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决定中国政策的未来_风闻

摘要：回首这两年，你会发现，无论是去年的医保控费制度，还是今年四月份的公务支出和绩效开支，以及各地户口政策改革，再或是近段时间的各种加税，其本质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只有理解这一点，你才能真正理解当前的政策逻辑，并理解未来。

近来，随着社保归税（收）、演艺行业加税、创投基金加税、游戏业的加税，再加上房产税的催风，以及所谓的国进民退，人们纷纷不禁在问，国家经济政策的逻辑在哪里？

若是以经济学家的思维来理解，恐怕永远不能理解政策的走向，但是若以财政政治的思维来看，当前的政策乃是顺理成章。即当前政策的根本动因在于（地方）财政，当（地方）政府没钱时，政府必须设法加征税收，以维持运作。

关于当前地方财政的困难，相关文章已经阐述很多，已没有必要再去多谈了，现在我们首先要说的是，为什么财政开支只能加，却很难降？

财政开支很难降低

财政开支难以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养老）很难降低。

多年来，中国民众之所以能够享受低价公平的基础教育（中国基础教育实际上要好于美国），离不开中国财政的强力补贴。仅2015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就高达36129.19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没有财政资金维持的话，那么这些基础教育产业就不得不交给市场，很多民众子女也将被迫承受费用高昂的基础教育。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即便不考虑国家教育水平的倒退，也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而退伍军人的待遇，同样得益于地方财政，假如地方财政难以维继，那么政府就无法兑现并保证退伍军人的基本补贴，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将社会问题的范畴。

另一方面，即便存在体制冗员，政府也无法在短期内对其裁减。

这是因为体制人员依赖于国家财政供养，大多数人并不适应市场经济，一旦脱离市场，其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极易由体制的拥护者变成体制最坚决的反对者。对体制人员过快的裁减，将意味着在社会上制造大批不稳定的因素，由此危及国家稳定。从过去的改革经验来看，那些对体制冗员的过快裁减往往激发变乱，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以1905年的清末管制改革为例，当时清廷的旧官制“数人供一职,其半为冗员”，“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严重加剧了财政负担，清廷对此乃予以迅速裁减，结果被裁官员、士人“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进而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按照张之洞当时的说法就是，“（官制改革）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意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谋”（《张之洞全集》）

无独有偶，1986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亦是如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解决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下令迅速裁减苏共公务员队伍，他将苏共51个部缩减为28个，裁撤30%以上的州级干部，同时削减了干部队伍的待遇。这种看似雷厉风行的减支政策，并没有提升苏共的执政能力，反而使苏共陷入了瘫痪的困境，更使得那些被裁撤的干部加入了反对苏共的行列，最终极大地恶化了苏共末期政治稳定。

事实上，中国1997年陷入财政困难时，也曾试图将公务员队伍裁减50%，但最后也只是通过软性手段，裁减了中央直属部门的一些干部（被裁减者要么出国留学，要么确保基本待遇）

所以，缩减政府开支是很难做到的。财政的扩张起来非常容易，只需要决策者大笔一划即可，但是一旦政府试图削减开支，就绝不会是单单写字数字那么简单，这需要决策者承受朝发夕至的巨大直接风险。

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财政缩减，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1999年财政紧缩之所以能够安然渡过，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当时正加入世贸，在海外市场的加持下，使得政府大范围裁员不再必要，也化解了下岗潮的巨大阵痛，这只是一种时势加持下的改革奇迹，而非普适性的经验。

明末李自成就曾是一个吃皇粮的驿卒，崇祯为了省钱，把驿卒编制予以裁撤，结果这个群体大都成了反贼；

1911年，两湖大灾，清廷的财政极其困难，不得不对湖北新军连续欠饷了大半年，结果军队上下怨声载道，这实际上就是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事实上，到了1908年之后，随着清廷财政困难的不断恶化，新军厚饷政策无法维持，士兵难以领到薪水，故而革命党思想流行于新军之中。

财政困境决定加税和国进民退

从现代政治史的治理经验来看，对于一个财政困难的政府来说，公共开支和政府开支就像两头嗜血贪婪的猛虎，一旦不能喂饱，就很可能立刻反噬政府。这种骑虎难下的残酷困境，往往逼迫政府在短期财政风险和长远经济后果之间，倾向于优先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毕竟，相比之下，财政无法维持带来的风险是立刻的、直接的、且明显的，而经济问题则不过是一个长远的隐忧。

清末新军军饷开支巨大，因政府屡次欠饷动辄生变，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清廷不得不穷刮苦搜，不断开征新税，如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烧窑捐、车辆捐等，当时民众怒称新政改革为“万税万税万万税”

基层的经验显示，无论老百姓平时看似如何温良恭顺，一旦政府对其的补贴出现削减，都极有可能化身为凶狠勇猛的暴民

印钞，当政府一旦面对巨大财政问题时，其政策倾向也是可想而知，且极其明确可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税收幅度和开征新税将是必然的选择，任何化解财政问题的措施，都不可能回避加税——加税乃是一种长期预期。

另外，由于国企乃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强化国企的地位和优势，也是缓解财政问题的有效措施——汉武帝在财政危机下推行盐铁归公政策，黎塞留在面对财政困难时始建立行政专门制度，这些都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虽然分属古今中外，但其政策动因和背景，都是一样的。

所以，加税和国进民退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理念的政策，而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必然措施，从古至今，概莫能外（除了公有制经济国家甩亏损国企包袱的改革）。

财政决定中国政策

回溯这两年，你会发现，无论是去年的医保控费制度，还是今年四月份的公务支出和绩效开支，以及各地开放户口政策，再或是近段时间的各种加税，**其本质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即至少在当前情况下，财政问题乃是决定中国政策制定的最关键因素。

在二线大城市中，地方财政困难越严重的城市，户口改革力度越大

事实上，早在去年的时候，笔者就反复要求大家关注中国的财政问题，以及由此必然引发的政府加税减支问题。为此，笔者当时专门在千聊上讲述了《预判政策风险：从财政出发》，在公众号中发文《中国财政困境与政策影响》、《地方财政困境：对于我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笔者这些看法，并不是空口妄想，而是基于对三百年世界各国现代政治史的深刻理解以及真正的基层工作现实经验，得到的认知。

希望今天的文章对您有所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