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二）_风闻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11. 中国有“忠”“患”两个字，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连，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看看欧洲中世纪打成什么样子了，其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要统一；相反，他们却利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鼓励中国和亚洲走欧洲曾走过的“威斯特伐利亚”[1]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即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地缘政治原因。

12. 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朋友是不能被打败的对手。有实力成为大国对手的国家才有条件成为大国的朋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

13.经济总量是一个自然增量，若没有相应的安全政策，经济增量反会成为瓦解社会的力量。原始社会就是由于经济增长而瓦解的；中国全面抗战就是在中国国民生产增长率达到峰值的1937年爆发的[2]。

14. 战略研究最忌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东海中日关系，面对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讲战略而是在讲宗教。我们讲“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而不是大得没边没沿、没时间空间节点。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15．从小生长在犹太人而又不局限于犹太教家庭中的马克思[3]最明白金融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4]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的中世纪教皇。

16．西方人的国际政治贯穿着精细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说：“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5]西方人擅长于用搭积木而不是用砸积木即打倒和消灭对手的方式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块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让对手却动弹不得。如果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是威灵顿公爵[6]，那么埋葬拿破仑法国的却是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梅特涅[7]。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8]，不能消灭，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转化矛盾的性质。化解而不是消灭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国在离开南亚时将斯里兰卡、缅甸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17．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9]，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明乎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之间的战略关联。

​18. 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

19．没有革命的性——比如从杂婚制到一夫一妻制，就谈不上性革命；而没有性的革命，也谈不上革命性。男女性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最古老的基础，所有社会革命大多是以性革命即婚姻革命为先声的。

20．“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0]，而台湾是西太平洋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台湾地区是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因此，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11]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地缘政治安排。

参考文献：

[1]《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2]“1912年～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8.3%；1928年～1936年为8.4%。这说明，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旧中国的最高时期。”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页。

[3]卡尔·马克思的祖父马克思·列维是一名犹太法律学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律师，后作了司法参事，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当时，“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页），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家庭脱离了犹太民族。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恩格斯：《论反犹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页。）

[4]［德］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5]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6]威灵顿（1769～1852年）英国元帅，第一任威灵顿公爵，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联盟军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于世。

[7]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纪出色的奥地利外交家，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09～1848年），首相 （1821～1848年）。1814年10月，拿破仑被打败后，梅特涅主持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并成为战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1859年6月11日卒于维也纳。

[8] 参见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9]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0] 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1]“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