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探索和选择的历史价值（上）_风闻

纪念一个离去42年的历史巨人，把发在2014年的搜狐博客中的文章转发在观网上。

习近平主席最近谈到中国道路的时候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是要建立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第二是建国后的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这两个观点是紧密联系统一的逻辑，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保证，是中国发展实现中国梦，不发生颠覆性错误的理论保证。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虚词粉饰能够维持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来源于历史实践的成功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所以对新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包括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正确认识是建立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保证。

毋庸讳言对新中国前后30年的认识特别是对前30年的历史认识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持全面肯定的和彻底否定的观点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正在撕裂中国社会的共识。这种分歧一种是基于基本立场的分歧，那些坚持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坚持以西方普世价值改造中国的人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不可弥合的。这个争论面对的是那些希望中国获得发展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但是对中国发展道路存在着迷惑的最大多数的人们。这场争论应该回答这些人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问题。

一，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实践进行研究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30年的建设的成绩和过失，对于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评价必须基于大历史观，唯物史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尽管所谓的大历史观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这个前国军的军官提出来的。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从历史的规律出发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评价，这种评价的评价标准是统一的，可衡量的，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也是统一的，逻辑自洽，可以验证的。这种大历史观、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历史价值判断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这种统一的标准，逻辑的自洽和实践验证。现在只有唯物史观可以提供这样的对于历史的逻辑分析。

用大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要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的演变来看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要从世界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中国历史演变来研究中国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活动的规律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也就是必然性的表达是长期历史的过程，而短期的历史表现往往是大量的偶然性的表现。

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历史地位，要从中国的近代历史，从1840年的近代历史开端说起。

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近代史一开端，中国就面临着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直接把中国文明生存和延续的问题提到提到眼前，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它要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强迫它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存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资本主义的这个扩张的过程从16世纪就开始了，就是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到19世纪，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待开垦的最后一块“处女地”了。对于中国的处置，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有不同的想法。英美准备把中国作为一个公共殖民地，或者说是经济殖民地，上海的租界就是中国面临的局势的缩影。而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野心是把中国作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同时沙俄把新疆和东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沙俄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沙俄失败，沙俄的势力与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形成对峙。英国不但占据中国的香港，对广东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把自己的力量渗入了西藏。法国从越南向云南伸展。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这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国际背景。

从国内看，“洋务运动”的失败已经说明改良主义的失败，单纯寻求经济改良，简单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文明形态，是包括着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形态，军事组织制度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形态的文明形态，国家形态。试图保留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而仅仅从枝蔓上寻求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晚清的名臣李鸿章就哀叹自己不过是“裱糊匠”，这说明作为晚清“能吏”的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已经无能为力，就表明了晚清的中国整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用内部的改革来挽救，没有人能挽救它，彻底的无可救药了。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得到拯救。

三、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命题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一些比较先进的人群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困境，李鸿章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郑观应写了《盛世危言》等等，如何挽救中国是贯穿近代中国始终的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到是推翻了清政府，但是中国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从国家形态上甚至不如满清政府，至少满清还在形式上保持着中央集权政府，而中华民国一建立就陷入军阀混战，国家陷入分裂和混乱，人民水深火热。中国的救亡不是那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客观的现实的逼迫。

中国的出路何在？这就把近代化的命题提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从历史的经验中，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中，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

蒋廷黻著有《中国近代史》一书，在前言里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眼中，近代化已经是关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了。

对于中国的出路，在当时的中国有各种思路，一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即保留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同时，引入西方的工业技术。当然这种思想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态出现，就是要保护中华的传统文化，要留住文化的根。再有是西化派，这里面又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主张全盘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求国家的富强。自由派主张学习英美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主义则倾向德日的军国主义制度，后来是法西斯主义。最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革命成功，影响到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寻找中国出路的思想中，总是混合着不同的思想，拿蒋介石来说，他在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属于国粹派，主张保留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的社会制度，保留乡村的地主士绅自治。但是他又想通过学习德日的军国民主义使得中国富国强兵。他又欣赏苏联军队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又把苏军的政治制度异化为军队的特务制度。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当时中国思潮，就是“混搭”，什么样的制度都有一点，什么样的思想都有。大家是拿来主义，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失败国家，一个处于中世纪形态的国家。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解决了中国出路问题，解决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才解决了中国的命运问题？才解决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问题？其他的思想和努力，包括辛亥革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要从近代化的问题说起。

什么是近代化，这个近代化是世界标准的，这个近代化历史把中国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连接起来。这个历史的近代化首先要从从亚当斯密开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分工开始，随着分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随之社会财富的生产大幅增加，生产和消费随着表现出社会性。生产不再是为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而是为着社会生产，消费者消费的也不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而是商品。这种商品化的生产和消费是大英帝国崛起的起点。

再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麦迪森教授，在他《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考查了欧洲近代化先驱国家和中世纪形态国家的经济数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的增长与否是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国家的标志性指标。

再一个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把它的生产方式强制性地推广到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就是近代化的一个标志。

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国家也是一种近代化国家的标志。这些论述统一起来就是社会化的生产是世界近代化的起点，工业化则是近代社会的标志。社会化生产造成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机器的使用，机器的使用更加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就产生了工业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就了社会财富的几何级数增长，表现出人均产出的增长。由于分工产生交易和对于生产、交易和分配的管理，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的管理的数目字关系，即对生产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利润、税收等等科目的管理，这种管理必须要求以数字的形式表现。所有这些陈述都是近代化过程的不同方面的表征。对于中国来说，近代化的进程因为在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后才开始，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就集中表现在工业化中。不仅仅是中国的近代化集中表现在工业化，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近代化拥有着基本相同的标准。这个世界上除了极个别的国家因为上帝的厚赐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过上不错的生活，其余的国家只要没有进入近代化进程则都陷入失败国家的境地。近代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工业化，近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世纪国家是对近代化过程之前的国家的统称，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形态各异，难以统一的描述，但是他们都没有进入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化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的国家是一个历史的分野，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李鸿章就称“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就是世界的近代化在叩响中国的大门，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近代化相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化是革命性的。

四、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不经过一场革命就不能实现？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世界各国的近代化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对外要保障国家的主权权力，抵抗外来的入侵，保护本国的资本权利，保护本国的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要打破国内对于商品、资源和资本流通的一切障碍，让这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可以持续下去。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基本规律。当然近代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的做法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奴役来加快资本形成和保证本国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优势。中国如果要实现近代化转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保护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到了民国时代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都不能保护本国的国家主权，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控制。

从国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看，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地约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有争论，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社会跟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度不同，拿欧洲的封建制度套不上中国的旧国家体制。但是中国的旧国家体制中同样存在着封建性的制度，这种封建性的制度就集中体现在乡村自治中。

中国的封建性的社会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说起。社会结构分析也许是历史研究的新的方法。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上层的皇权政治与中下层的士大夫地主阶级共同统治着中国。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这个皇权政治体制不是封建的，而是中央集权的制度。但是在乡村之中，由地主和士大夫集团实行的乡村自治体制则是中国的封建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地主士大夫阶级统治着中国85%-90%的农民，他们通过土地依附控制着乡村的经济；通过宗法制度甚至武装控制着乡村的政治；通过天命论和文化控制造成农民普遍的文盲和愚昧并由此控制着农民精神世界；通过对经济、政治和精神的控制对一个地方实行完全统治。这种统治虽不同于欧洲的贵族采邑封建，但是从对于农民的控制，对于地方的全面控制的形态来说是相似的，这就是中国的封建性制度。

士大夫地主阶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承载者，这个阶级对于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绝功莫大焉，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都曾经中断过，甚至灭绝了。但是在近代化的问题上，这个士大夫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封建性统治隔绝了中国乡村与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联系，造成中国社会的碎片化，造成中国的“一片散沙”。

这种社会结构下，乡村无法大批量地提供工业原料和市场，这样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与乡村农业就成了相互多余的赘生物，乡村并不需要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城市工业经济对农业的冲击造城农村的破产，为革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的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终结这个中国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统一全国的市场和税收、法律，让物资、商品和资本、人力资源畅流，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须。

这个任务本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反抗帝国主义，实现中国主权独立和终结中国封建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内容。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也没有这种意志，更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无论是反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入侵，捍卫自己的主权权力还是打破中国封建性的社会结构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相比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还处于中世纪社会，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相比帝国主义国家有代差，中国的社会由于封建性的结构，缺乏社会的有效组织，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没有有效的组织是一片散沙，丰富的人力资源不能有效使用。缺乏近代化的组织，军队的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极差。要想对抗现代化武装的帝国主义谈何容易。而指望帝国主义自己放弃他在中国的特权那是做梦。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不断地扩大它的市场和资源供给，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和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提供的资源和市场是像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即便对付中国的封建性的势力，他们对乡村的控制已历经上千年，可谓之树大根深，地主士大夫阶级对乡村的控制非常严密，从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完全地控制，而且往往地主还保有武装，他们还有着统治集团如蒋介石集团的武装的支持。这样的阶级要想他自己走进坟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让出道路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过，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经过战争和革命推翻原先的封建制度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

中国的土地革命根本上就把这个传统控制乡村的士大夫地主阶级，也就是“土豪劣绅”彻底打翻，消除了隔绝中国近代化城市与传统乡村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贯彻于中国所有层级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个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获得成功的。

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共的其他早期领导有这个意志，但是没有能力把握这个革命。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可以归纳为四件事，思想建党，建军，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主革命，无论是在马克思还是列宁和斯大林哪里都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出现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毛泽东完成的。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主要著作有《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

在实践中，毛泽东解决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受困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这种不发展不但造成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且也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弱小，真正的产业工人，这个本质上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少。中国最大多数的是贫苦的农民，占人口的85%左右。而这个农民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中属于小资产阶级，属于自在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就不能仅仅依靠数量极少的无产阶级，而必须把自己的政治基础尽可能地扩大，扩大到占人口95%的人民，这里面就包括农民，农民中的贫农和中农，中立富农，还包括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又不能在革命中丧失自己的阶级立场，丧失自己的先进性，丧失原则，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

党的几任领导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都把握不住，不是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就是“左倾”的错误。再不就是放弃党的阶级立场，这就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因为敌人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不得不长期在农村活动，他的力量的发展主要也在农民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大批的农民进入党内，加上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入党，这就带来了大量的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今天看看党内的非无产阶级价值观比之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死抱着无产阶级意识的标准来发展党员，那么党就不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对各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让步和纵容，党的性质就必然改变。

毛泽东采取了思想建党的方针，用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来教育党员树立和保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拿所谓的民主这个观念非难毛泽东的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党的无产阶级意识问题上根本就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能够坚持无产阶级自觉的党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能是少数人，人是有个人利益诉求的，而个人的欲望跟党的性质并不都是统一的，如果按照多数人的意愿选择路线，那么党的性质必然改变为一个农民党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在党内能坚持党的性质的原则的领导并不多，特别是在艰苦的斗争中，在获得胜利后对待胜利果实的时候，在面对权力的时候。这个党的建设是毛泽东胜利的政治基础之一。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在毛泽东建立这支人民军队之前所有的军队都没有政治意识，中国传统的军队更是雇佣性质的军队。只有毛泽东建立的这个人民军队从开始就有意识地建立军队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一方面是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另一方面是在军队中推行民主主义，“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公开，在军队中建立平等主义，官兵平等。这些组织和政治意识的建设给这支军队注入了灵魂，使得这支军队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使得这支军队在与敌人相比他的武器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更强的战斗力。抗美援朝战争是这支军队辉煌的纪念碑，标志着这支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强大的军队是中国进入近代化阶段的一个标志，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了。

最后在中国的基层农村建立了新的以党的组织为核心的新的组织形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性的组织。在村一级建立党的支部，这种组织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核心，包括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和儿童的各种群众组织，这种深入基层的新的组织有效地取代了过去由地主乡绅把持的基层农村的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使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初步解放的同时，有效地组织农村的行政和经济活动，避免了因为革命造成地方失序的混乱，迅速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因为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害。使得革命之后，中国的经济迅速而顺利地转入了经济恢复和建设。

中国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国一跃而进入了近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个转变是历史性的。从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成果，他把世界经济活动的历史拉长，从1500年到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均GDP的统计，当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改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改变，这个革命终结了中国按照黑格尔说的没有历史的历史，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终结了旧的历史逻辑，开创了新的历史逻辑，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的时代，进入到进步时代，开辟了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是什么？现在世界上成功进入近代化发展进程的国家并不多，190多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近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虽然说是发展中国家，其实这个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都是不发展国家，即便是进入了近代化进程的国家，有许多受困于封建性的农村制度，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封建性的农村成为制约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彻底走上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封建性的制度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价值，必须有一个打破封建性制度的革命性的运动来解除国家近代化路上的绊脚石。

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现在有很大一批人指责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毛泽东并没有一开始就拒绝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需要一段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这是因为他还不清楚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极度不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能不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虽然是帝国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但是好歹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从政治伦理上，搞资本主义是说不通的。现在指责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数拿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中国，这是搞历史穿越剧。在1949年的时候，资本主义不是天堂。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过程充满着血腥的杀戮，抢劫和奴役。英、法、德、日都是靠战争掠夺、殖民地和奴隶劳动实现崛起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撼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从国内政策来讲，资本主义也不具有吸引力，资本主义对付工人阶级就是一句话“强迫劳动”。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下，提倡生产劳动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重商主义主张，将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不但防止富足所带来的游手好闲，而且迫使他们不断劳动。因此，当时的人们对身体健康的人游手好闲和乞讨决不同情。英国亨利八世时期就绞死了7200名小偷，并颁布的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者将被割去耳朵，第三次发现将被处以绞刑；随后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规定：未经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第二次将被处死，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而第三次则被视为重犯而被毫不留情地处死。罗斯巴德（2012a:374）说，“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充分就业’明确包含的逻辑结论是：强迫劳动。”威廉.泰姆普在1770年发表的《论贸易与就业》一文甚至说，“当这些孩子们四岁的时候，他们应该被送到国家的济贫院。在那里，他们每天学习两小时，剩余的时间可以在适合他们年龄、体力和能力的任何制造业作坊里工作。如果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他们年龄太小，不能做什么工作，那么我的回答是，孩子们四岁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工作能力来谋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我们希望正在成长的一代将能够习惯于持续工作，并最终能够感到这是有趣和令人愉快的”（转引自布鲁，2003：14）。同样，在法国，柯尔贝尔认为，“一个儿童早期的懒惰是他后来不能正常劳动的根源所在”；因此，他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居民必须在他们孩子六岁时就将其送入花边生产厂工作，否则处以罚款。而且，柯尔贝尔认为，和尚、尼姑、律师和政府官员都是没有生产能力的闲人，因而应该尽量减少这些人的数量；此外，他还抑制宗教信仰、限制宗教机构（转引自布鲁，2003：20-21）。（以上引自朱富强的《经济学说史》）现在在中国还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其逻辑与重商主义时期的理论是一致的。中共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经济政策，这是对自己的阶级的背叛，从政治上绝对不能接受。

中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不可能采取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的政策来“发家致富”，何况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了联合国，建立了新的世界和平结构，把一切侵略性的战争定为非法战争，这跟二战以前的世界政治完全不同。所有后发国家想通过战争掠夺进入近代化的道路就此堵死了。

所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只能尝试着走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必然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