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探索和选择的历史价值（下）_风闻

六，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成功和失败的评价。在我看来，历史的事实就在那里，对于历史史实的差异不大，那么按照历史主义的规则来评价就必然的得出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成功的。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共产党，他们面对的中国的历史命题是近代化，这一点没有异议。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不是进入和完成了对中国的近代化的改造？

拿任何的标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政令统一的责任政府，一个有能力贯彻自己的政令和法律一直到中国的最基层。这个政府有意愿、有能力捍卫中国的主权权力和领导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这是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从1700年到2000年美国、英国和中国人均GDP的比较）

从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研究成果直观地就能看出，美国的近代化进程比中国早200年，英国更早得多。中国进入近代化的国家的进程是从1950年开始，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价值，扫除了近代化的障碍，开辟了近代化道路，而且中国的近代化发展的速度毫不逊色于美国和英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停滞的，而是成功的。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快的，GDP从1950年的约120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260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比之其他国家任何时期都不逊色。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超过10%，用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是比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毫不逊色。

从社会发展进步指标看，最重要的社会发展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毛泽东时代中国的HDI从1950年的0.159，增加到1978年的0.554，（按照2005年的HDI计算方法，后来又有新的计算方法，但是没有历年的统计比较）从极度不发展的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这个中国人类发展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975年时是0.521，到1978年增长到0.554，年均增长0.011，跟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即1950年到1975年的增长速度相当。

毛泽东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工业体系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基础的工业体系，是能独立完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和大飞机研发和制造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完成了遍布中国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建立了普遍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普遍地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在1070年代末期覆盖了90%的农村，由于公共卫生服务的普及，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40岁提高到1979年的70岁以上。中国的教育从1949年的85%的文盲，到1978年超过95%的中等教育入学率。1978年中国初级中学的入学学生2260万人，而适龄儿童是2370万人，中国进入中等教育普及阶段。中国人口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劳动力。

在毛泽东时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科技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除了像“两弹一星”，核潜艇和大飞机这样的标志性的大项目之外，像多年以来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黄淮海平原中地产田高产改造，康疟疾新药青蒿素，甚至像吴文俊先生的数学方面的成果都是这个时期的科研成果。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些建设成果不但是中国近代化的成果，而且是中国崛起，实现现代化，搞产业升级物质和技术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谈什么崛起，现代化，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中国梦也只能是一个梦。这样一个工业和技术体系，在世界上只有美国、前苏联和作为一个整体欧洲拥有，而这些国家比中国的发展要早的多，从近代化的进程讲比中国要早150年到200年，他们的经济的技术的积累要比中国深厚的多，而中国是在比他们短得多的时间内，在外部封锁的不利局面下基本上独立建设起来的，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人民长期的艰苦的劳动，而且需要领袖的远大的眼光和坚定的意志，还要有灵活和强硬的手段拖着这个国家和民族走过历史的瓶颈期。

七，把哲学智慧和实践智慧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一个优点是其他人不具备的，这个有点也是他成为世界巨人的特质。他是一个同时具有哲学智慧和实践智慧的人，而且他能把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智慧融合起来。对于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人早就有认识，像蒋廷黻在30年代就有明确的提出。但是，如何实现近代化的转型？蒋廷黻提出把西方的制度全盘移植过来就行了，日本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成功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近代化的国家机器是非常昂贵的，不是一个中世纪形态的国家能负担的。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对内严酷地压迫工人和农民，对外靠向英国借款发展，然后通过战争掠夺和获得战争赔款来偿付借款和为后续的发展提供资金。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中国的农村的负担是按照人口基数，农民能够负担的每100人可以负担2个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军和医生教师。这样的负担能力要支持一个统一政令的政府，支持公共服务，像基础教育，支持一个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支持一个强大的军队，还要支持国家的工业化，这是无论如何支持不了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采取政不下县的统治方式，把基层政权交给地主和乡绅。在政府政治体制方面，把行政和司法合一，行政官员如县官就直接审理案件。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政府的规模，降低了农民负担。前文已经论证了这种体制不能支持中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这样就把一个现实的问题提到中共的面前，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要保证近代化必须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活动，保证必须的公共服务，比如军队、警察、教育和司法。另一方面这个体制的成本还必须低，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还要能挤出钱来搞工业化。新中国的政府需要在一个被战争破坏的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建立一个近代化的社会，这个政府要用远远不如旧政府的经济资源来承担远远超过旧政府的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这就需要极大的智慧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政府的组织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的体制，在上层是引进的苏联的体制，这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以前中国政府没有管理工业化的任何经验，新中国的工业化要依靠苏联的援助，为了接受苏联的援助，中国就必须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接轨。但是在农村，中共因为有着长达22年的土地革命的经历，跟农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这样在农村选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制度就是合作化和集体化逐步推进的中国人民公社制度。这个制度争议巨大，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制度是成功的，只是后来的领导人缺乏哲学的智慧，在最终成功到来之前退却了。

毛泽东选择的这条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其根据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考查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现了英国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分工发展起来的，分工就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市场经济是首先通过专业分工，专业分工使得工人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产生劳动剩余，劳动剩余投入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的模式。由于专业分工，劳动者不再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而这个从生产到消费者的过程由市场来完成，这就是市场经济了。在这个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方式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机器被引入了生产，产生了工业化。毛泽东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说服了党内的同志用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中国的向近代社会，向工业化的过渡。那种用农民意愿和所谓的贫困指责毛泽东的人是用选择性的失明和对西方经济学的无知。统计数据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生产增长是非常成功的，194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1.1亿吨，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最高是1935年1.55亿吨。到1979年增长到3.3亿吨，比民国最高的产量翻了一番多。这个产量的增长也同样是世界历史上和不逊色任何国家的增长。在新中国相当一段时期内农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不快是事实，但是这个情况的形成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和卫生环境。这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死亡率大幅度降低。1949年中国的死亡率为2%，到1957年就下降到1.08%，1978年下降到0.625%，1979年是0.621%。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同期人口的出生率的下降滞后，在相当的时期内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保持着3%以上的增长率，所以人口的快速增长吃掉了。到了1970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下来了，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从1970年超过3%，下降到1978年的1.825%，这样粮食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吃饭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毛泽东时代解决了中国粮食增长的技术问题，就是种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还有玉米，棉花的良种都是在这个时期解决的。化肥的大规模使用，那个时候，一斤化肥可以增产7到8斤粮食，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的机械化在这个时期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些物质要素支持了粮食的长期快速增长，最终在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的情况下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个有统计数据的支持。

毛泽东时代采取了苏联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这个也被许多人指责。许多人从英美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先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化工业。这个是不懂现代工业。英美先发展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18、19世纺织业就是最先进的工业，还没有近代化的重化工业技术呢。毛泽东选择重化工业优先是客观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个人意愿或者根据什么教条决定的。第一，当时中国轻工业严重依赖农业提供原材料，当时的统计是依赖率86%，这种情况下，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而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而不是农业强国，人均粮食产量1949年才210公斤，1952年260多公斤，中国粮食长期短缺，而轻工业的发展要求拿出大量耕地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支持工业，吃饭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矛盾无法解决。农业的薄弱决定了中国轻工业优先不起来。英国发展轻工业是靠广大殖民地，印度人民要饿着肚子给英国提供棉花，为了英国的纺织工业，印度就要忍受经常的饥荒，人均预期寿命35岁。印度的土地不能为养活印度人服务，而要保证英国的工厂服务。美国地大人稀，又采取残酷的奴隶制庄园种植棉花来支持纺织工业。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优先发展轻工业。德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再一个是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愿意大规模地支援中国的工业化，这个支援大大缩短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所以中国选择跟苏联接轨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工业化快速的完成了，而且没有付出巨大的代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轻工业的发展也是在重化工业的支持下才得以快速发展，是石油化工提供的化纤，塑料，钢材为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的原材料，农业的原材料的比重已经越来越低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非常注意激发人的自觉性，注意把人的自觉跟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用看得见的成果来激发人的自觉。人大多数都是“现实个人主义者”，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他们是不会跟着你走的。所以在合作化发起的阶段，毛泽东非常强调合作社一定要增产，要增加社员的收入，要表现出比单干的优越性。他树立的典型模范一定是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模范作用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人物，而绝不会用国家的钱堆积起一个典型。他树立的典型一定是具有先进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通向人的解放的道路。其次是可操作，可以学习。无论是大寨，还是“穷棒子”社，或者史来贺的刘庄，都是中国最广大农村的一个标本，其中大寨和“穷棒子”社还属于自然禀赋薄弱的农村，是贫困山区，原先都是极贫困的村庄。在这些农民领袖的带领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自然面貌，发展了生产，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集体经济通过20几年的艰苦奋斗，人民收入比较单干时期提高了几十倍上百倍。这些农民领袖不知道马克思，不知道亚当斯密，不知道什么社会化大生产，但是他们知道按党的号召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是一条光明大道，合作化和集体化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化解决了近代化的分工的问题，为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条件。这个农村工业化是中国道路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这个中国式的合作化和集体化不但解决了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作用，降低了城市工业与农村交易的交易费用，更重要的是农民通过分工合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了劳动力的富裕，这些劳动力可以用来从事更广泛的工作，如从事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电力，公路等公用设施，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设施的保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农民把自己的资源像土地、劳动力和农业、林业的生产剩余资本化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后来的乡镇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西方的市场经济还是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能产生农村的工业化。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市场经济下资本首先产生于城市，城市集聚着各种生产要素和资金，为资本组织生产和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资本最主要的特性就是追求利润，而且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资本肯定不会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这样没有收益的项目，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资源会被效率更高的城市资本源源不断的抽吸到城市，比如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这就造成农村空壳化和贫困化加剧。这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法避免的情况，直到农村的破败到无法维持基本的经济活动，就必须依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就是所谓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也不会产生乡镇企业，因为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苏联把农村就设定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产品，提供原材料，在计划体系下，农村不被赋予进行工业建设的权利。

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性创新，一个经济模式的突破，它突破了传统的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界限，它使得农村和农民直接进入了近代化和工业化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是城市工业的附庸和原材料的来源。这使得中国的农民有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特别突出的是河南刘庄的史来贺，到70年代，华西村和长江村表现的非常突出，保持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一个村庄的产值数百亿，已经完全是城市的经济形态了，村民都是百万、千万富翁了。

中国农村工业化发轫于大跃进，史来贺的刘庄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始工业化的，包括大炼钢铁这样的“土”工业化运动，高潮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末期，其间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了数百上千倍，最高的时候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1/3。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乡镇企业大发展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中国存在着独立自主的企业，它们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生产，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扩张能力，它使得中国的改革能迅速结束供应短缺的时期，进入供需平衡。

乡镇企业一方面大量的供应消费品，结束了中国商品短缺时代，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于投资的巨大需求带动了对机器设备和技术原材料的需求，这反过来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直到1989年带动经济增长的是消费和投资，这其中乡镇企业作用巨大。对于乡镇企业，毛泽东的哲学智慧使得他早在1959年就预见到这个新生事物将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希望”。苏联的改革失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企业，苏联的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生产车间，企业都是按照计划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动力，国家按照计划收购所有的产品，拿走所有的利润。一旦改革，国家没有这个市场体系来提供商品交易平台，企业不能得到原材料，不能销售产品，原先的经济关系混乱了，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这个问题，它们本来就是自己找市场，自己找原材料，找设备，找技术，乡镇企业的活动无形中形成了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平台，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现在持公正观点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标志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毛泽东一直对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不满意，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太官僚化了，完全没有人的主动性在里面，人变成计划的奴隶。毛泽东一直想打破这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大跃进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但是它思想的起点却是正确的。

毛泽东用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用合作化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他用这两个体系把中国整体上带入了近代化的世界历史。这其中，农业的社会主义实验是毛泽东独特的贡献。处于中世纪状态的农村，通过合作化集体化走向近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农村的道路被走出来了。这条道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有伟大意义的。西方近代化的历史是非常残暴的，而且对农村是破坏性的。苏联的道路对于一个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斯大林选择这条道路有他历史地原因，他要在帝国主义从一次大战中缓过来对苏联发起进攻之前完成工业化，所以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来说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斯大林是成功的，他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斯大林道路对农民的盘剥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最严重的是剥夺了农民发展的权利，剥夺了农民的资本权利，为后来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障碍。相比西方的近代化道路和苏联的近代化道路，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是比较好的，代价比较小，过程比较短，发展的比较快。

近代化社会比较中世纪的社会有着历史的“鸿沟”，两个社会形态截然不同，这个变化是革命性的。以中国的传统社会和近代化社会的比较，传统社会的统治是以经验管理，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宗族、家族和熟人为核心，通过长达上千年的历史的磨合，经验变成了传统，人们根据传统决定政治和自己的行为。近代化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过了传统的社区，大量的交往在陌生人之间发生，这样社会管理和人们的关系就必须以书面契约，通过法律来进行。传统社会的生产是靠习惯和经验来进行，近代化的经济因为分工和社会化就产生了管理，有税收、成本、销售的账目等等管理行为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这就需要所谓的“数目字”管理，需要统一的会计标准。近代化工业的工人需要基本的文化，而传统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近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和行政的改变，还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改变，这些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是革命性的变革。作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农民，他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是非常正常的事，他们还习惯与旧的经济形态，但是社会已经强迫他接受新的经济形态。这种转型中的社会中，持各种心态的人都有，用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的人的心态作为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是一种乡愿的政治，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近代化的生产活动产生于分工，分工就有组织，科斯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近代化的生产组织，社会化的生产就要产生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科斯的研究是建立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经济组织之上的，近代化转型非常困难的一点就是当分工和组织建立起来以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产生了，但是在近代化生产的初期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可能不能覆盖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困难。近代化经济比自然经济是更高级的经济形式，也是远比传统经济复杂的经济形式，需要文化知识和特殊的管理技术，这些都不是传统社会能提供的，也不是学校能学到的，这些技能一方面需要学习，更重要的要从实践中积累经验。近代化的经济中的企业因为社会化生产就会产生经营活动，经营活动就有失败的风险，转型期的农民经济基础脆弱难以承受经营失败的风险。这些都是近代化经济的问题。但是能因为近代化的这些风险和问题就不要近代化了吗？就退回到自然经济去吗？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领导人的远见，意志和能力带领人民跨过这条“鸿沟”，走向新的世界。

这些近代化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也就具有普适的价值。组织化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组织化的过程可以是资本组织，也可以是国家组织，还可以是人民的自我组织。这个组织者就掌握了资本的权利，就是把资源资本化来获得生产剩余的权利。不同的组织方式社会代价不同，成本不同，效果也不同，但是这都是近代化的道路。毛泽东动员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给农民指出了通过自我组织获得资本权利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还处于中世纪社会和经济形态，苦于贫困和不发展。他们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能力进入近代化的国家发展形态，还处于自然经济的循环中，毛泽东带领中国走过的道路具有对于世界尚未发展的国家普世价值。

中国今天虽然有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的一定的家底，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发展面临着瓶颈，如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经济上的投资产能过剩、产业升级问题，经济转型问题，问题很多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失败的可能，对此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要抓住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处理好结构问题，造成突破，让中国再上一个台阶。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农村是一个自然经济形态，而城市已经是近代化和现代化了，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完成近代化经济的乡村，像华西村、长江村是不存在二元结构问题的，那些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也没有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但是在一般农村由于处于自然经济形态，农民不能获得资本权利，除了外出打工获得一份劳务收入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劳动力的外流更加剧了乡村的破败，形成农村的恶性循环。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个出路就是合作化解决农村的自然经济，把农村的资源资本化。现在谈城市化，如果是把农村人口集中到大城市去，这种城市化十有八九要失败，一个是大城市的容纳能力有限，中国人口太多。二是大城市的资源消耗大，人口向大城市积聚，会带来资源供应和环境容量的问题。三是，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对于城市财政压力加大，特别是养老和医疗的压力，未来城市政府有没有这个财政能力把城市人口都包起来？不乐观。如果把城市化的基础放在村，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城市化的基础，这样城市化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像华西村、长江村、南街村这样的年产值数十亿、几百亿的村子已经是近代化现代化的经济形态了，把这些村庄改造为现代城市，把一些组织好的农村，帮助他们发展各种形态的近代化的生产和加工业，旅游业，农村可以用近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道路来发展，农村可以变成更适于人们生活的地方。农村的生活成本和资源消耗要远远低于城市，后现代的乡村比如以沼气为核心的能源循环，沼气可以提供能源，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可以生产沼气，沼液可以作为农家肥，沼渣可以养蚯蚓，还可以作肥料，蚯蚓可以养鸡，鸡粪是高级农家肥。这样的农业生态循环可以大幅度降低农业对化肥的消耗，降低社会的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科学种田，可以降低农业对水资源的消耗，中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中国现在70%的水资源用于农业，而农业用水的有效率只有不到50%。如果能够达到西方的效率水平75%，这样用50%的水资源就可以解决中国的农业用水问题，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水资源用于环境保护和涵养。这种乡村的城市化道路，农村近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改造虽然过程艰巨，但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产业升级。没有那个生产裤子换飞机的国家是现代化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是由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到不了美国农民的1%，中国劳动密集产业的工人收入只能达到美国工人的1/10，而且中国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超过美国国内工人。而在高科技比如飞机制造，航天科技方面中国人跟美国的差距就很小了。当年中国引进MD82生产的时候，美国方面测算了一下，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是美国工人的2/3。产业结构决定了工人的收入。现在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单靠国内市场是不够的，中国要靠输出资本，带动国内的生产资料的输出和金融、技术的服务的出口，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近代化从而带动中国的高附加值的机器设备、技术的出口才能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单靠国内市场是无法支持产业升级的，何况现在的开放政策也不能为产业升级提供国内的市场保护。像航天、航空还有电信技术，IT技术，重型机械这些产业都是面对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而这些产业要想走出去，要靠国家的资本输出助一把力。国内现在产能过程，与其自己消灭产能不如输出到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毛泽东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既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尽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帮助自己发展，帮助自己产业升级。中国输出资本、机器设备和相应的技术、管理、金融服务还能带动国内的高附加值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现在世界经济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退出货币宽松政策，这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货币大幅度贬值，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倒是中国资本输出的时机。如果很好的组织，能够帮助中国化解现在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下降的困局。但是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大的问题在就在于这些不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处于前工业化也就是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们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一个组织的过程才能接受工业的输入，进入近代化的进程。这就要求中国输出资本、机器、技术和管理、金融服务的时候，还要输出理论和经验，帮助他们完成组织化的过程，他们才能接受中国的工业化输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好中国经济就能再上一个台阶，解决不了就有可能陷入中等发展的“陷阱”。

八，防止现代化转型中的陷阱

中国现在面临的产业升级和深化改革实际上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转型不是既有的模式下的扩张，而是必须有所改变，而且是重大的原则性的改变，是发展路径的改变。但是在这个改变中存在着陷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错误，如果不能避免落入这些陷阱就有可能发生颠覆性的错误。

一个错误是陷入某种概念不能自拔。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存在着重名而不求实的习惯，现在在学术界就有这种情况，不重视历史实践的结果，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陷入西方传播的某些概念不能自拔。比如相信市场万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是靠市场自己完成的，都是靠政府强制推行政策引导的结果。再比如对垄断，在中国学术界里垄断是万恶之源。但是在资本主义中，企业要靠垄断才能获取超额利润，著名的前GE总裁韦尔奇的经营秘诀就是在一个行业中要获得垄断地位。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对于国企的垄断口诛笔伐。但是在世界上，对于大宗商品本来就是寡头垄断，没有垄断对抗国际寡头的垄断，中国就会吃大亏。石油市场因为有“两桶油”的国内市场垄断还能跟来自西方的石油寡头抗衡一下。铁矿石市场中国没有垄断，钢铁也没有垄断，结果是中国空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市场，但是中国在这个市场上毫无发言权，铁矿石的价格从中国大量进口以后一路窜升，翻了好几番。因为有垄断，中国的高铁的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出口，现在中国的高铁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的汽车业没有采取铁路的方式，开放外资进入，想用市场换技术，不重视自己技术的开发，也不注重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结果到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主要还被外国品牌的汽车占据，汽车业的工人收入低于造船业，中国国内的汽车的价格高于外国，利润都流入外国汽车企业了。成功的实践来源与正确的观念，这正确的观念来源于对实践的正确的总结。拿着在世界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概念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想不失败恐怕也难。

再一个错误是对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的估计不足。中国的产业升级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崛起跟现存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有着结构性的矛盾。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当初中国没有掌握程控交换机技术的时候，尽管来自西方的七个国家的八家电信企业在中国竞争很激烈，但是他们在价格上绝不让让一分钱，都是500美元/线。这个价格一直保持了10几年，这实际上是一个价格卡特尔联盟。直到中国掌握了程控交换机技术，成立了“巨、大、中、华”四家电信公司。当中国掌握了程控交换机技术之后，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快速下跌，到前几年这些设备的价格下跌到30美元/线，西方电信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利润被挤干了。这个事例说明几个问题，第一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技术垄断，由于技术垄断获得的利润非常高，高到难以想象。没有技术垄断的领域西方企业并没有很强的竞争力。第二就是中国崛起以后对西方企业的利润压缩极大，不仅仅是电信，其他的原先西方控制的制造领域，只要中国进入，掌握了相关技术，西方企业一般都要降价20%-30%，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利润空间了。像新能源领域，像风电、光伏发电和新型电池，这些领域被迅速发展的中国制造覆盖，西方基本上就发展不起来了。这些事例说明了如果中国实现了崛起，哪怕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都会对现行的西方企业控制的资本、技术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估值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冲击，这个冲击对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仅仅从这一点上，中国崛起与西方控制的世界秩序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对此西方的认识是清醒的，他们千方百计要压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限制甚至禁止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入西方的市场，比如华为是中国能够跟西方电信寡头竞争的中国电信企业，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以安全的名义禁止华为进入他们的市场。这是现实世界里的斗争，对此估计不足就会吃大亏。

中国高技术的世界市场恐怕还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华为和中兴公司即便是在中国的市场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发展起来的。

中国需要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这在30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如此。还拿中国电信为例，中国从苏联引进的经济体制是条块分割，这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程控交换机的技术是由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突破的，但是他们跟电信不是一个部门，他们的技术不能进入电信服务，所以华为和中兴费了很大的劲才能进入中国电信的网络。条块分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信服务的发展。再一个事例是苏联的汽车业，苏联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坦克装甲车辆的制造能力，但是苏联的家用轿车却长期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苏联自己不能开发家用轿车，要从意大利进口汽车厂。同样这是体制分割惹的祸。苏联的研制坦克装甲车辆的技术不能转用于民用汽车，制造能力也不能转化为小汽车的生产能力，庞大的军工制造能力不能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民品制造能力，而只能成为消耗国民财富的吞金巨兽。这种体制是拖垮苏联经济的罪魁祸首。西方的发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是围绕着汽车工业发展，其核心就是内燃机技术，无论是航空工业还是坦克都是围绕着汽车工业发展。这种体制的灵活性就比苏联的体制好得多，平时和战时技术资源和生产能力的转换快速且平时用汽车工业获得利润扩大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战时民用生产能力迅速转换为坦克和飞机生产能力，这样军民融合的体制要比苏联体制效率高的多，成本低得多。当然要改革苏联的体制。但是一切改革必须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从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被认为是正确的的概念出发，那种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认为按照某种普适的概念出发就能把国家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改革恐怕最终难逃“邯郸学步”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