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节新民俗折射严重社会问题_风闻

【本文写作于10年之前的“光棍节”前夕（2008年11月10日），当时在本人新浪博客贴出，随后以“《光棍节新民俗折射严重社会问题》”发表于2008年11月26日《上海商报》。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口问题日益显著，而社会流行的一些主张又在加剧人口问题。忧心之余，重新贴出这篇旧文，回头有空时再写一篇。

强调文中主要论点：

假如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28%以上的适龄男性找不到配偶，“光棍节”新民俗流行，自是不足为奇，而这样的社会也注定是高风险的。

我国社会适龄女性人口本来就太少，某些社会经济变迁又使得她们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某些地区，这样既导致许多适龄女性难以寻找配偶，又进一步加剧了适龄男性求偶的难度。

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徒劳地企图改造我们的社会心理，而应该是寻求解决已经存在的大龄未婚群体问题，同时反思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力求在既定国民心态的条件下降低其继续发生的概率。

我们的某些教育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和恶化了我国城市大龄知识女性的求偶危机。

最后，祝单身男女早日“脱光”；祝年轻夫妇喜得贵子、二宝。2018.9.1】

不知不觉间，据称发祥于1990年代南京高校的“光棍节”俨然已经成为大江南北众多城市日益流行的新民俗了，1月1日是小光棍节、1月11日和11月1日是中光棍节、11月11日是大光棍节之类的说法日益广为人知，诸如“光棍节的12种庆祝方式”之类网络文章赢得了极高的点击率，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光棍”评选居然也人气日涨……可是，这种富有戏谑色彩的“新民俗”得以形成并广泛流传，是否也折射了某种社会问题呢？我看是的，而且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光棍节”新民俗得以流行，前提是有大量男女未婚，特别是适龄男女未婚；而大量适龄人口未婚，首要原因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适龄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

人口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受调查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为972385人，其中男性484183人，女性488202人，女性人数比男性多4019人，但丧偶人数合计56962人，其中男性17635人，女性39327人，女性丧偶者比男性多21692人，其余未婚和离婚者中男性都大大多于女性：未婚者188559人，其中男性109508人，女性79051人，男性比女性多30457人，超出幅度为38.5%，超出人数占该类男性总人数的27.8%；离婚者10199人，其中男性6199人，女性3999人，男性比女性多2200人，超出幅度为55.0%，超出人数占该类男性总人数的35.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计算）。

考虑到丧偶者多数年纪较大，我们可以将未婚者和离婚者视为需要婚姻的适龄男女总体，他们合计198758人，其中男性115707人，女性83050人，男性比女性多32657人，超出幅度为39.3%，占男性总人数的28.2%。假如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28%以上的适龄男性找不到配偶，“光棍节”新民俗流行，自是不足为奇，而这样的社会也注定是高风险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社会适龄女性人口本来就太少，某些社会经济变迁又使得她们过度集中于某些领域、某些地区，这样既导致许多适龄女性难以寻找配偶，又进一步加剧了适龄男性求偶的难度。城市各类服务业从来就是适龄女性云集的所在，出口导向的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加工区雇佣年轻女工远远多于男工，国内正在蓬勃发展的服务外包、服务后援中心等行业也集中了大量适龄女性。

二战之后，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加工区几乎无一例外都遇到过从业女性难出嫁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妥善处理这些事情，同样的问题会以更大的规模发生在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的服务外包行业。

不久前，笔者参观位于上海张江园区的中国平安集团后援中心，在这个员工数以千计的地方，举目所见，几乎都是青春女性的脸庞；向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得知该园区集中的其它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大体也是如此。

我当时就为此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我们的企业要追求利润，我们的主管部门、主管官员要追求GDP，追求政绩，他们是否关注到了这些劳动者的婚嫁问题？这些姑娘们为了收入较好的就业机会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可是，繁忙的工作严重地限制了她们的社交圈，八小时之外恐怕她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走出这个同性成堆的地方去寻找自己未来的伴侣；当她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里之后，她们能否得到可以依托的婚姻家庭？

即使在拉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带，即使是在近70年前的1940年代，雇主们就已经把促使员工组建“常规家庭”作为其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并为此大量发动政府和教会的力量；今天，我们更应当认识到，她们的婚嫁或许无助于当期的GDP和利润，却关系到整个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和活力，希望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管理部门官员能够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而不要以为无关自身痛痒，甚至视之为个人劫色的天赐良机。

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城市适龄人口中男性仍然多于女性，但女白领结婚难已经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至于每次大型白领相亲活动上都是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对此，指责我们的同胞思想陈旧，不能接受女强于男，自是轻而易举；但这种指责无助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徒劳地企图改造我们的社会心理，而应该是寻求解决已经存在的大龄未婚群体问题，同时反思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力求在既定国民心态的条件下降低其继续发生的概率。

如果深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我们的某些教育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和恶化了我国城市大龄知识女性的求偶危机。改革以来，我们学制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假设有这么一位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白骨精”，按照现行学制，她必须满7岁才能入学，中小学各6年，这样大学入学时她已经19岁；4年后本科毕业，23岁；两年制硕士毕业，25岁；毕业后大致要工作3年左右才能站住脚跟，才敢考虑恋爱婚姻大事，这时已经28岁，错过了女性最佳婚龄，要求偶不得不面临很多额外的麻烦。

假如中小学还是5年学制，6岁可以入学，那么，一个女性走完上述历程、在工作中站稳脚跟时是25岁，恋爱结婚还正当时。笔者兄妹都是5岁入学，小学5年，高中时遇到了两年制高中改为三年制高中，也没见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家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学制搞得那么长、把入学年龄搞得那么晚呢？他们在热衷于谈论这个那个素质教育的时候，是否也该考虑一下受教育者们首先要成人，然后才能成才呢？

我知道，他们推行这样那样的改革都有一大堆理论支持，很多也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但我同样知道，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用良好意愿铺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资财富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两者缺一不可，人口老龄化和伴随着的人口民族构成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会比地狱好多少，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