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置顶的张、郑两位老师文章，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国际形势的核心问题啊_风闻

先是细细地看了一下郑若麟老师的文章，我在国关方面是个外行，因此觉得郑老师的文章像一剂补药，感觉很受用。

文章的整体思路是，全球化的扩张与收缩，背后其实是试图进行扩张的金融资本，与在全球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产业资本之间的斗争。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国际组织削弱国家的主权，因此带来过去数十年内的全球化浪潮，而目前试图进行收缩，花式退群的川普，是产业资本的代言人。

张老师的文章中则提到这样一段话：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他指出，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如此看来，失业率下降的代价，是美国政府对军工企业的刚性兑付。代价没有消失，只是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而战争的刚需反过来又促成、且必然造成全球化的褪色。

在美中关系上，两位老师的观点是不约而同的：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在内部正存在严重的分裂，因此中国并不是最主要的敌人。

​张文木老师说：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6]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他不赞成“新冷战”，认为我们的斗争的真正对象其实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新冷战”其实是将中国置于整个西方国家的对立面，而忽略了他们之间实际也存在严重的分化这一事实。

郑若麟老师的观点则是：

今天的特朗普也在针对欧盟展开了一场“秘密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本质却已经是以“反全球化”为特征的战争。因为今天主导美国的已经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国资本，而是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这两场战争的手段是一样的，都是以“引诱”为特征的战争。但两者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班农的欧洲之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民共和联盟”党（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阿塞利诺调查发现，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但当时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控制欧洲。而今天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班农等人到欧洲所策动的则是与此前完全相反的行为，是为了解体欧盟。因为美国的代表变了，其所代表的美国利益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反对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

由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欧盟才是他的“敌人”，而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只是“经济领域”的敌人。因为欧盟是已经被金融跨国资本基本控制了的国家集团，而俄罗斯和中国则都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认为，美国如今真正需要斗争的对象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因此欧洲反而才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则不是最紧迫的危险。

张文木老师也察觉到了产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缠斗这一点：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

如此看来，这个矛盾成为了如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不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还是很有趣的。所以当今世界核心争夺是制度的竞争，而不是路线的斗争、主义的斗争。这一点是尤为值得关注和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