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谈论至今的“活着的历史” ——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对话内田树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作者 胡海阳】

一百五十年前，在京都皇宫的紫宸殿，明治天皇正率领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条誓文》。其中的“打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犹如一股清新蓬勃的海风，激荡着整个东瀛列岛。

而后，日本履行了它的誓言，迅速开始推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成为了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东方国家。

诗经《大雅・文王篇》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日本人引用了维新一词，把1868年开始的改革运动称为明治维新。然而维新只是结果，能够顺利地终结幕藩体制，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成功地推行明治维新才是最为困难之处。这与幕末时期众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殚精竭虑，四方奔走，舍身奉献是分不开的。

幕末到明治初期是日本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日本从一个国力弱小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答案也藏在这段历史之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幕末的思想家们有影响，而相对的，后来的明治维新又对中华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无一不是明治维新的信仰者与追随者。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观察者网专访了日本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思想家、翻译家内田树教授，请他谈谈明治维新的历史细节。

内田树，

神户女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作家、思想家、翻译家、武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伦理学、公共哲学，

著有《日本边境论》《街场战争论》《被诅咒的时代》《当心村上春树》等

“对美观感”的投影

观察者网：“黑船事件”通常被视作明治维新的开端。为何美国仅凭四艘战舰，不废一兵一卒就打开了锁国200年以上，由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的大门？不同于中国人对鸦片战争打开国门的屈辱感，为何日本人对“黑船事件”的感情更为积极？

黑船事件

**内田树：**其实无需四艘船，佩利将军仅依靠两艘蒸汽船，就让敌我之间科学技术与军事力量的差距展现得清清楚楚。要知道，那时候在海岸防卫的武士的装备仍是战国时代的盔甲与长枪。因为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传入日本，幕府对于美国的开国要求，其实做好了全盘接受的心理准备。

虽然清朝的中国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都在名义上实行海禁，采用的是锁国政策，禁止一般人接触海外的信息，但实际上仍有大量书籍从海外流入国内。所以，“日本由于近代化迟缓导致了亡国危险”这一事实是被国内的领导层与知识分子阶层所掌握的。

当时日本原则上还是被分为自给自足的300个藩国，凌驾于藩的政治单位“国民国家日本”这样的概念还未存在。但由于幕府阁僚无能缺乏决断能力，幕府内外的不满情绪日益加重，社会中酝酿着一股“推倒将军与幕府阁僚，团结全体国民与美国奋力一战”的气氛。

日本人之所以在黑船事件上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大的屈辱，是因为外交是德川幕府的专管事项，其他的300诸侯以及其家臣多少有点事不关己的感觉，认为这件事的处理不当并非自身问题，而是幕府所致的占大多数。

而且，黑船事件把日本与海外列强的科学技术差距变得可视化起来，300个藩更加有理由围绕着现代化建设，突破原有武力保有限制，增加武备，开发技术，改革兵制……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当然，正面看待黑船事件的最大理由还是当属现代日本人的“对美观感”。黑船事件使日本走向文明开化，驻日盟军总司令（GHQ）占领日本使得日本走向民主化。美国的两度外压反而使得日本走向了积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战后日本人在对美从属体制下“对美观感”的一个总括。

邻国中国看来，或许会产生疑惑——“为何炮舰外交会获得肯定性的评价”。这样的历史评价，可以理解为现代日本人的“对美观感”的一种投影。

观察者网：《日美和亲条约》是近代日本签订的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其中给予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中，日本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这对日本后来发展造成了妨碍。后来的英法荷俄也依照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相同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后来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把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重新要回的？

**内田树：**为什么会缔结不平等条约？主要还是因为在开国的时候，日本没能理解贸易相关的国际规则，在社会上没有实行欧美列强那般的“法治”。这一点，德川幕府自身也是承认的。

不平等条约签订过后，除了给日本的贸易与外交等现实层面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利情况，在社会心理上，“日本是落后的国家”也成为了每个日本人不得不承认的民族自尊心伤疤。

与其说日本诞生的不平等条约改定运动是要求“改变欧美列强强加于日本的不公平的条约”，倒不如说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日本是先进国，可以与我们平起平坐”的认可。这是一次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所驱动的运动。

明治政府把曾经被欧美列强加于身的不平等条约，再一次加在了与中国（马关条约）与朝鲜（日朝修好条约）的身上。除了增加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外，也是向欧美列强的一次喊话——瞧，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成为了对外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的近代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明治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改定方面的努力，并非采用“说服缔结国”，“控诉于国际社会”的方式，而是集中于“把日本建设为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方向。

日本在不平等条约改定上的重大突破是在1902年日英同盟的缔结。英国接受了与日本的“Even Partner”（同等伙伴关系），结成同盟。由此，日本实现夙愿。

其实，这件事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直接相关。1900年5月，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三万拳民占领涿州，围攻紫禁城，欧美各国的外交官与中国基督教徒被困。英国公使窦纳乐作为总指挥，领导东交民巷的使馆抵抗义和团围攻，其间与亲英派日军中佐柴五郎合作无间。柴五郎所率领的陆战队的训练有素、高昂士气、军纪严明取得了窦纳乐的信赖，也获得了欧美各国的广泛赞誉。

柴五郎

之后，柴五郎也凭此获得了包括英国女王在内各国授予的勋章，成为了当时欧美第一个广泛知名的日本人。窦纳乐当时几度拜访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伯爵，向他讲述了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及构建“日英同盟”的构想，并不断推进这一构想实现。最终英国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外交策略，1902年日英同盟结成。

比起忍辱负重、不断交涉的外交努力，“战力强不强？拳头大不大”这一点会更加有效快速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一点，是日本人从义和团事件与日英同盟所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通过这一“成功经验”，日本人开始形成了“想要外交取得成功，先取得军事成功”的思考方式。

当时的日本人越来越相信：在国际社会上想要取得重要地位，比起发出具有指引效果的信息，倒不如直接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提升至最强。不过，这样的执念，日后也使得日本外交走上了一条越来越黑的不归路。

脱亚入欧，谋求国家认可的方式

观察者网：从幕末到明治，日本政府对于海外各国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亚洲与欧洲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内田树：**就如我刚刚提到的一样，幕末时期的日本并没有“外交战略”。这些东西是到明治时代之后，一言以蔽之就是“近代的帝国主义化”。具体来说，富国强兵，增产兴业。为了建设成为近代帝国，把所有可以用于建设的国民资源全部集中起来。当时，反对这项国策的人几乎不存在。

当然，近代化进程中，法治主义的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吸收海外学术与艺术成果等要素也包含在内。虽然这些要素比起军事与科技的优先顺序要迟缓很多，但是明治的日本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封建国家的里里外外整顿成近代国家却是事实。

福泽谕吉

对欧美列强的外交战略与对亚洲各国的外交战略，我的观点是两者本质上并没有不同，都是强调自己已然近代化的属性。对于欧美列强，强调的是“日本和你们一样，都是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同质性；对于亚洲各国，强调的是“日本和你们不一样，是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异质性。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观察者网：安政大狱是明治维新前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培养了维新志士的“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也受到牵连被杀。有人认为，尊攘活动于此次事件中被残酷镇压后，激化成为反幕派，成为了幕府灭亡的进一步推动力。你是如何看待的？

吉田松阴

**内田树：**安政大狱是幕末时德川幕府机能不全的象征性事件。遭遇国难时，面对“如何才能统一国家舆论”这一紧急课题时，井伊直弼并没有选择“召集重要官员，共商国是，以图统一舆论”这种理性的选项，而采用的是“消灭反对派”这一恐怖政治方式。

把问题分析清楚，共享基本信息，研讨出多种解决方案，从中选择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进行实施。这样合理的行为模式，在幕府内部是无法通过普通的决策流程产生的。

这与幕府落后的决策体制相关，也与长久以来日本政治中“不着急决定”的传统有关。领导层磨磨蹭蹭地进行讨论，长时间还未讨论出个所以然，直到再次发生了意想不到、非解决不可的紧急事件。于是乎，最高领导袖子一撸“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选择一个应对方案，全会一致通过，决策制定完成。

这样的做法，在日本属于“最不会产生分歧”的一种决策方式。虽然说有的结果比较顺利，但这种决策流程的弱点是在有限时间内很难得出一个政策方案。在黑船事件，列强外交条约缔结事件上，这样“守株待兔”的方式就无法应对局面。

这种方法行不通的时候，领导层就会采用B计划——不等待达成共识，全权交给一个人决定，失败的时候找他负责即可。安政大狱就是如此，面对棘手的局面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很好的方法去解决，于是领导层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井伊直弼，让他独裁式地解决问题，失败了就让他切腹。

井伊直弼把吉田松阴这些人组织性地杀掉，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信条惹了麻烦，倒不如说这是强调独裁的强权性与非宽容性的一种表现。对于吉田松阴这种当时的无名之辈，井伊直弼恐怕并不知晓他到底是谁吧。

“活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观察者网：谈谈人气最高的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吧。他是否如人们传颂的那般，在维新活动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坂本龙马

**内田树：**坂本龙马的确是幕末时期人气最高的人物。这与作家司马辽太郎1962年在《龙马来了》一书中，把坂本龙马塑造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有很大关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的龙马名字写作“坂本龍馬”，而司马辽太郎的书中主人公名为“坂本竜馬”。其实作者早已暗示了他笔下的人物是有虚构成分的，可大多数的读者都忽视了这一点。事实上，除去坂崎紫澜的《汗血千里马・坂本龙马君之传》一书之外，历史上关于龙马的信息并无多少。

当然，促成萨长同盟，创立日本最初的商社——海援队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胜海舟的《冰川清话》与幸德秋水的《兆民先生》等文中的一些片段，我们也能感受到龙马是一位具有开阔海洋型格局的人物。

被视为龙马献策的“船中八策”中，提到了“建立上下院体制的议会政治、征用有能力的人才、改定不平等条约、制定宪法、设置常备军”，描绘了一幅划时代的近代共和政体构想图。

不由得让人想象，如果当年龙马没有被暗杀，而是活了下来，那他很可能是位对后来的明治政府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有不少日本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如果那个男人还活着，当年的日本政府也应该会变得更加开放与民主吧。

观察者网：从历史来看，新选组是保护幕府的旧势力，属于“非进步的逆流”，为何他们的形象又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呢？这里面是否有文化上的原因？

**内田树：**新选组的人气与虚构作品也有很大关系。我在孩童的时候看过大佛次郎的《鞍马天狗》系列电影，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岚宽寿郎演的勤王志士鞍马天狗，他非常有人气。当时的新选组是反派，可不是什么日本人都爱的角色。

新选组的形象发生反转的是在战后的两部作品了，1955年子母泽宽的《新选组物语》以及1962年司马辽太郎的《燃烧吧！剑》摒弃了原来新选组的脸谱化恶人形象，而是把他们每个人的相貌性格，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从此之后，以这些作品为素材的电影、电视剧、动漫层出不穷。

使得新选组人气跃升的要数1970年放映，由栗塚旭扮演土方岁三、岛田顺司扮演冲田总司的电视剧《燃烧吧！剑》。演员完全代入了历史人物，使得观众对原有历史人物的理解变得暧昧起来。这部电视剧使得观众们对新选组的观感变得亲切正面起来。

后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学术上确定的史料之外，优秀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虚构性作品也会大大影响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是个放在四海皆准的道理。

《新选组物语》的作者子母泽宽，他的祖父是在箱馆战争中与新选组队员一起对抗过官军的士兵。子母泽宽小时候就听过祖父讲过很多与新选组的过往故事。明治维新时，新选组被政府树为“朝敌”。为了使恶名缠身的新选组恢复名誉，子母泽宽开始了围绕着新选组的文学创作，最终影响了世人对新选组的看法。这对他来说，也是自身的一种“复仇”吧。 

观察者网：岩仓使节团里的成员来头不小，多数身居政府要职。大部分的随行成员日后也成为了不同行业的领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访外团体的？

岩仓使节团，从左到右依次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内田树：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仅仅过了四年，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高层领导人就从政府中枢部门脱身，在外游荡了两年。现在看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断。 

如果在此期间，改革成果尚未稳定的日本国内发生了紧急事件，在通信手段尚不发达，交通方式还不便利的时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到底是谁，用怎么样的方式说服了众人“即使领导人离开政府中枢部门两年，政体仍然安定”，对此我自己也感到费解。他们回日本后的第一年，佐贺就发生了暴乱。第三年，萩与神风连又发生了暴动。紧接着第四年，发生了西南战争。可见，日本的政体在当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丢了工作与地位，企图造反的武士阶级大有人在。就此我也想请教一下专门的历史学家。

第二个惊人的发现是岩仓使节团所带的留学生与随行人员中诞生了无数行业精英——中江兆民、金子坚太郎、团琢磨、牧野伸显、津田梅子、山川舍松、新岛襄等人。当时的新岛襄不过28岁，中江兆民24岁，团琢磨13岁，而最小的津田梅子只有6岁。

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无数报名者内挑出以下成员，而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了行业精英。不得不说，明治政府很有看人的眼光。

观察者网：有人说，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的纪念活动已大不如前，好像不少日本人对于这段历史已经淡忘，并缺乏了兴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你认为明治维新对现代日本的价值是什么？

**内田树：**对于明治维新的评价，与所有政治事件一样，有正面的部分，也有负面的部分。每代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是由无数个流传至今的小故事构成的。这些有趣可读的小故事沉积在现代人的脑海中，然后人们再以当代的事物评判标准来判断是非，形成历史观感。这就是所谓的“活的历史事件”。

与此相反，当时即使发生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因为某些外在原因禁止后世的人们谈论与记录的话，那么关于这件事的记忆会越来越少，人们会愈发不了解这段历史。甚至对于当时对民族做出极大贡献的人，我们也不会带有敬意说出他的名字，也更难以用善恶标准去评判这段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死的历史事件”。

明治维新直到今日仍然被纪念、被谈论，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整个日本，整个亚洲，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与持续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日本范围内，关于这段历史仍然有很多无法确定的未解之谜。但只要它被谈论着，它就是一直活着的历史事件，仍然会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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