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借助其传统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深层共识？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贝一明】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韩国与日本为寻求共同立场付出了种种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三个国家将着眼点放在促进贸易，消除投资壁垒，开展政府各部门部长、副部长以及企业首席执行官和技术专家之间的高层会谈上。三国偶尔也会举行由普通民众参加的运动会与年轻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即使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

人们自然认为三国应当促成最高级别的协同与合作。但问题在于，他们常常在“最高级别”与“最高层人物”（如政府首脑、部长与企业总裁等）之间划等号。

然而，我们能否为“最高”一词赋予全然不同的涵义？我们能否把中、日、韩三国间的“高层讨论”放在文化、哲学而非社会阶层的框架中？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对参与者乃至人类共同未来最具历史意义和深刻内涵的盛事。

大多数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对文化、历史与哲学的了解，就算有，也极为有限。他们要么只关注其中身份地位的象征，要么只在宣传造势时间或提几句。至于后人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所要居于其中的世界，对他们来讲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还是有英国《大宪章》的签署等重大事件，以及儒学等学术流派起到了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为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开启了大门。

当然，我无意于提及让中、日、韩三国学者齐聚一堂、宣读文化、哲学和历史方面高深论文的、枯燥乏味的学术会议。这样的活动的确有其价值，然而它们同政府决策、外交政策和普通民众的体验相去甚远。

同时，许多学者也不再把自己视作知识分子领袖，不再主动肩负帮助他人、探寻社会改良之路的道义。他们要么忙于为各种专业期刊撰写文章，要么满足于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灌输既无新意、又乏营养的内容，最终迷失了自己。中国、日本与韩国都遗失了其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坚持道义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可以担负国际主义重任，开启三国之间风格与内容俱新的会谈，从而促成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紧密合作，给世界以发展方向方面的启示。

韩国、中国与日本完全有可能开展富有启迪意义的交流，为三国在因此而依次转型的关键时期建立全新的深层关系奠定基础。这需要我们在发表论述、专著与言论时重拾四十年来被遗失殆尽的高度严谨态度。

首先，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历史定位。在韩国、中国与日本的大城市中，与传统紧密联系的一切几乎都已不见踪影——服饰、建筑、快餐，甚至价值观体系都反映出肤浅的西方商业文化已经占据了东北亚地区。

这一过程历时两个世纪。自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中展示强大的科技力量以来，亚洲的文化话语便一直在向欧洲传统倾斜。

然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其文化有多么优越，而是由于它们迅速地接受了以燃煤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这样的社会有巨大的优势，但同时也使我们将科技作为衡量人与过程的标准，却忽视了人性。

如今我们看到矿物燃料正在破坏我们的地球。如今我们明白了，拒绝工业化、赞成发展可持续重农经济的中、日、韩三国专家无比正确，而欧洲大错而特错。

气候变化、科技失控，还有财富的过度集中正在使中国、日本与韩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进行重大调整迫在眉睫。

对策之一便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日本与韩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就传统文化原本的价值开展有历史学家、科学家、政策制订者、商界人士乃至大众参与的多层次讨论，探索怎样利用佛学、儒学与道学中丰富的哲理让我们的生活重焕生机，为实现国家治理、教育发展与环境管理创新指引新的方向。

韩国、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前人针对政府、经济与政治伦理所做的讨论。倘若将其去粗取精，我们便可以极大地拓展视野，发掘无数可能性，而这样的知识，在干巴巴的核心期刊论文中和冷冰冰的《华尔街日报》里是找不到的。

同时，将韩国、中国与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为挖掘传统文化的潜力而共同努力，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意识形态冲突，让人们把重点放在三方的一致之处。

这笔财富可谓丰厚。中国与韩国、日本所分享的成熟治国体系，以可持续性农耕为基础，以道德准则为要点，已有几千年历史。这三个国家也曾建立极为复杂的框架来履行各自的义务、维持权力平衡。尽管偶见瑕疵，但这种传统的成功之处不可忽略。可惜，现在人们已经将其抛诸脑后。

韩国可以汲取中国与日本在哲学、治国和农耕方面的精华，而在艺术、仲裁等方面，中国可以向日本与韩国请教；中、韩两国的教育体系也值得日本研究效仿。

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挖掘亚洲丰厚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为了消遣，而是要在面对气候变化、非可持续性发展和工业化社会体系崩溃等严重威胁之际，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当下我们要对亚洲各国共同的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审视，而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不啻于美国召开制宪会议的1787年。当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与独具慧眼的政治家们一起商讨如何对希腊和罗马的治国理念精华加以重新诠释，从而构建近代德治思想的基础。那次制宪会议因讨论的深度与各方态度的严谨而为全新民主观念的形成铺设了道路，而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启发下，几代活动家才得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革命活动中推动政治改革。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弗逊所起草的美国宪法，也是以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为基础的。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与法国的思想家们把握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精髓，将其加以富有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从而给当时奄奄一息的欧洲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借传统文化开辟视野，在其中找到了足以促成变革的力量。这种回首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了寻找实现创新的机会。

如何开启中、日、韩三方对话？

我们应当集合中、日、韩三国的学者、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组建专业团队，对亚洲制度史以及三国各朝代的习俗、价值观和科技成果加以全面探索，从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决定应当如何将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为我所用，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

同时，这一工程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上述专家，政府官员、政治家、哲学家、商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活动家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但为他们所设定的遴选标准不该是与权力的联系紧密与否，而是创造力的高低与道德信念的强弱。

应当全面考察中国、韩国与日本的每一历史时期，这样才能发掘三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做此类研究时，都把目光停留在了十九世纪晚期。

以下是三个国家通过专门会议进行对话时可以讨论的课题。倘若成功，我们的专家团队便可达成新的共识，发起文化复兴运动。

治国

专家团队要详细研究历史文献与优秀的政治哲学专著，明确各朝各代的政府怎样选贤举能、实施管理，以及中央与地方是何种关系。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滋生腐败，为了保证精英管理，为了选贤举能、留住人才，为了在几百年中维持权力平衡，三个国家在不同时代采取了哪些措施？

政府是如何提升执政透明度、禁止党派之争的？各个朝代的政府管理存在哪些局限性？管理者为避免权力滥用和财富集中，采取了何种机制？我们可以从对这些问题的仔细探讨中获得启示，明确应当如何在现代开展改革。

外交与安全

韩国、日本与中国拥有优秀的外交传统，足以在维持未来和平这一问题上供亚洲借鉴。历史事例可以告诉我们，为了实现长久、高效的团结合作，建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制度，我们何可为，何不可为。不论是中国的周朝与汉朝，韩国的百济和新罗王朝，还是日本的平安和镰仓时代，都有复杂缜密的外交政策可供我们参考。在西方面临体制崩溃之际，对于正在描绘新蓝图的亚洲人来讲，这些史料堪为无价之宝。

安全问题也一样。亚洲传统的安全概念超出了简单的武器系统范畴，将食品、环境、习俗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关注的是长远问题，而非瞬间打响的军事行动。经济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应当共同讨论三国各个历史时期是怎样拟订、执行经济规划，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相关历史事例甚少有历史学家以外的人关注，但它们之中可能蕴含着管理与发展经济的原始方法，会使我们获益良多——尤其在我们不得不效法古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当下。事实证明，“西方的消费与增长模式即人类未来”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中、日、韩三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可以为制订经济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帮助我们摆脱以利润率定成败的桎梏。比如，或许可以借鉴儒家经济观点，开辟第三条道路，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的规模要小。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既避免采用尾大不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可防止重蹈消费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覆辙。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经济伦理：“Economics”一词在汉语中被译作“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令社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学科；孔子更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同时，儒家崇尚节俭生活。孔子提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孟子也认为：“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这些观点对我们这个陷入困境的时代大有裨益。

倘若我们对历朝历代的长期经济策略进行深入思考，便可以对未来的发展途径有深刻见解。在不久的将来，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之类的危险因素会逼迫我们放弃“增长”与“消费”等衡量标准，不过我们可以在前现代传统文化中找到迫切所需的替代途径。

毋庸置疑，当前中、日、韩三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把重点放在市场和贸易的短期转型上，使得三个国家制订、执行长期规划的能力大不如前。

研究三个国家以往时期的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国家经济，重视合作与和谐，不再执迷于竞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三个国家以往的经济传统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找到全新的经济学手段。这种手段以人为本，而不会把股票、债券及其衍生物放在核心位置。

还有，在力挽狂澜，防止社会不平等、炫耀性消费等问题愈演愈烈之时，我们也可以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应对限制铺张浪费一类的挑战的。

​可持续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东北亚地区目前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我们需要迅速建立复杂的社会体系，既避免浪费资源，又令经济发展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治国理政方面的范例，涉及到城市规划、交通以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制订。我们更可找到具体事例，明确古时政府是如何提倡节俭，倡导环境保护，为民众创造重德才、轻钱财的环境的。我们甚至需要重新谨慎审视早先开通的运河系统——当时的运河运输并不需要耗费任何一种矿物燃料。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上有效的农业政策，考虑如何将其为今所用、实现其价值，从而开启新思路，推动可持续有机农业的发展。我们还可从前人那里学习如何推动本地农业发展，创造可以提供务农岗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对亚洲而言，在现代科学理念的配合下重归传统农耕是建立碳中和时代的最快捷方法。我们甚至可以不再将人类排泄物冲入江河湖海、污染纯净水源，而是像以前一样，再度将其用作天然肥料，从而摆脱对进口人造肥料的依赖。这种面向成熟技术的回归可以在环境修复方面取得惊人成果。

复兴亚洲的可持续发展传统是使农业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令我们摆脱对进口食品危险依赖的最快方法。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以往亚洲人十分重视农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这并不是思想观念落后的结果，而是无比明智、务实的表现。

教育

韩国、中国和日本拥有丰富多样的教育与学术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可追溯至几千年前，并与今时今日息息相关。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对发展现代教育而言，十九世纪所采用的高等学校制度最为有效，但这种看法其实毫无道理。中、日、韩三国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教育传统，古人极为重视品行的培养与师生之间的人伦关系。他们将教学作为一种由道义引领的社会活动，这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商业化教育系统有天壤之别。

传统儒学对教育功能的理解十分深刻。比如，他们重视历史，提倡对以往的政府行为、经济现象以及人类政治活动加以详细研究，以此来制订方案解决当代问题。现代教育缺乏这部分内容，因此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也不了解可以为今所用的传统文化精髓。

传统儒家教育观点的缺点是将女性拒之门外。但我们可以将其加以改变，使女性在教育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道家与佛家思想也极具潜力，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实现创新。

家庭

尽管不能说比起现在来，韩国、中国与日本以往所秉持的价值观一定更加优越，但放眼当今，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情绪广泛传播，年轻人懒精无神——如此种种，说明许多家庭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以尊重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我们因为背弃这种传统而失去了太多太多。此外，我们对他人缺乏真正的关心，社会风气也因此而败坏。重温儒家、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家庭习惯观与家庭价值观，我们便可以得到珍贵的教诲，明白如何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营造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三个国家如能就此问题展开严肃讨论，不仅可以获得极为丰硕的成果，更可巩固三方的一致立场。

精神生活与有意义的人生

儒家、道家与佛家的传统思想可以令我们获益良多，让我们明白应当怎样使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加深刻、更有意义。这样的教诲将引导我们寻求真正的内心平静，走出浅薄的消费文化的废墟。这样的转变不耗分文，却可在现代社会创造巨大的潜在价值。

风水、孝道、正念正知等传统思想以及朱子学所倡导的“正心修身”观点，正是我们这个了无生气、贫瘠荒芜的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亚洲的思想传统精华并不一定属于宗教范畴。我们提议的是让人们察觉人类体验中无影无形、深奥玄妙的内容，给生命以尊严，而这是星巴克肤浅的消费主义所无法实现的。

对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重新发掘，可以帮助现代人卸下肩上的重担，摆脱对世俗物质财富的痴迷。回归表象之下的本真，追求资历以外的价值，我们便可重新发现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正直、同情与尊严。这样的体验没有形体、无法衡量。倘若古时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可以整天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读书写作，并就此而心满意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学术与精神追求来，生活的物质方面微不足道。我们需要唤回这种曾为三国所共有的文化。

结语

以上关于中、日、韩三国就传统文化开展探讨的建议尚停留于表面。三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等待人们去挖掘，而且历史上尚未有人就三国文化的精髓组织正式、大规模的比对研究。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发起坦诚对话，且不需要搞狂欢盛会、选美大赛一类的噱头。如果对话有深度、与三国文化和制度的核心内容切实相关，我们就可以启动自我感知方面的彻底转变。而开展交流的第一步，就是三方在谈话中本着平等原则、秉持最为严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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