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评介_风闻

司徒琳（Lynn A. Struve）主编的两卷本《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1]是探讨明清易代之际诸多有关“时间”、“分期”与“历史性质”等问题的论文集。如何在历史中理解时间？这看似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可以引申出花样繁多的讨论，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西方学界“制造议题”的能力。

然而历史中的时间如何被理解确实是个需要突破常识限制的思辨过程，当下的人们太习惯于直接采用公元纪年来为过去的时间标明刻度，可是迟至晚清，用耶稣的诞生作为“原点”来纪年，用周（七天）而不是旬（十天）作为循环的单位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上册的第五章“‘天主实义’在福建：在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之间”即说明了即使是谨遵教义的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在明清之际的福建传教时，也不得不将天主教的节日嫁接在中国的历法之上，而仅仅对黄道吉日的迷信表示谴责。同时因为中国底层劳动阶级糟糕的生存状况，礼拜日的休息和斋戒都难以执行，本应守斋的春节，也不得不服从中国人的愿望，允许享受全年难得的放纵吃喝的时刻[2]。

纪念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的权力，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在整个东儒家文化圈中也是事实，上册第三章“与中国时间斗争、时空的国族化：李朝后期的记时”即讨论了明清易代对于朝鲜而言意味着权力和正统性、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分离。明朝的灭亡导致了这个西边的“空间实体”转化为了“时间实体”，不承认（或私下不承认）清朝统治下的时间的朝鲜只能用其它支配时间的方法，例如对明朝皇帝的祭拜仪式和明代年号的继续使用，来体现类似于“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可见联系[3]。不过这个问题论述者不鲜见，上册的第四章“蒙古的时间进入了清的世界”则提出了清朝多元共主体制中不同族群如何在促进文化的融合与抵抗族群特征消失的矛盾要求下体现出的某种张力。在蒙古人自己的历史记忆中，蒙古与佛教建立联系这一过程紧密地同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蒙古国家的建国神话。可是清朝将蒙古纳入统治之后，淡化了成吉思汗的地位，将他理解为“一位处在普世的连续体中的信奉佛教的君主”并将蒙古的佛教和西藏乃至印度的佛教作更为紧密的联结。当然蒙古人也做出了抵抗，蒙古人保留了从畏兀尔人那里学来的“五色-动物”纪年法（类似于干支纪年，但是搭配是用五种颜色和12种动物）和独特的月份记录方式。用这种纪年书写的蒙古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蒙古人作为清帝国内一个族群的独特性[4]。

下册主要探讨的是清帝国的历史性质，具体而言，即清帝国在“近代早期”这一历史框架中应如何理解。第六章“既非帝国后期，亦非早期现代：盛期与世界历史中清的形成”给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看法，即清代是近代之前无数的发展-盛期-衰落循环中的一个，所谓盛期是前工业化历史上总产量暴增以及人口和人均消费的同步增长，荷兰、北欧和18世纪的英国都是如此，但是这样的盛期的增长率并不能超过1%而且必然面临衰落，但是技术，尤其是能源运用技术在英国的发展导致了可以被加速和可持续的增长，这是一条独特的道路是自然而然地来自荷兰和意大利，它是欧洲科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通过与英国环境交织的路径，产生了一种既深刻影响科学和生产技术又影响了不可预见的道路的特殊文化[5]。其它几位作者则讨论了清代在中亚的扩张如何促成了整个蒙古“黄金家族”在中亚的落幕[6]；清准战争和俄国东进（对金帐汗国残余的征服）预示着草原的关闭，流动的臣民被整合进了近代早期崛起的帝国之中（沙俄、奥斯曼、萨法维和大清），不同的帝国当然用不同的神话来包装这个残酷的过程，康熙诉诸于天的启示，俄国人同样选择了讨伐异教徒的战争借口，而且由于遗存历史资料的原因，要恢复“受害者”的叙事几乎不大可能，最后胜利方掌握了历史的书写[7]，所有并入帝国的领土也就成了“自古以来”。

明清之际除了诉诸当时还不存在的“民族-种族”主义的情绪性表达之外，还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面向和问题，17世纪是一个前奏，短暂的收缩和停滞后即是18世纪的伟大扩张，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中国近代史也应从这里开始，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不应忘记18世纪的清准战争，也不要忽略20世纪的新加坡战役，或许这样才能体认大清作为一个帝国的成功与伟大。

[1] 上卷的副标题是“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下卷的副标题是“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2]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页225-304。

[3]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页142-150。

[4]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页173-225。

[5]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页299-381。

[6] “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页115-151。

[7] “欧亚时空里的清帝国：噶尔丹之战的教训” 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页7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