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欧洲正处在秘密战争状态_风闻

班农代言

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造访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时，接受了意大利记者萨瓦尼（Gianluca Savoini）的采访。萨瓦尼是意大利政府内政部长、执政党“北方联盟”总书记萨尔维尼的政治顾问。

他问班农：“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党、尤其是萨尔维尼部长遭到国际强大势力的批评，世界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原文是斜体字，显然，这个词已经有了一个特定的含意，我们能够透过字面理解其实质所指吗？）的代表们，特别是乔治•索罗斯，向他大肆倾泻怒火。你对意大利内政部长有何忠告？”

班农回答说：“对于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府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布鲁塞尔（即欧盟，笔者注），而是索罗斯资助、控制的非政府组织（NGO）和他们的媒体，这些媒体是反自由信息的真正工具。每个欧洲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必须清晰地认清他们的敌人。”  

为什么我不断地引用班农的话？因为这是唯一用相对比较明确的语言来解释特朗普政策、同时又比较接近特朗普的人。确实，班农已经被“赶”出了白宫。但此事是非常蹊跷、令人疑窦丛生的。

班农于2017年7月进入政府。当时他就说，他准备在白宫干一年。一年后他辞职了，“为了更好地在政府外为特朗普服务。”他说。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和特朗普因一本书而起了争执。于是，班农与特朗普的关系成了一个谜。

但班农自己说，他一直与特朗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定期地通电话。与此同时，根据我们“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分析，班农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为特朗普的政策服务。所以，我宁肯相信他离开政府是为了推行一些特朗普非常想推动、但却不适合用官方身份来推动的事情。

比如特朗普访问英国时，班农“恰好”就在伦敦的一家五星酒店里展开一系列活动。什么活动？欧美主流媒体讳莫如深。我们只知道他在伦敦会见了接踵而至的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客，并与他们进行密谈。

后来还是美国极右翼网站Daily

Beast采访班农时，班农自己透露，欧洲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借2019年欧盟议会选举之机，教会欧洲极右翼如何像特朗普一样赢选举、如何像英国一样走向“脱欧”、如何在欧洲内部各国的选举中极右翼像匈牙利、意大利那样上台执政、使欧洲重新恢复成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最终使欧盟像苏联一样自动解体。这样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才是最有利的支持！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白宫官员敢于到欧洲来明目张胆地推动这样的事。 班农在欧洲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名叫“运动（Le Mouvement）”基金会，总部设立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基金会将至少雇佣十余名专家，专门为欧洲极右翼政党提供民意调查、提供政策建议、提供形象传播方式，甚至将提供支持极右翼候选人的相应机构，以便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赢得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事实上，在班农看来，匈牙利、意大利等选出极右翼（或偏向极右翼）政治力量上台的国家，已经登上了“特朗普号”民族大船，成为反全球化的生力军。“

意大利能做到的事，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可能做到。”班农信心十足地说，他的目标就是与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针锋相对。众所周知，索罗斯在欧洲也有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其宗旨是全力支持全球化。索罗斯对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支持立场充分表明了他对全球化的态度。班农表示，他的“运动”将“反其道而行之”。

索罗斯

所以，当班农直截了当地将他口中的“杰出的魔鬼”索罗斯描述成以特朗普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敌人、而索罗斯也告诫欧洲人，特朗普是欧盟最大的危险时，我们可以看出，欧美之间、以及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和索罗斯所象征的金融跨国资本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全球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整套非常隐晦的术语，专门指鹿为马、指桑话槐；我们必须学会既听懂语面含义，也听出话外之音。我们都知道，从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大选伊始，索罗斯就代表着美国金融资本出面激烈反对。索罗斯甚至拿出了大量金钱支持所有反对特朗普的人，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直到今天，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所有反对特朗普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近年来索罗斯一直在欧洲活动，就是因为看到金融资本在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中受挫，于是便将“大本营”转移至欧洲。法国和德国大选都曾有过选出“反全球化”“黑天鹅”式的政治人物的危险，正是索罗斯支持的金融力量力挺法国的马克龙，使之顺利当选，因而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马克龙总统也成为支持全球化的象征性人物。

马克龙

特朗普无法公开说的话，班农已经明确地说了出来。其实特朗普批评默克尔、讥讽马克龙、对北约军费向欧洲盟国施加空前压力，也都已经非常充分地体现了特朗普对欧盟的看法。而特朗普直接将欧盟指为“敌人”时，更是清晰地表明，西方内部的重大利益分歧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支力量正在进行着殊死搏斗。我们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首先打起来的；而且是在已经出现了苏联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特朗普频频“退群”的 真正理由

为什么全球化会导致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分配出现矛盾呢？为什么这一矛盾会转变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呢？这就要从全球化的源头说起了。但缘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述。但我们可以从全球化对美国产业资本带来的冲击进行分析，进而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是“全球化”，并理解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可能是战术上的攻击，而在私底下积极酝酿的，则是针对金融跨国资本的战略性攻击。

我们知道，“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和应用，其实仅仅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但全球化进程却已经有了几个世纪。全球化的形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本质就是商品、资本、服务、技术、文化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实质上是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在工业化之前，虽然也有东西方商品和人员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种远距离的贸易而已。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是从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而导致殖民主义而开始的。工业化革命进一步使全球化成为利润非常丰厚的事业。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时代。很快，率先工业化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快就成为全球化1.0版的大赢家。此时出现了以“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和英镑为特征的“全球化2.0版”以及后来在二战之后的以“美国治下的和平”和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全球化3.0版”。“全球化”这个词的法语“mondialisation”最早出现在1904年《费加罗报》上，后来在一战后开始成为形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开始向全世界扩展的一个词。

在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别、对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分析。但从历史事实出发，其实“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全球化总是由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主导；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实力最为雄厚，而且在工业技术和金融领域也都压倒群雄；

二是一般而言，由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将其制定的贸易规则扩张到全球，从制度上制定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这个主导国家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三是全球化进程导致诞生了各类全球化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都是为全球化提供某种保障，使世界发展日益趋于同一方向；而各种各样的国际协议——从合作反恐到巴黎气候峰会都越来越明确地表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全球化使主权国家在“全球共同利益”的旗号下主动、自觉地出让部分国家权力；四是全球化进程的终极目标、同时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就是最终成立一个“世界政府”，以应对世界面临的整体性挑战。

对于美国金融资本来说，无论是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全球化带来的最激烈的竞争，只要美元的印币权还牢牢地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惟一的结算货币，全球化就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尽管这一威胁因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都越来越逼近华尔街，但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然受到美元的巨大掣肘：中国货币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间接受美元的影响，甚至是控制。

因此，全球化给美国金融资本带来的还是巨额的利润。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但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就不同了。

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临企业向外迁移、移民大量入境、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失业率剧增、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购买疲软、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出现动荡等严重危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半个世纪的全球化的结果时提出，世界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口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数字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中10%的高收入人口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这引发了西方国家内部的一系列抗议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愤怒者运动”“黑夜站立”运动等。

正是由于全球化同时损害了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利益，因而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一幕出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企业主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

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当选的。

当特朗普在许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中当选后，他要做的当然就是履行他的诺言。但是，特朗普很快就意识到，他领导的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是一个绝对的主权国家，但他却已经失去很多他认为应该拥有的国家权力。 

法国著名学者、前总统密特朗的总统府秘书长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反复说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说，今天西方国家政权（包括总统、总理和国会）已经没有过去那种主导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等对人民至关重要的权力了，比如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司法乃至国防和对外政策等重大事务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随着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渐转移出去，交给了“市场”。具体地说，就是交给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条约。

阿塔利没有说明的是，在这些组织和条约的背后，就是隐身幕后正在试图统治世界的金融跨国资本。当法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议”时，法国总统就无法再加强本国的某些可能会污染环境但却对本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经济项目了，因为巴黎气候协议规定了法国的碳排放量。这样，法国政府的部分经济权力就被剥夺了。最近法国环境保护部长于罗（Nicola

Hulot）突然甩手不干，辞职而去，原因就是他发现自己受到利益集团的强大约束，根本没有必要的权力来执行他心目中正确的环保政策。而与此同时，法国在环保领域签署的大多数协议都具有司法约束性。因此法国环保部长实际上可采取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限。

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大多如此。比如法国已经完全失去自己的金融货币主权，这一权力已经由于1973年1月3日议会通过的《银行法》、以及后来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而被转移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手中。随着金融主权的丧失，法国的经济政策权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而这一点，法国选民们一无所知。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越来越深入，国家权力正在逐步且不可逆转地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国外。转移到谁的手中呢？表面上看是一些非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手中，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TPP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北约等等；而实际上说穿了，这些权力实际上被转移到隐藏在幕后的金融跨国资本的手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班农在前面说过的话吗？因为金融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控制各种非政府组织、收买各种所谓的专家，收买各国掌握权力的议员、部长，来向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施压，使他们通过合法的方式，将主权国家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

特朗普想要夺回的，就是这些权力，要把这些权力收回到美国国家手中。这才是为什么特朗普频频“退群”的真正理由。

比如特朗普要发展经济、就要加大碳排放量，而国际气候变化公约规定不让美国提高碳排放量，或者要求美国购买“碳税”，特朗普当然不干，于是退出巴黎气候峰会条约。特朗普显然不可能学会中国的“本事”：仅仅五六年前中国还是最大的碳排放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枷锁”，但今天中国已经是清洁能源（风力、太阳能等）的出口大国。

要知道，全球化正在把主权国家治理国家的权力一步步夺走：目前还有一些领域掌控在国家手中，如医药、教育、司法、警察、外交等领域（但其中的一些也已经岌岌可危），还在激烈争夺外，其他领域权力几乎都已经不再在各个主权国家手里。特朗普之所以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因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实质上大大违背了美国对该组织所做的种种承诺。全球化甚至在一些非常特殊的领域也在蚕食着主权国家的权力：如贩毒、诈骗、卖淫、器官移植、军火黑市等等。这些领域都出现了跨国“贸易”现象。甚至连战争行动也出现了“外包”现象。

简而言之，全球化使得美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因为美国参加、组成或签署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使得美国已经无法自主执行有利于美国、但却很可能不符合美国与参加的国际组织和签署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比如反移民政策。

金融跨国资本需要合法甚至非法移民来加强全球化进程中的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而特朗普则反对继续接纳外来移民。特朗普的做法显然违反联合国相关的人权条约。特朗普干脆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从这一点来解释特朗普的种种所谓“怪诞行为”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完全是理性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他并没有“乱来”，而是有步骤地在一步步收回美国被全球化进程所夺走的国家权力。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像阿塔利这样的“学者”的实际权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是当时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智囊，并最终辅佐密特朗当选，而他本人也占据了总统府秘书长这样一个关键职位。然后他被任命为欧洲发展银行行长，接着又辅佐多位法国总统包括萨科齐、奥朗德等分别代表右翼和左翼当选的总统。萨科齐一上台就委任阿塔利对法国经济出路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而马克龙更是阿塔利一手“制造”出来的。在马克龙当选前一年，阿塔利就已经公开宣布，“我坚信马克龙将会成为法国总统”。历史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了。他甚至已经宣布，“我甚至已经知道谁将会接任马克龙成为下一任法国总统。”在法国舆论中，阿塔利被视为“市场教父”“法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

“全球化”剥夺了主权国家的权力

应该承认，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我们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从意识形态分野出发，都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但“全球化”却是一个纲，纲举目张，以全球化划线，则可以让我们对复杂的国际格局理出一条清晰的线路。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权力被剥夺了。于是在全球化中吃了大亏的西方产业资本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更是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于是产业资本便开始了全面反攻。特朗普当选就是“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一次成功反击。

金融资本本来一直将选举玩于股掌之中。金融资本一手向竞选方提供竞选资金，另一方面利用其所控制的媒体或支持其中意的、或反对其厌恶的候选人。最终不管谁当选，都是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

但特朗普却是一个意外。他本人就是亿万富翁，不需要金融资本的钱，而且他找到了一个绕过主流媒体的办法，就是“推特竞选”。在特朗普上台后，便率领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对全球化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导者发动了一场新“战争”。这场战争既是一场美国的内部战争（即反对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和金融资本、媒体三大权力构成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但也是一场“美国优先”的国际战争，即同时打击所有支持全球化、且与美国有着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金融资本。这是一场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的“隐形战争”。

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其实法国和欧洲早就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只限于部分国际上层人物才了解的“秘密的”事实。只是，处于欧洲对立面的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控制的美国；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已经蜕变为反全球化的产业资本控制的美国。

美国同样是美国，只是控制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变化。 

密特朗

法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统（两个任期共十四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逝世前与记者乔治—马克•贝纳姆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被后者发表在《密特朗的最后时刻》（Le dernier Mitterrand）一书中。

密特朗说到：“法国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与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是的，一场永恒的战争之中，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的战争。是的，他们冷酷无情，这些美国人，他们贪婪成性，他们一心要独自攫取对世界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一场永恒的战争，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但实际上是一场会死人的战争。”记者将这段话称之为“密特朗的政治遗言”。

密特朗还说：“我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我想说的是，最后一位坚守戴高乐路线的总统。在我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这样的总统了，因为有了欧盟，有了全球化。在未来，法国可以一直称为第五共和国，但一切都不同了。法兰西总统将成为某种超级总理，地位脆弱的超级总理。”

众所周知，戴高乐坚持的就是法兰西的自主独立。而在密特朗看来，法国已经失去这一独立，而且是在与美国进行的一场永恒的、人所不知的（尤其是法国人所不知的）战争中失去的。为什么这位法国第五共和国半个多世纪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会说过这样的话？实在是值得人们深思。显然，密特朗所言的“美国”，实质上就是当时由金融跨国资本控制的美国。

今天的特朗普也在针对欧盟展开了一场“秘密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本质却已经是以“反全球化”为特征的战争。因为今天主导美国的已经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国资本，而是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这两场战争的手段是一样的，都是以“引诱”为特征的战争。但两者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班农的欧洲之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民共和联盟”党（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阿塞利诺调查发现，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但当时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控制欧洲。而今天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班农等人到欧洲所策动的则是与此前完全相反的行为，是为了解体欧盟。因为美国的代表变了，其所代表的美国利益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反对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

由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欧盟才是他的“敌人”，而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只是“经济领域”的敌人。因为欧盟是已经被金融跨国资本基本控制了的国家集团，而俄罗斯和中国则都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贸易战背后的动因

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争斗实在是由来已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逾百年！直到上个世纪初，金融资本在美国还仅仅是产业资本的支撑力量，服务于产业资本。当时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开拓“疆域”、寻找更多、更大的市场和资源为目标的全球化问题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欧洲列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军火和金融融资就会变得不可或缺。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一次完美无缺的结合。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 就在一战前夕，美国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终于爆发激烈冲突。美国产业资本掀起一股强烈的反金融资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产业资本的重头悍将、福特汽车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

当时的情景与今天的美国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与此同时，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也出现了一股反犹浪潮，出现了德国纳粹和希特勒。美国也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主导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从实质上限制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挑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出现了转机。正如我前面所说，“战争”是使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共同利益链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战结果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双从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二战最大的赢家。

二战结束时，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手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国军事实力为后盾、美国制造业为基础、金融投资和美元霸权为手段，以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工具，建立起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并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直到有一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突然改变了几乎所有国际关系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国内阶级划分和社会矛盾、甚至包括西方企业的百年来的经营方式。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国坚持维护了本国的金融独立，将货币发行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本国手中，既阻击了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产业资本形成巨大的冲击。

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要重新建立美国的经济和贸易主权，这就要打击全球化进程，甚至逆转全球化进程。他使用的借口，即所谓“建立对等、公正”的贸易关系，实质上就是要抛弃美国对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条约做出的承诺，将已经交给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权力”重新拿回手中。

特朗普可以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而发动贸易战。但要是提交世界贸易组织来裁决的话，美国的指控必然被驳回，因为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面说过，全球化总是由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所主导。现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突然发现，自己被自己制定的规则缚住了手脚。它不是反思自己的优势会逐渐失去，自己应该如何改革以使自己重新适应自己制定的规则。相反它一心想要挣脱自己编织的绳索网络，凭借自己残余的优势力量去打击对手。

我认为，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一场全球范围的贸易战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未来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对金融跨国资本的决战中，即便成为其同盟军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在一个阶段内不会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当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时，是有着明确的战略目的的。

我认为，从特朗普的战略出发，他显然错误估计了中国。他以为，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国会在美国的压力下立即“投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容易赢的”；然后以这场“外贸胜利”安抚了他的选民基本盘之后，特朗普将会转向欧盟，向欧盟发起总攻。

特朗普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特朗普将会毫不犹豫地对欧洲发动“颜色革命”，以帮助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上台执政。我们一直以为，“颜色革命”是美国用于“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手段。其实并不尽然。“颜色革命”同样也被用来对付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当美国需要进一步控制盟国的时候。

众所周知，法国是60年代第一个要求美国兑现美元换黄金的承诺的国家。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意识到美国正在滥印美元，而一旦美元印数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元危机。结果，戴高乐便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美国派出军舰，将法国挣取的“绿纸”换回真正有着永恒价值的黄金。也正是因为如此，几年后，在1968年5月，有人策动了法国本土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着“学生运动”旗号的“颜色革命”，这可能是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场“颜色革命”。其结果是戴高乐下台、法国和欧洲其他想用美元换回黄金的做法戛然中止。从此不要说拿美元换黄金，甚至想都不敢再想。

但特朗普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顽强抵抗。特朗普之所以一直声称，他“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中国虽然是美国“经济领域的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

就是因为特朗普希望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以便可以回过头去应对其最主要敌人——全球化及其背后的金融跨国资本。事实上，这股力量正在动员起麾下的全部媒体力量，利用所谓“通俄门”“性丑闻”等“非常规”手法打击特朗普，甚至以“弹劾”相威胁，以逼特朗普就范。这是其惯用手法。在此稿完成之际，特朗普已经有点焦头烂额。甚至他自己都提到了被“弹劾”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特别而需要一场“外交和经济”的“胜利”来渡过难关。但特朗普没有想到的是，他以19世纪西方列强惯用的这一套手法来对付中国，早已行不通了。他的贸易战领军人物大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打赢日本的那帮“老人”，他们的那一套用来对付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只是，当中国的强硬立场打乱了特朗普的战略部署之后，特朗普会做出什么样的战术调整，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我们要真正防范的。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因此而使特朗普被逼而将其最主要的敌人——“全球化”和“金融跨国资本”暂时放在一边，而与中国进行“死磕”。

我们如何才能既坚决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策略地、以人所不知的方式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将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化解于无形之中，是考验我们战略智慧的历史性时刻。

法国有两本畅销书，描述的是世界的未来走向：一本是阿兰•索哈尔的《理解帝国：明天将是世界政府的统治，还是民族国家的反抗》。另一本是雅克•阿塔利的《未来简史》，力倡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甚至给出了时间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特朗普在做的，正是“民族国家的反抗”。

对于中国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今天的敌人，谁是我们明天的朋友？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也许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谁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历史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