷于批判新中国的需要，又与当时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存在的伤痕记忆产生了共鸣。我们可以承认伤痕文学具有一定价值，但是站在伪造的材料上进行研究，即使用功再多，也无法改变其毫无意义的本质。只有在鉴别史料和获得更多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在自觉拆解“非郭沫若”认识装置后，在秉承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中，对“晚期郭沫若”的研究、乃至对“郭沫若”的整个研究才能获得更多有益进展。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感谢李斌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任多个重要领导职务，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笔耕不辍，在历史、考古、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学界对于“晚年郭沫若”研究重视不够，成果较少，质量不高。这少量的成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

所谓伪史料，即并非真实存在、由后人伪造的材料。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伪史料，比如《列子》一书，本为魏晋时代所作，却被伪托为战国时代的列御寇所作。相对于列御寇研究来说，这就是伪史料。宗白华认为：“鉴别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不可将伪史料作真史料。”[1] 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关于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包括“著作作伪”、“书信作伪”“书法作伪”三类[2]。郭平英等人对署名郭沫若、陈明远的《新潮》作伪、王戎笙对“书信书法作伪”[3] 都有过详细考辨，但这些考辨尤其是王戎笙的著作并没有受到学界严肃对待。作为本文论述基础的“晚年郭沫若”研究中的伪史料，主要指经过王戎笙等人辨明的，陈明远伪造的50余封“郭沫若”书信。

【一】

陈明远在1956年9月14日致信郭沫若，对郭沫若的一些文学作品提了批评意见，受到郭沫若重视。郭沫若回了一封较长的信件，此后建立通信关系。直到1963年，在长达近6年半的时间里，两人多次通信。

1963年，陈明远给记者周尊攘提供了他所抄录的20余封“郭沫若”信件，后者通过《郭沫若与青年陈明远》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公布18封。**这些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6年，最晚为1963年。**陈明远也曾将这些抄件提供给叶以群。叶以群家属见到周尊攘文章后，发现他们所存抄件中有9封为周文所未公布，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公布。叶以群家属公布的这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7年，最晚为1962年，这是第二批。后来，陈明远在《劫后诗存》中公布《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40封》，包括前两批公布的27封，另外多出13封，该书附有3封郭沫若书信手迹照片。本文称这次新公布的13封为第三批抄件。第三批抄件所署日期最早为1953年，最晚为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时，陈明远在上述40封外另外提供给他29封抄件，这是第四批。这29封抄件所署日期多为1956年前和1963年后。黄淳浩整理为《郭老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发表在《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和1993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上，并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郭沫若书信集，影响很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陈明远公布这些抄件尤其是第四批抄件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关注。1992年，署名郭沫若、陈明远合著的《新潮》出版，这本书引起了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和秘书王戎笙、王廷芳等人的注意，他们由此关注到陈明远公布的抄件，并陆续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不久，郭平英因《新潮》的署名问题将陈明远告上法庭，陈明远败诉。但陈明远等人反驳王戎笙等人关于书信抄件的质疑，并将单方面的反驳文章收入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戎笙对陈明远、丁东等人的反驳文章进行驳难，驳难文字收入他出版于2005年的《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陈明远和丁东等人的文章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广泛传播，为多数研究者广泛使用，而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文章反而不受重视。

《反思郭沫若》书影

王戎笙、郭平英、陈明远等人公布的有手迹（包括秘书抄件）的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共有12封[4]，这12封有3封在陈明远处，其余存于郭沫若纪念馆。在这12封之外，陈明远提供的其余50余封均没有手迹作证。通过抄件与手迹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二批抄件中有一部分有手迹依据，余皆没有手迹为证；第三、四批都没有手迹依据。在文献整理中，如果既没有作者手稿或手稿照片、影印件等手迹存在，也不是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并予以承认的作品，就都不能认为是该作者的作品。**何况王戎笙等人在文章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落实了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交往的时间区域（该时间区域与现存手稿一致，即始于1956年9月14日，止于1963年1月），并通过公布手迹影印件等方式证实了陈明远所示抄件对原件的增删、篡改、肢解处，还敏锐抓住陈明远回忆文章中前后不一、和常理相悖等漏洞。**王戎笙等人的文章事实确凿、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在这样强大的质疑下，陈明远仍然拿不出手迹来证明自己。如果真有手迹，按照常理和他的个性来说，他是不会不拿出来为自己辩诬的。陈明远曾辩解说这些手迹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如果真被专案组抄走，文革中郭沫若的处境本就不妙，这些信件足以给郭沫若带上“大右派”的帽子，把他彻底打倒，而陈明远的“罪行”在“伪造”毛主席诗词外，必定还会加上诋毁新中国一条，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除非某一天有手迹证明这些抄件为真，否则，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陈明远提供的没有手迹证实的50余封“郭沫若”信件是伪造的。

陈明远伪造信件本应引起郭沫若研究者的严肃对待，但“晚年郭沫若”研究中仍大量使用第三、四批抄件。在使用这些抄件的研究者中，有些对此不知情，有些明明知道这些信件可疑却仍然使用。有学者在大量使用这两批抄件时声明说：“尽管他与陈明远的书信存有争议，但这些在文革后逐渐披露的书信，却帮助读者走进了郭沫若完全不同于他在报纸、电视上的‘形象’的另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人们更感到震惊的，也许是‘另一个’郭沫若的存在”[5]。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著作中大量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后说：“对于这些信的真实性，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曾著文质疑，我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6] 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抄件可能是假的，这些研究者为什么还要用它“帮助读者”走进“‘另一个’郭沫若”？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原则。假如这些研究者不信任王戎笙等人的辨伪，按照正常研究程序，第一步工作就是证明王戎笙等人辨错了，陈明远提供的抄件是真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论。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论证，只是在“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声明之后，就大量将伪信作信史引用，那么这些研究者所论及的“郭沫若”就跟真实的郭沫若没什么关系了。

《郭沫若书信集》书影

但这些研究者为什么罔顾事实，而“倾向于相信这是郭沫若的心里话”？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陈寅恪认为：“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7] 也就是说，《列子》虽然相对于列御寇为伪史料，但因其作于魏晋时代，却可以据此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在王戎笙等人辨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和其依托的时代思潮。

陈明远伪造信件的动机，首先当然是出自他的功名心，所以他将郭沫若信中批评呵责他的语句多数删除，而增加很多奖掖赞赏他的语言。但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同和曲为辩解，还跟其内容切合了伤痕史学的需要有关。而伤痕史学者又在这批伪信的基础上塑造出他们笔下的“晚年郭沫若”形象，并对郭沫若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自文革结束后，伤痕记忆者对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充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伤痕史学中。本文所关注的陈明远即在发表于1986年的一篇回忆中说：“对于这个一切被颠倒了的恶浊世界我已无可留恋。批斗、毒打、游街、示众、‘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我多年来从事的科研成果被没收，呕心沥血的诗歌作品被付之一炬；一些知心朋友们，自杀的自杀、监禁的监禁，被逼死、被逼疯、被毒性拷打致残……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大字报、‘红海洋’、铺天盖地，鬼画符一样令人恶心；‘语录歌’、‘样板戏’整天在耳边嚎叫……我的耳目五官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希望这场噩梦早一点儿结束。”[8] 陈明远的朋友们在吹嘘陈明远的文章中说：“有毛一代，就是一个无美的时代，‘美学’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批判的对象。所以，经过‘思想改造’的所谓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没有审美情怀和审美自觉，自然，从他们的作品中想看到美。也就难了。”[9] 

面对如此不堪的历史，伤痕记忆者总是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打扮成“慷慨赴义”的英雄。陈明远就回忆说：“我下定决心要在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昏暗时代，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形象，步先烈们的后尘，从容就义，以死来表示对法西斯暴行的最强硬的抗议！”[10]**他们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英雄/奸佞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们有着相似境遇的新中国历史上的受难者和边缘人物跃身一变而为文化英雄，而对那个时代大唱赞歌的郭沫若自然就属于非我族类的奸佞了。**如陈明远的朋友丁东就如实说道：“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歌功颂德，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过头的话甚至成为笑柄。”[11] “郭老在‘科学的春天’开始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官方评价极高，有与鲁迅并肩的美誉。但我和周围的朋友私下议论时，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郭老的感受与官方的评价有较大的差距。”[12]

《郭沫若书信书法辩伪》书影

但问题在于，郭沫若在《女神》时代的超人才华，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杰出成就，在北伐和抗战中正义凛然的表现，这都是伤痕记忆者难以否定的。为何同一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而在共和国历史上却“成为笑柄”？伤痕记忆者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天纵聪明的郭沫若在新中国只是“逢场作戏”，他内心对新中国和自己的表现不以为然。但这需要证据。丁东就说：“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通向他内心世界的窗口。”[13] 郭沫若发表的大量诗歌和文章都十分坦率地表露了他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赞美，这难道还不能反映郭沫若的内心世界么？可见丁东所谓的能够“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显然是有特定指向的、跟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文完全不同质的文字。

而陈明远也面临着他自己的特殊困难，他在已经公布的抄件、发表的回忆文章和出版的诗集中屡次表明，郭沫若是他的诗歌教师，“《新潮》是在郭老师指导下进行的”[14]。但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又公开否定新中国，否定郭沫若为新中国所唱的赞歌。那样一位擅长于写作不光彩赞歌的郭沫若，却指导出陈明远创作出追求“真美”、“开一代诗风”[15] 的好诗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矛盾么？陈明远毕竟聪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办法：在郭沫若公开发表的诗作和他私下对诗歌的品评中划一条界限，“郭老后期的诗学观点和他的诗作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16] “郭老后期在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理想与追求，跟他对外应酬的某些‘大白话诗’及表面文章，两者之间一直存在很显著的矛盾。对于这样充满矛盾的混合体的一分为二，乃可发掘出郭老的真面目。”[17] 而“内心深处的诗学观点”只靠陈明远的回忆还不具备说服力，必须由“郭沫若”现身说法。

一方面是陈明远的朋友们对“通向”郭沫若“内心世界的窗口”的寻觅和召唤，另一方面是陈明远自圆其说的需要，80年代后期，托名“郭沫若”的第三、四批抄件被陈明远伪造出来了。在这两批抄件中，“郭沫若”引人瞩目地对新中国历史进行了猛烈抨击，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诗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郭沫若”猛烈批评他的时代。“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18] “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空话、套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19]

《女神》书影

“郭沫若”十分丧气地承认《新华颂》与《百花齐放》以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诗都不是“新诗”。“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20] “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21]

“郭沫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倍感疲倦，对环境十分厌恶。“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现在我国的新诗那里称得上有什么‘坛’来？别看一些自诩为‘新诗人’者架子十足，也不过是写走江湖的天桥把式而已。”“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上次谈话时，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净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22]

伪造出了第三、四批抄件，陈明远十分得意：“好在晚年郭沫若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些发自内心的文字和话语，虽说一鳞半爪，也隐约能够窥见真身。人们从他那‘怆恼的面孔’底下，似乎还能依稀辨认出深深压抑的‘内心的忏悔’，和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呻吟。”[23] “郭沫若”在这些伪信中批评《百花齐放》，但陈明远忘了，他在回忆录中却又让“郭沫若”说：“我对于新诗的发展、诗歌新形式的探讨问题，一直在关心着、思索着。《百花齐放》就是尝试发展新体诗的一种格律”[24]。同时，陈明远还冒了一个大险，史学研究中讲究孤证不足为凭，郭沫若在留下的文字中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新中国和他的新诗创作如此恶意的批评，倒是和这些文字完全相反的表述在郭沫若的诗文中处处可见，严肃的历史学者对这些孤证不得不打一个大问号。所有这些矛盾、突兀，不仅处处表明这些抄件为伪，也印证了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陈明远伪造信件的时间和动机。

以伤痕记忆者的语气说话的“郭沫若”当然符合丁东们的需要。丁东兴奋地说，他等待的“窗口出现了，这就是90年代发现的一批他写给陈明远的信。”他仿佛发现了通往新中国历史的新航线，就连那位大红大紫的郭沫若，对新中国历史和文化也跟他们抱着相似的看法。有了这位大人物做“知已”，丁东当然欣喜若狂。他翻遍《郭沫若书信集》，“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25] 当王戎笙等人质疑这些抄件的真实性时，丁东撰文为陈明远辩解，倒不是因为他有手迹去证明这些抄件的真实性，而是因为：“郭沫若晚年的著作很多，通信的对象也很多，但很少在文字中吐露心迹。而在与陈明远的通信中，却多处吐露心迹。”[26]

            《百花齐放》书影《新华颂》书影

**丁东的话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渴求，他们太需要第三、四批抄件了。**李辉回顾自己阅读郭沫若作品的感受时说：“如果把郭沫若的作品，按照编年史的方式选编出来，一定会给人们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一方面，读者能够从郭沫若每年创作的代表作品，看到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如何出色地在诸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另一方面，还能够感叹一个人的一生，前后居然有着那么大的反差，人的个性居然会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彻底改变。郭沫若用作品也用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思索空间。”李辉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这“难以想象”的“彻底改变”，终于从第四批抄件中找到了答案：“如果不是读到《文汇报》（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上发表的《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致陈明远），我的思路也许不会那么快地从周扬走到这里，更不会把当年的费解重新拾起，让这样一个棘手的、难以理解透彻阐述透彻的题目，走上我的笔端。”[27] 谢泳深感郭沫若研究“很少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而第三、四批抄件的出现，“就隐隐约约透露出了郭沫若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读后让人感到历史人物是多么的复杂。这些书信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但从中也透露出不少郭沫若的无奈。”他希望“通过大量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内心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知识分子是在怎样的历史巨变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或者说压抑了自己的天性而去盲从，虽然对自己的所为有认识，但连自嘲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很痛苦的。”[28] 这充分说明，第三、四批抄件大大满足了某些研究者的需要，他们甚至希望有更多类似的材料出现。

当我们明白了第三、四批抄件是在陈明远为了自圆其说及丁东们千呼万唤之下产生的时，我们也许就会理解，为什么在郭平英、王戎笙等人已经事实确凿地证明这批抄件为伪的情况下，陈明远、丁东们还没有事实根据的反复诡辩，甚至将他们的一面之词收入《反思郭沫若》一书，后来又借助互联网反复炒作，流播甚广，导致很多人只知道有这批抄件，而不知道这批抄件为伪。

《反思郭沫若》内页

丁东等人在第三、四批抄件之上，塑造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晚年郭沫若”形象：表里不一、“逢场作戏”、谄媚、内心痛苦的悲剧“两面人”。“逢场作戏”最初出现在陈明远杜撰的郭沫若与他的谈话中。这被丁东大加发挥。丁东在大量引用第四批抄件后感叹说：“知道自己逢场作戏，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到后人的嘲笑，又无法不让自己被后人嘲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郭老内心的这种苦味，极为耐人深思。”[29] “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他内心世界其实是极为痛苦。而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30] 陈明远，这位昔日深受郭沫若器重，并以“郭沫若学生”暴得大名的人，在伪造郭沫若信件的基础上议论说：“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忱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他还借宗白华的嘴议论郭沫若1966年的“焚书”说：“哪里是什么凤凰再生？全是逢场作戏、支支吾吾蒙混过关。归根结底，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巴金还是什么别的人，恐怕大半都是为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饶。这不是什么真忏悔，而是假忏悔和愚忏悔两结合。”[31] 鄢烈山在阅读第四批抄件后认为：“郭老在这批秘不示人的信稿中，流露的情绪是厌恶、厌倦、愤慨、自责、悔恨、担忧”，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不加抑制的悲凉”、“苦衷”[32]。余杰认为郭沫若是“戏子的头儿”，“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之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骨子里依然是奴隶”[33]。黎焕颐则认为晚年郭沫若“当驯服的奴仆丧失自我的道路”，“完全政治化”，“信仰人格神”[34]。这些看法其实本来就是他们在文革之后的时代思潮下已经形成了的，只是他们缺少过硬的证据，所以一直引而未发。现在，陈明远为他们提供证据了，于是他们纷纷撰文，对晚年郭沫若的鞭挞理直气壮。

【三】

第三、四批抄件不仅被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所炒作，还被严肃的学者们所看重，并逐渐成为“晚年郭沫若”研究最重要的材料，陈明远、丁东等人有关“晚年郭沫若”的看法甚至成为一些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

**第三、四批抄件之所以能被学术界认可，是因为“郭沫若”对《新华颂》、《百花齐放》等的批评，正符合80年代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等思潮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有关文学的认识装置。**处于这种新的认识装置中的学者对诗歌等文学作品逐渐有了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以“审美”、“人性”等观念而非社会功能或“为工农兵服务”作为价值高低的评判标准。当他们以这种共识去阅读郭沫若的《新华颂》《百放齐放》时，他们难以理解，感到困惑。钱谷融在郭沫若一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就坦率地表达了他“有时不免感到”的“一些困惑”：郭沫若晚年为什么写不出《女神》那样的诗篇？为什么要烧书？为什么写《李白与杜甫》那样偏颇的著作？第三、四批抄件能够解答他的困惑：“我们从他写给陈明远同志的某些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其实仍旧是清醒的、明智的，他之所以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35]

于是，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学者即便知道第三、四批抄件有争议，但仍然舍不得不用，而且在使用第三、四批抄件时，在有关文学的新的认识装置的作用下，丁东等人对这些抄件的阐释居然成为了高被引。有学者在利用第三、四批抄件研读了郭沫若的《百花齐放》等诗歌后认为：“自由和真诚是诗歌的灵魂。失去了自由和真诚，诗歌是不可能具有感染力与生命力的。如果诗歌沦为权力的奴仆，即使作者再有才华，也难免落下笑柄。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的诗歌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教训。那个时代，不幸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被改造、精神被阉割的严酷环境中，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从总体上讲，他已成为知识界依附权势的标兵和表率。这就是他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36] 又有学者在引用第三、四批抄件后认为：“如果上述文字属实，不是讹传，也不是伪造，那么可以断言，这是50、60年代郭沫若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没有沉痛经验的人，是写不出这样沾着血泪的独白的！”“以上的书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思想上发生的变化，而这一感受与他对历史经验的了解结合起来，呈现的恰恰是过去研究中一直忽略的郭沫若相对完整的世界。”显然，作者并不认为第三、四批抄件是伪造的，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他外露、浅显的诗人气质使他从文化革命转向了政治革命，但后者只是把他看作随用随扔的‘喇叭’”[37] 还有学者在第三、四批抄件和丁东等人言论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创作由真挚的政治抒情诗滑向大量虚假的政治打油诗，这些诗作毫无个人的真情实感，完全是对时代政治的图解，成为其政治活动的工具。郭沫若对这种诗体的运用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违背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毫无诗意之美。”[38]像这样的观点在“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比比皆是。

《李白与杜甫》书影

新世纪以来，“晚年郭沫若”研究中有三本著作出版，这是目前为止专以“晚年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的仅有的著作。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陈明远提供的第三、四批抄件成为这三本著作“多次援引的重要文献”[39]。

其实不仅是文献的引用，陈明远、丁东等人的看法竟然成为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两部书的核心观点。客观来讲，冯锡刚这两部著作发掘了很多材料，在叙述上也多有可取之处，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在学术/政治、文学/政治，独立自由/依附领袖的二元对立下，指责郭沫若没有坚持独立的学者或文学家立场，而是在趋附和谄媚中丧失了自我。其具体观点显然不是在材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所得，而是来自于陈明远、丁东等人。因此，该书观点先行，其结论跟其使用的材料基本没什么关系。作者认为：“有人称郭沫若是太阳下的蜡烛。这篇纪念文章庶几为一分写照。”可见他的材料不过为李辉的观点下一注脚。作者又认为：“平心而论，《新华颂》确实是作者建国以来第一本也是最糟糕的一本诗集。”这是为第四批抄件中“郭沫若”的自我批评提供证明。最令人奇怪的是，冯锡刚居然认为《武训传》批判后，“郭沫若的学术生命，在这次‘瞠然自失’的检讨之后，基本上已告结束。”[40] 如果不是像陈明远、丁东等人一样对新中国学术文化成就的全盘否定，怎么会无视《管子集校》、《再生缘》研究、兰亭论辩、《李白与杜甫》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而且在这两本书的前言后记中，冯锡刚还不断批评郭沫若的“庸人气味”、“难以与鲁迅比肩”[41]，其诗作“根本就不能算是诗”、“言行不一致”[42]等，这些简单武断的观点，都跟《反思郭沫若》如出一辙。

贾振勇的《郭沫若的最后29年》无论是在思考的深度，还是在可读性上，都远胜过冯锡刚的两部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郭沫若的最后29年》基本上摆脱了《反思郭沫若》的不良影响，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经历都有作者自己的感悟和判断。比如，对于郭沫若批判胡适和胡风，丁东冯锡刚等人都大加贬责，认为他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屈从于权力。但《郭沫若的最后29年》却注意到了郭沫若在批判胡适时“与政治主流不尽相同的声音”；而对于胡风，作者更是注意到了郭沫若在1952年就曾给过忠告与建议，“这显示郭沫若具有政治远见的同时，是否也显示出与人为善的一面呢？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大多数文艺界人士将胡风视为异端时，郭沫若认为‘这是理论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是否显示出他在胡风问题上的宽容与平和的态度呢？”尤其是对郭沫若最被丁东等人奚落的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问题，作者并不将其看成是对权力的谄媚，而是看到：“对毛泽东本人的敬佩，与毛泽东渐渐密切的私人关系，对毛泽东历史观念、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共鸣等等包括前者在内的诸种复杂因素，共同促成了此后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的升温。”这都显示出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不过遗憾的是，尽管作者也清楚陈明远提供的抄件尤其是第三、四批抄件的真伪问题存在“争论”，但却被强大的“共识”所裹挟，人云亦云地表示：“值得庆幸的是，宏大、整齐的历史叙事，毕竟会拐弯抹角地留下许多裂缝。在这些历史裂缝中，郭沫若可以找到一条吐露些许心声的渠道，我们也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郭沫若内心世界潜藏很深的另一种滋味。郭沫若和陈明远的通信，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浮出历史水面的一条隐约缝隙。”**基于这个判断，作者大量引用这些伪信，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真实阅读体验而屈从于伪信的内容。**这就使得这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作者认为，《新华颂》“这种以政治叙事、政治抒情、政治感怀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在一个政治可以移情为审美的泛政治文化语境中，是可以被人们当作诗歌来接受，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者虽然引用了第四批抄件中贬斥《新华颂》的文字，却又说：“郭沫若时常好用偏激、夸张之语，如果都不当成诗歌来看待，郭沫若内心深处，可能也未必完全赞同。”其实，假如没有这些伪信的干扰，作者完全可以对《新华颂》做出相对深入的解读。作者对于郭沫若的《国庆颂——一九五八》有着较高评价：“诗歌融现实和想象于一体，思绪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中间几经回旋、几经转合，叙事、抒情、言志、载道诸如此类的文学手法和功能，一起展现在诗中。如果仔细阅读，诗人的思路有条不紊，叙事分门别类，结构井井有条，抒情恰如其分，说理张弛有度。”但作者又很快引用第四批抄件中对《百花齐放》的否定，说明“郭沫若对自己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好坏得失，对诗歌自身价值的优劣，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和判断。”[43]跟对《新华颂》的研究一样，此处作者再次用伪信否定自己的真实判断，让人感到十分可惜。

《郭沫若的最后29年》书影

**陈明远、丁东等人基于伪信对“晚年郭沫若”形象的塑造，还影响了学界对《蔡文姬》、兰亭论辩、《李白与杜甫》这些课题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在着手开展研究时，总是从“逢场作戏”、谄媚等先入之见出发，于是所谓的成果也不过只是用更细致的材料去证明丁东等人的观点，遮蔽了更为复杂的历史，从而成为“晚年郭沫若”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四】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晚年郭沫若”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在未仔细研究“晚年郭沫若”之前，由于部分研究者对新中国历史有着或多或少的伤痕记忆，而郭沫若对那个让他们受到伤害的时代又大唱赞歌，于是他们有了对“晚年郭沫若”带着厌恶情绪的本能反应，为了证明他们这种反应的合理性，他们伪造了郭沫若书信，伪造了相关回忆文字。也就是说，建立在陈明远提供的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本是伤痕史学自娱自乐的把戏，和郭沫若无关，但他们却拉来郭沫若做道具，伪造材料得出“晚年郭沫若”“表里不一”、“逢场作戏”、谄媚领导却内心痛苦的悲剧形象，这一形象当然是虚假的，但他们却大肆渲染，并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广为流传，误导公众。

陈明远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能够通过伪造书信对学界产生影响，是因为他们和多数学者对新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看法是一致的。**80年代后史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文学史研究中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学术史研究中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崇拜，“主要源自知识界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质疑。**这种质疑是对革命的厌倦，是对社会主义道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他们急于抛弃共产中国和左翼知识界的历史，拥抱‘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44] 陈明远、丁东等人通过伪造材料并大肆渲染，以“郭沫若”来质疑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有力迎合并巩固了文史研究领域中的“非郭沫若”认识装置。

“晚年郭沫若”研究是复杂而艰巨的课题，相关史料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相关思考需要摆脱情绪化的主观偏见。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因伪史料的渗入而变成乱麻一团的已有研究展开清理，在鉴别史料和获得更多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在自觉拆解“非郭沫若”认识装置后，对晚年郭沫若开展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以展现其本来面目。

注  释

[1]宗白华：《中国哲学史提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李斌：《新时期以来郭沫若作品整理的成就与问题》，《郭沫若研究》2017年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3]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参考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郭平英《陈明远与郭沫若往来书信质疑》（《文艺报》1996年5月10月）、陈明远《劫后诗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等。

[5]王丽丽、程光炜：《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6]邢小群：《郭沫若的30个细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里仁书局1981版，第248页。

[8]陈明远：《诗歌——我生命的翅膀》，《劫后诗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58页。

[9]毕唐书：《“伪造”毛泽东诗词的陈明远》，共识网。

[10]陈明远：《诗歌——我生命的翅膀》，《劫后诗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58页。

[11]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12]丁东：《编后记》，《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

[13]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14]陈明远：《新诗与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页。

[15]郭沫若（陈明远伪造）：《

[16]陈明远：《诗歌——我生命的翅膀》，《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出版的《劫后诗存》在收录这篇文章时，并没有这段文字。这是否陈明远出于自圆其说的需要新添加的？有待考察。

[17]陈明远：《新诗与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页。

[18]《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劫后诗存》，第335页。

[19]黄淳浩《郭沫若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

[20]《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劫后诗存》，第328页。

[21]黄淳浩《郭沫若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

[22]黄淳浩《郭沫若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

[23]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24]陈明远：《新诗与真美的追求》，《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6页。

[25]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4页。

[26]丁东：《郭沫若书信案又有新说法》，《南方周末》1996年12月27日第4版。

[27]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22页。

[28]谢泳：《郭沫若内心有话》，《书城》1996年第3期。

[29]丁东：《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

[30]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31]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7页。

[32]鄢烈山：《学术与良心》，《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8页。

[33]余杰：《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3页。

[34]黎焕颐：《一道畸形的文化风景线》，《随笔》1998年第2期。

[35]钱谷融：《一点启示》，《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6-97页。

[36]邢小群：《试析郭沫若在大跃进年代的诗歌活动——从

[37]王丽丽、程光炜：《郭沫若后期的文化心态》，《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38]刘海洲：《国家话语中的“时代颂歌”——论郭老建国后的诗歌创作》，《郭沫若学刊》2013年第4期。

[39]税海模：《关于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思考》，《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40]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3、97、63页。

[41]冯锡刚：《后记》，《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2]冯锡刚：《前言》，《“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4页。

[43]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8、155、93、48、51、110-111、112页。

[44]李斌：《对“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