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太多腿都不够用了，炮制“管仲陷阱”者是何居心？_风闻

在网上看到“管仲陷阱”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必要值得讨论一下的，对这个“陷阱”的描述大致如下：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 ……

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

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

管仲作为齐国的“首相”，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财政专家，“利出一孔”是他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以国家权力控制获利渠道，分配社会财富，“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国家垄断、政府管制、与民争利的制度安排，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管仲陷阱”。

风闻社区有一篇讲齐长城修建之谜的文章，观点就是齐长城修建也是主要为了盐铁国有，即管仲所说的的“官山海”，而且据说管仲为了富国，还搞出过妓院国有化，连嫖客嫖娼都要利出一孔，妓女的定价权也要国家来把持。

从实践上看，管仲的“利出一孔”的国有化政策成效极为显著，短时间内齐国就成为春秋时代最富有的诸侯国。而且这一套后来被在秦国搞变法的商鞅学会了，《商君书》有大段抄袭《管子》的话：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

商鞅的这套经济政策和齐国不同的是，他不但富国，而且强兵（相对来说，齐人怯战），为秦王扫六合打下了经济和军事根基。

同样利出一孔，为何秦能够比齐更成功？这是经济史家亟需解释的。

“管仲陷阱”最大的问题是语义逻辑的混乱。既然被冠之“陷阱”，就带有消极负面的成分，告诉你不能往里跳，但齐国和秦国跳进去了，反而效果很好，何谓陷阱？

管仲的理想经济模型之“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其实罕见于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的政治体制，“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经济利益的分配仰独裁君主鼻息，这个结果也是乌托邦式的构想。

比较我们平时耳濡目染的各种所谓陷阱，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管仲陷阱”的一大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被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发明出来之后，短时间内受到了中美经济、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大原因，恐怕是和这个概念背后的某些史实做依靠；同样，“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在东欧和南美看到，中国需警惕重蹈覆辙；同样地，经济学领域还有债务陷阱、消费陷阱等等不少带有“陷阱”的名词，但是“管子陷阱”目前却在学界还缺乏一定程度的共识，暂时停留在假说阶段。

但是这个“管仲陷阱”若想要自圆其说，恐怕还要再加上这么一句，“看看秦朝为什么这么短命？就是因为秦国掉入了管仲陷阱，利出一孔，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灭亡”。

如果是这样的话，“管仲陷阱”的意图好像是给朝代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提供一个经济学的解释，但这个提法的始作俑者好像不是这样，而是落在这么一句上“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

“管仲陷阱”的炮制者恐怕严重高估了中国古代君主的所谓的“专制”程度。

先不说从秦到清历代帝王受困于“皇权不下县”的制度困境中，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处在郡县和封建的摇摆之中，“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更是无从谈起，若是拿明末来说，皇帝恨不得好好享受一把“管仲陷阱”的滋味，但东林党们不可能让他“利出一孔”。

所以说，“管仲陷阱”恐怕还是借钟馗打鬼，是要告诉今天的财经部门的决策者们要约束政府权力，放松经济管制，或者说，国退民进，在很多行业内不能再“利出一孔”。

“管仲陷阱”表面抨击的是历代专制君主和人身控制（编户齐民），但暗在的意图恐怕还是为私有化鸣锣开道。

单纯的谈私有化无论褒贬。但如果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国防、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关系到民众切身的健康人身安全的行业，“利出一孔”难道是一个陷阱吗？

前不久的长生疫苗案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疗法也许算作一种“鸡血”猛药，能在群雄并立的各诸侯国中称雄一时，但这并不代表管仲的药方在今天已经完全失效，而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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