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在非洲向世界证明什么？（系列二）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文扬】

上篇提到，非洲最本质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落后。这个判断，对于理解中非关系至关重要。

近30多年的西方对非援助，以“让贫穷成为历史”为号召，以“援助翻倍，贫困减半”为理念，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蜕变成了伪装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导致了对非洲的新一轮掠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援助根本上是错位的，没有致力于改变非洲的落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非洲的落后程度。

改变落后面貌，提高发展速度，在起步阶段需要国家保护本土产业，扶助本土社会。但西方援助所附带的条件，恰恰要求受援国降低关税、拆分国企、开放市场，其结果就是本土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形成了对于外部援助的严重依赖，最终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的现实被永久性地固定了下来。

在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人人都明白。

西方很明白，所以它们无意改变目前这种“大张旗鼓地增加善款、幸灾乐祸地拉大差距”的对非援助模式。

而中国也很明白，所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主席向着全世界宣称：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同12亿多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

他说：“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

可以说，“五不”、“三好”和“大团结”，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地说的。中国与非洲的紧密合作，正是在落后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命运与共的关系，开始时是差不多的落后，后来是中国率先赶超成功现在又反过来帮助非洲摆脱落后。

所以，只看到贫穷，看不出中国对非援助与西方对非援助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一旦着眼于落后，即可看出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南辕北辙

同属落后国家的时期

说一个国家落后，或一种文明、一种文化落后，这是一个很晚近的观念，要满足多个假定条件才能成立。

首先要相信有一种文明是公认的模范，然后要相信所有其他文明最终都要向模范文明转型，于是模范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就有了转型过程上的差距，最后还要相信模范文明引领其他文明的转型过程是一种使命，而其他文明努力改变自己推动转型的发生则成为了一种任务。

所谓落后，指的就是在上述这一整套观念当中，因为对差距的认识和对任务的认识而形成的一个派生观念。

中国与非洲各国相距万里，山不相连，水不相接，但是却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同属“落后国家”甚至“落后文明”，这完全是由于西方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历史事件，完全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

因为只是在西方世界帝国崛起和建立的这几百年里，才有了模范文明的观念，也才有了现代化转型的观念、“白种人的负担”和“白种人的使命”的观念、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观念，也才有了先进和落后的观念。

实话说，没有这种观念的人们是幸运的。在先进和落后的观念出现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与非洲大陆沿着各自的文明发展历程自行演化着，没有因落后这一危机意识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也没有因追赶这一繁重任务而产生的急迫和紧张。

有战乱有饥荒有压迫和反抗，但都是自身“文明孤岛”中的自然故事，并没有亡国灭种或被开除“球籍”之虞。

但西方世界帝国的出现改变了一切。1884~1985年的西柏林会议，西方列强确立了针对非洲的瓜分规则，到一战前夕，除了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几个地区，整个非洲大陆被分成了分属不同列强的殖民地。

按原计划，“非洲第二”或“大陆级殖民地2.0”不是别处，正是当时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列强驻大清国的公使都陆续换成了原驻非洲富有瓜分殖民地经验的“非洲通”，因为原来的“中国通”没用了，“我瓜分你与你本人无关”的强者逻辑要发生作用了。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与非洲“命运与共”这一特殊关系的历史起点。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全球规模的殖民征服计划，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建立的帝国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中非两个相距万里、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的大陆，无论如何成不了同一条命运之舟上的难兄难弟。

但是，成也世界帝国，败也世界帝国。1914年一战爆发，1939年二战爆发，列强们的对外征服战争变成了列强们之间的争霸战争。客观上讲，20世纪的上半叶是西方世界帝国全球大业的一个灾难，原本大有希望的帝国建立进程完全被打乱了。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195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一个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政治联盟逐渐出现，理论上讲，西方世界帝国长达几百年的上升运势就结束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开始了。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的“帝国循环”表

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它宣告了被压迫者的联合和互助。与历史上所有帝国的周期律一样，一个起源于被压迫者并通过向压迫者学习增强力量而最终推翻压迫者的周期性过程，终于开始了。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当然，那是最困难的时期。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同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为支持埃及，中国向埃及无偿援助2000万瑞士法郎以及10万元人民币医药物资。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战争，中国又向阿尔及利亚无偿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汇援助。1958年几内亚遭到法国经济封锁，中国在和几内亚还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就无偿援助了该国1500吨大米。

据统计，1960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0.576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0.25亿美元；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1.672亿美元，非洲国家为0.392亿美元；1963年在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下降为0.904亿美元的情况下，对非援助却增加到了0.74亿美元。（魏雪梅，《冷战后中美对非援助比较研究》，2013）

批评者当然有理由就当时的中国是否应该开展对外援助以及援助的力度等问题进行质疑，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所能把握的，甚至也不是只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所能涵盖的，放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上，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面相。但无论如何，站在今天的中非合作现状以及重大意义上回顾地看，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代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前所打下的基础，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高。

因为没有那个起点，被压迫者的联合以及历史周期的交替，还不知道从何时才能开始。

历史性的大转移

中非合作论坛2018北京峰会正在进行中。习近平主席在今天下午的主旨演讲中说：“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看懂了1884年的西柏林和1900年的北京，再看懂了1955年的万隆和2018年今天的北京，也就看懂了为什么中非山水不相连却建立了真正命运与共的深厚关系这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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