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访学民主德国系列）_风闻

艾廷格尔博士访问记

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李向前》

作者：李向前

初秋的柏林，被秋树、秋花点染着。街旁高大的栗树，结出油亮的果实。包裹果实的绒壳正在张开嘴巴，吐出孕育已久的种子。奇怪的是，掉落下来的油亮硕大的栗子，竟很少有人捡拾，一任汽车轮子把它们碾成白色的粉末。原来在德国，栗树的果实分为可食和不可食两种。路边高大的栗树，果实一般是不可食的。而可食的栗树，大多由人工培育。尽管不能食用，可自然掉落的栗子，油亮亮的非常招人喜爱，我忍不住拾了许多回家。直到离开德国，我也没分清哪种栗树的果实可食，哪种不可食。

同艾廷格尔博士会面，是几个星期前就约好的。博士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干部。1990年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活动，是左翼党的活动分子。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中文翻译，参与过许多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交往，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会面的地点，是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餐馆。用中国人的话说，它是家老字号，经营传统的普鲁士风味。博士知道我留学德国的目的，是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开始的。

博士告诉我说，从1961年开始，中德关系就一步一步变坏了，到文化大革命是最低点。博士说，东欧国家当然是以苏联为领导。东欧国家对中国内部的发展一直持批判态度。当时东欧国家各党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分析，有一个专门的合作机制，这就是，由各个党的对外联络部的领导和一些政治学家、汉学家参加，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机制或联合会商，是定期举行的。一般是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一般由东欧各国的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率团出席。会谈中，各党共通使用的语言是俄语，我们也部分地翻译成德文。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会商机制和它产生的材料的存在。现在，它们都收藏在联邦档案馆统一社会党的档案中，是联邦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卷宗，包括从1967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大约二十年形成的档案。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会商机制才停止了。在这些会商里，我们讨论研究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军事等情况。比如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就是一个主要的分析研究题目。博士说，这些会商当然都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但每次会议后，我们参加人会写报告给党中央。

博士告诉我，他1976年到北京，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参赞。这是他到驻华使馆的第二个任期。博士说，当时统一社会党对中国国内的新发展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专家提出了有关中国形势发展的新看法，总书记昂纳克听后很感兴趣。昂纳克对中国同西方尤其同美国的接近，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从1981年开始，他改变了看法。正是从那时开始，两国的大使馆谋求同对方同行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讨论是否有改变关系的可能性。当时，我的一个在党中央工作的同事到了中国。他花了五个星期进行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认为中国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大约同时，你们中联部的一位同志也来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我们双方提高了接触的级别。

应该说，中国和民主德国恢复关系的最高点，是1986年昂纳克总书记的访华。当时，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记得在那时，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内部政策协调会商中，我们民德党和苏联同行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吵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看法不一致，对我们所应采取的政策，也谈不拢。那时，我们和苏联是走得比较近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与我们吵得很凶。他们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固执自己的看法。昂纳克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独立：一个是同中国的关系，一个是关于两个德国问题。尽管当时苏联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坚持要与西德和平共处。他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台，限制有所松动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外交，谋求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以取得互利。

1986年9月，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出访朝鲜时，突然在北京机场停留，同中国外长见了面。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很在乎谁第一个能访问中国。由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原因，昂纳克决定及早启动同中国的高层接触。11月，昂纳克终于访问了中国、朝鲜和蒙古。结果，中国人还是认为，在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最高领导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因为，雅鲁泽尔斯基只在机场同中国外长见了面，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最高层接触。

博士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昂纳克曾经对他们关于中国的分析有过一定的怀疑。他倾向于更为开放的思维。但在另一方面，昂纳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东德的国内问题，比如民主问题、个人自由等问题，却态度比较保守。他不认为民主民德存在没有民主的问题。他比较坚持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看法。东德在民主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体制，他不怎么赞成。但渐渐的，他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东德的情况不一样。你们从文革里走出来，拨乱反正有了新发展。苏联人曾私下对我们表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情况，是持批评态度的。这是在暗示我们，在苏联东欧国家，是否也有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其实，当时他们的这种批评态度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他们利用这些来表明，苏联也可能要出现类似情况，有了这样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同西方接近感到危险，希望我们不要袖手旁观，不能形成中国和西方一起反对苏联东欧的同盟，有劝止的意思在里边。当时情况还真是比较复杂。在昂纳克这里，一方面虽不认可会商机制的这些讨论，认为会商所得到的看法不一定那么准确；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当然最后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个独立姿态。

博士说，直到1983、1984和1985年，东德统一社会党对中国的批判还相当激烈。在苏联内部，也曾出现不同观点，也讨论过是否有同中国恢复关系的可能，但辩论激烈。

博士说，昂纳克当时身体不错。他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但到1989年7月他被发现患有肾癌。一开始是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胆囊炎发作，结果手术中发现患有肾癌。这对昂纳克的政治生涯是个沉重打击。

说到这里，我和博士的谈话，转到了怎样分析和看待民主德国的失败上面。我知道，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发生1989年危机之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据上看，是排在全部社会主义国家最前列的。据说，当时民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一说7000美元或更高）。虽然民主德国国土上驻有20万苏联军队，但国家政治形势稳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但自1989年开始，民主德国各地不断发生大的集会示威，要求改变党的领导方式，要求改变现状。同时，由于匈牙利允许东德公民入境转往西德，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很快发生动荡。11月，柏林墙被迫开放，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让渡了执政权。民主德国也随着两德统一而永远消失。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差、巨大的历史戏谑。

对此，博士相当庄重地指出，还是应该从内部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他完全不能同意失败的“外因”说。他告诉我，1989年后，不断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出卖了。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德国的问题的确比较特殊。战后，我们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东西德是同一个民族，有着同一种文化。两者之间，怎能不互相比较呢？记得我小的时候，东部和西部的经济联系还比较多，亲戚朋友常会来往。从西边来的亲戚朋友总是说，他们有了新房子，又有了新汽车，有很多新东西。那时，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和孩子，是可以随便到西部的。当时东西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到后来，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西部的工资购买力比我们高多了。除生活水准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实施方面，在人民言论的自由度以及大众传媒方面，东西方出现了很大差别。西部的人可以自由旅行，我们却不可以。西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工程师等，收入要比东部高很多。1961年以前，人民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的存在。作为欧洲人，大家首先注重生活水平，然后是言论自由的尺度。结果很多人跑掉了。在民主德国时期，很多人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人民当然厌恶这种做法。人们不能随便评论国家大事。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出来。加之西方舆论不断批评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对民主德国的负面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的宣传非常具有煽动性。而我们党的政策，到后来越加多变。很简单的一条，西部的人用他们的西马克到东部买东西。西马克比东马克值钱得多，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差距。最后人民觉得，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东德老百姓出走现象为由头，我和艾廷格尔博士讨论起关于柏林墙的是与非问题。博士说，柏林墙到底是谁提出建立，是乌布利希还是赫鲁晓夫？到现在还难断定。但博士肯定，乌布利希当然是有这个想法的。他说，现在有人评论，如果当初不建墙，而是加强警卫措施，也可以阻止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从而免除后来那样多的政治麻烦。博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姑且不论加强警卫措施的有效性如何，作为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建墙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需要。这是因为，建墙实质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或者说，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果，它其实并不是民主德国一国的利益考虑。博士说，1961年时，我还在读大学。我知道，大学生中甚至在党内，对建墙是有议论有看法的。不过，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在柏林墙建立起来的四五年间，民主德国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的稳定发展期。东部的工农业发展很稳定，国内政治也很稳定。从今天的观点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当时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更快地发展自己，以便同西部竞争。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建了墙以后比较方便，可以在墙的后边做自己的事，因为外来的影响被大大消除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书记乌布利希曾有过一些新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按一种模式搞，应该有一些新的体制。那时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一些改革的东西。比如柯西金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不能老是按旧办法办事，要有新的东西。在东德，我们也曾开始了一些改革，主要是讲求利用市场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孙冶方，苏联的利别尔曼，都希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一些改变，利用价值规律，造就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到1970年，苏联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计划被废止了。只有东德的乌布利希仍在坚持。1970年乌布利希下台，昂纳克上台。实际是苏联支持了昂纳克，倒乌布利希。苏联开出的一个政治条件是，东德党必须把过去的改革措施都改过来。苏联对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博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以后在改革中提出的那些东西，我们当时大致已经有了一些。但到1970年，这个萌芽式的改革夭折了。后来，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也要相应地提高。可事实是，人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经济却不够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博士对我说，他认为当时东德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没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展开竞赛。他说，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在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创造自由的情形下，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体制。如果一个体制不能允许你有自由的想象，很多都是主观命令，那多聪明的头脑也创造不出奇迹。高科技和高技术需要人们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有创造和想象的空间。一个党和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主观地人为地要求科学家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总是凭主观意志去组织科学家们的研究。主观地制定计划，主观地要求人们去干什么，就必然造成很多限制，制造一些很可笑的规定。博士认为，就如同其他体制问题一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也是体制决定一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德人事实上看到了体制问题，知道经济发展缓慢，没有活力，是由于僵化的体制，但没有办法。因为人们熟悉了这种状况，甚至负责干部，也对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忌讳谈论这些问题。

博士告诉我他的一个亲身体会。他说，我1979年从中国回来，到中央联络部任职，但在此之前，要有一年时间去党校学习。党校的校长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学生思想进行严格控制。当时学校也召开很多的讨论会。因为学员都是从政府各个部门派来的，了解很多实际情况。但学校的讨论会却开得非常乏味，因为在会上不允许讲其他的东西，总是不断地重复党的文件。可我们在私下里，都在谈论当前党和国家的形势，大家心里都明白，知道党和国家正在通过一个重大关口。博士说，从北京回来后的这一年党校生活很可怕，它就像是党闭塞言路和抑制声息的一个窗口。社会应该是多种元素并存的，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不能只依靠一种方式，也就是领导人的命令方式。如果那样，无疑非常危险，必须打开这种限制。

关于民主德国1989年丢掉政权问题，博士认为，要确切解释它，还必须了解东德的某些特殊因素，这就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1989年底，各地游行者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是我们的”。其内涵是，应该由人民作出决定。但到了12月底，口号则变成“我们是一个人民”，这是适应着德国统一这样的心理需求的。这一口号的变化，明显受外部影响，是西德搞起来的。他们是在利用德国古老的民族理念。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两德会很快统一，例如拉方丹就说，统一大概要十年时间。然而，突然流行的这个口号，使民主德国的失败步伐大大加快。西部的政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柏林墙边开会，推行国家统一的思想。1990年3月，东德第一次举行了所谓自由选举，结果共产党获得的席位才11%。博士说，其实不是围墙一开民主德国就不行了。因为1961年以后，民德方是开了口子的，人们是可以通过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自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羡慕西方，西部的政党力量也变得强大了。特别是拉方丹执政以后，西部倒东部的力量增大了。

作为反思，博士指出，我们的让权迫不得已。如果不让，就只有一种选择：动用武力。而动用武力，在德国这样的欧洲中心，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里驻有20万苏联军队，这就更加危险。如果东德军队镇压游行，那苏联军队会作出反应。如果发生武力事件，比如西部的人也被击中等等，那西德军队也会作出反应，整个形势就将是爆炸性的了。因此，博士说，不是因为我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和选举本身的失败，才使东德党最终丢失了政权。而是在选举之前，我们已经丢失了人民的大多数。这是我们政策错误造成的，是一直以来国内政策的结果。人民已经不信任这个政权了。后来，人们对1989年、1990年的整个情况进行反思。人们善良地希望，如果当时能把两个制度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事情将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在我们东德没有失业，社会保险和医疗措施非常完善，还有很发达的教育体制。如果再有西方式的市场和自由旅行权利，那就完美了。

很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这实在太天真了。

博士认为，其实在1989年，大部分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都是希望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并非一定要推倒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是想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改革民主德国。因为，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比较，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并不坏。相对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东德生活水平是高的。在许多方面有很快发展，很多事情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人民生活相对轻松。如果同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比较，东德人更信赖社会主义。甚至东德人比苏联人更对社会主义有感情。因为东德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并不错。而苏联则普遍地被认为是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肆扩张，人们就不能公开说民德的好处了。因为在刻意的宣传下，谁还会相信社会主义干的那些“蠢事”呢？因此，再要回到民德是不可能了。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穷人，对过去很是怀念。比如怀念过去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学习民德的某些社会性政策，比如芬兰就学习民德时期关于儿童教育的体制。

说到此，艾廷格尔博士显得有些激动。从上面的谈话看，他对整个八九剧变有着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表明，他绝非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的政治经验和学识，使他对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上说，或者从东德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人们实际对社会主义最高的评价，就是社会公正。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因为人就是人。他的发展不能取决于他父母的金钱。健康和教育虽必不可少，但在人的需求取向上，它们还排在后面。主要的东西是社会公正。博士说，如果你在柏林大街上问任何一个德国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他们肯定会说社会主义是个好主义。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里没有搞好，有很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是一个普遍理想。1990年，当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讨论同西部的党合并时，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我们不是想在三五年就实现它，但你必须设立这样一个目标，为它、也就是为将来而奋斗。博士总结说，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们左翼党党纲实际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有得到工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适当医疗保障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得到教育和享受文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活在净洁环境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的权利。

显然，这五个基本原则的伸张，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消失后形成的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显然，艾廷格尔博士已经成为这个纲领的忠实信奉者。他相当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必须为这些基本原则而工作和奋斗。因为，这些原则是从现代社会的诉求里产生的。他说，对我们的同志来说，第一是要有一个理想目标，其次是要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方式，再就是设立一种价值观念。我们不采取革命的办法，不是以革命来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采取渐进的活动方式来达到目的。

他说，我相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一下就达到最终目标的社会运动，而必须一步一步地做。要从现实开始，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实际是通过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这种改革是有革命的意识的，是一种愿望与抱负的集合。改革的核心是变更现存的资本主义。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你要改变它，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群众，赢得群众，而不能通过武力。左翼党认为，通过武力是没有功用和达不到目的的。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走很长的路。因而必须有联盟者，然后大家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说，这就是左翼党运动的全部图景。博士承认，目前很多人不满意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政策。但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要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或左翼党的根基，就在于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博士告诉我，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得到了11%～12%公众认同，在大选中得到了8.7%的选票。对此，博士表示了乐观和信心。

不管境遇如何理想如何，在我访问的所有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干部们，都对中国的改革赞赏有加，引为希望。博士也对我说了这样一席话，使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改革，实际也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断改变原本那些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所有社会主义人士说来，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而对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不断提出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这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克服自己的弊病，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有希望。博士说，通过不断的改革，你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总会解决社会贫富问题，逐渐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达到理想的彼岸。

不知不觉间，我和博士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博士虽通达汉语，但在关键的地方，他总是使用英语来表达。他说这是为避免歧义。而在我看来，博士的严谨和庄重，常常让他字斟句酌，为的是更加准确、清晰地使一个中国学者了解整个1989年苏东剧变的真相，以及剧变后共产党人寻求新的方向的心路历程。无疑，他的谈话让我弄懂了许多原来不理解的东西，也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内心坚持。

“老字号”德国餐馆已经准备打烊。服务小姐们好奇地盯着我们这样一对老少聊客的兴奋。而餐桌上几乎未动的普鲁士风味猪肘，显然已经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