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镜如是中共的内应吗？——塔山阻击战揭秘（二）_风闻

近年来，关于时任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的侯镜如与中共在塔山阻击战中存在默契的说法较为流行。如在某历史访谈节目中有嘉宾谈到：“国民党军塔山总指挥侯镜如是中共1925年的老党员，南昌起义的时候是贺龙手下的20军教导团团长，塔山激战之前1947年他已经和中共取得了联系，侯镜如借口敌情不明拖延援军的进度，毁灭了蒋介石东西对进的最后希望，塔山激战之后十个月，侯镜如率兵起义投奔了共军。”[1]有的研究著作断言：“从侯镜如的简历看，似乎不用作过多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侯镜如当时的心态。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才参加国民党军队，1947年又与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他当然不会拼命为蒋介石卖命”。[2]有的文章将侯镜如在塔山阻击战中的一些消极举措与言论称之为“对塔山战役取得胜利起了独特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侯镜如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中共和解放军”。[3]然而，考诸事实，侯镜如当时与中共已经取得联系或默契的说法难以成立。

从侯镜如的经历来看，他确实曾是中共党员，但自1931年因作“兵运”工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一直并未能与中共再次建立起组织联系。所谓侯镜如“1947年又与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较为确切的情况是：1947年8月，北平地下党学委会担任中小学教委书记的薛成业在韩自励的介绍下与李介人见面。薛成业与师大女附中的进步教师王友石有地下工作关系，日本投降后，侯镜如任北平警备司令期间，韩自励曾任北平市宛平县政府秘书。而92军的军需副官李介人则是韩自励的学生，又是侯镜如的外甥，与韩自励来往较多。因而，经韩介绍，薛、李在王友石家里见面会谈。

李介人谈及国民党要垮台，说不愿意在92军干了，并表示愿为中共工作。1947年底，薛成业回解放区向刘仁汇报工作时，提到韩、李的情况，刘仁指示要薛直接联系李介人，抓紧这个关系，打开92军上层工作的渠道。

薛成业回北平后，与韩自励、李介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李介人当时已经离开了92军，但由于李在92军熟人较多，与师、团以上军官都有来往，且他又有与侯镜如亲戚关系，因此虽然他不在92军，但对92军的情况仍很熟悉。

1948年4月，李介人在交通员季鸿陪同下，秘密来到解放区的泊镇（中共北平城工部机关所在地）。刘仁会见了李介人，并询问：“我党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跟侯镜如一同住过监狱，交情很深。他写封信，你能把信交给侯镜如吗？”李介人表示可以办到。

刘仁提到的这封信是指安子文写给侯镜如的信，内容主要是回忆安与侯在黄埔前后的友情，并欢迎侯伺机起义，为人民立功。1948年8月，刘仁派专人将信送交学委。学委将该信交给薛成业，薛由交给李介人，李随即将信交给侯的夫人李嵩云。侯夫人看了信后，将信撕碎，对信的内容未置一词，只说了些别的事情。恰逢又有客人进来，李介人遂告退。

当时地下党分析，侯夫人的举动可能是怕出事而故作姿态，信的内容一定会和侯镜如讲。东北锦州战役开始后，蒋介石任命侯镜如为第17兵团司令，并令侯镜如到葫芦岛指挥援锦的部队。李介人得知消息后，觉得是进行工作的好机会，就给侯镜如写信，表示如有需要，可供驱使，以试探侯的态度，但侯镜如并没有回答。

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第92军奉调北平驻防，侯镜如为能左右自己的部队，将自己的连襟第17兵团参谋长张伯权调任第92军第21师师长。地下党分析认为，侯镜如如果有起义的想法，为抓住军队，是会和张伯权商量的。于是转而以张伯权为突破口，派李介人找张伯权谈，并提出由中共代表和他详谈，张表示同意。

于是，薛成业和李介人会见了张伯权，讲了形势，交代了政策，鼓励其起义。张伯权完全同意。为取得侯镜如的同意，李介人和张伯权还用无线电话和塘沽的侯镜如通了话，用暗语请示起义的事情，并得到了侯的首肯。

此后，聂荣臻接见了李介人，并指示李去见侯镜如，要求他率部起义。李介人与侯见面后，侯镜如称陈长捷他指挥不动，塘沽的段沄第87军三个师及独立第95师，指挥上也有困难，他的可靠班底只有第92军补充团编成的第318师及兵团直属部队。侯还将军事部署图拿出来给李介人看了，表示：“如果解放军攻塘沽，我撤走”，并建议解放军从西北方向进攻天津。第二天，侯镜如派谍报参谋送李介人出了国民党防线。

解放天津后，侯镜如撤至上海，即与李介人通了信。因怕蒋介石发觉92军起义一事，侯借口母病，避居香港。中共后来派李介人赴香港动员侯伺机起义，侯遂于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率部起义成功。[4]

以上即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与侯镜如接触的大致经过，虽始于1948年8月，然而至葫芦岛援锦之时，侯镜如并未与中共建立真正的联系，对中共方面的试探未予回应，也谈不上双方存在“默契”甚至“假打”。当然，侯镜如对前途有自己的看法，援锦并不十分积极。[5]1948年年底，国共战争大形势已经确定，侯镜如及其基本部队第92军始决心抓住机会起义。侯镜如的表现和做法，应该说是识时务的，但要说他自塔山阻击战起就因曾是共产党员的经历而与中共存在默契，则去事实甚远。

塔山防御战之后，侯镜如部撤至在津塘一带，与中共有过接触。双方接触的有关史料，可以作为判断此前他与中共是否已经建立联系的重要旁证。

1948年12月17日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华北局：“侯镜如亦表示动摇，我已电平津办经有关方面即转告他，时机紧迫，要他做最后决策。希望他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立功，重新回到革命战线上来，并做出具体方案，派人与我方接洽等。已有来电称：约定‘李介人’的介绍，去塘找他的师长等语”。中央军委于12月19日18时致电聂荣臻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绝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6]

12月21日24时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称：“侯镜如从葫芦岛撤回很悲观，他自己的92军又被调往北平，故你们可用送信劝降方法去试一试，至少可以使他发生某种动摇；假如你们能用炮火完全封锁塘沽，使他感到走投无路，此种方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此外，你们还可起草公开的劝降书，发来中央审查作口语广播，并在前线印发传单。”[7]

12月23日，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等在平津前线指挥部会见了北平城工部部长刘仁和北平地下党员李介人、交通员季鸿，详细询问了关于侯镜如和第92军的情况，指示李介人去塘沽，要侯镜如指挥天津和他本人的部队就地起义，之后将有关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12月23日22时中央军委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同意允许九十二军起义前答应他们编为一个军，答应保护侯镜如，并仍为该军军长”，并指出“昨电要你们公开广播对侯镜如劝降，因九十二军事件不宜如此做出，对侯个人写信（送给塘沽一处）似仍可行，望酌办。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一线注意”。[8]

由以上来往电报可知，至1948年12月21日，中共对侯镜如的接触仍限于“谈判和分化”，将其视为“匪首”之一，对其开展劝降等工作，目的在于“至少可以使他发生某种动摇”。只是当军委了解到国民党第92军已经准备起义之后，才采取措施“保护侯镜如”，并改变了原来的公开劝降的做法。如果侯镜如早在塔山作战时就已经与中共取得联系，双方存在“默契”的话，中共不会迟至平津战役开始时仍将侯镜如视为“匪首”，也不会试图采取公开广播的劝降方式了。

根据侯镜如等人的回忆，当时塘沽情况混乱，第87军军长段沄等人竟直接找侯吵闹要先撤，不愿接受战斗任务，侯镜如为稳定军心，将船只分配给各部队，同时划分防守区域，才使部队稍稍安定下来。侯镜如的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在“帮倒忙”。[9]时任十七兵团作战处处长的赖惕安在回忆中也提到，侯镜如在辽沈战役之后对于蒋军的危急局势十分焦急，几次电报蒋介石、傅作义，建议迅速放弃张家口、唐山等外围据点，将全部兵力固守平津塘三角地区，并保持重点于津塘，依靠塘沽海口，使大军有回旋余地。当解放军向塘沽的进攻展开后，侯镜如采取的措施依然是：“严饬第一线部队固守，并继续加强塘沽至新港的防御工事，企图争取时间，作必要的逃跑准备”。[10]如果侯镜如在塔山已经决心帮中共的忙，那在塘沽就不是这种表现了。

另外，中共方面的代表李介人于12月25日到达第17兵团部后，向侯汇报了黄翔、张伯权派代表与平津前线解放军联络的情况，转达了聂荣臻、罗荣桓的意见。此时侯镜如仍表示：天津的陈长捷名义上归他指挥，但实际上只听傅作义的，要组织天津、塘沽守军起义难以办到。[11]这固然是实情，同时也表明侯镜如实际掌握的军队有限，即使他本人试图与中共达成某种默契，也是力不从心的。

再回到塔山阻击战的过程。侯镜如是10月11日下午到达葫芦岛的，当天讨论了作战方案及攻击时间，“原计划准备十二日拂晓开始，后来罗奇意见要大家准备一天，好让第一线部队连长以上军官，特别是独立第九十五师的军官（该师刚到这里，对塔山地形不熟悉）要侦察地形和现地研究步、炮的协同，拟改为十三日拂晓开始进攻”。[12]

东北野战军方面，10月13日林、罗、刘向军委、东北局报告：“锦西北援之敌，今晨七时向四纵阵地猛烈攻击，至十六时仍在战斗中”。[13]东野《阵中日记》也提到：“今出犯之敌，铁路东为九十五师、一五七师两个师，战斗较激烈，敌人攻击者为其主力，我伤亡较大，四纵约千人”。[14]据“塔山阻援战斗总结”的记录，当天东野第4纵队阻击部队伤亡高达1048名（伤791人，亡211人，失踪46人），[15]这是整个阻击战阶段单日伤亡最大的一天。据参与阻击战的部队反映，“这一次恶战是敌人在塔山战斗中兵力之多，火力之猛，进攻之凶，达到最高峰的一次，这是击败‘赵子龙师’决定塔山存亡的惊天动心的一天”。[16]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总攻。当天，林、罗、刘致电军委和东北局，称：“锦西之敌，本晨五时又开始进攻，正激战中，敌在第一线展开有五个师”。[17]“敌企图拼命挽救锦州敌被歼命运，于早七时仍以独九五师为主的四个师的兵力以常家沟以北及塔山为重点向我各阵地全线猛扑，并以金钱收买其班、排干部老兵组成‘奋勇队’以密集肉蛋队形向我阵地反复猛冲，均被击退”。[18]据第二天林彪等向中央军委、东北局的报告：“锦西昨日向我塔山进攻之敌，与我拼刺刀数次，以九五师战力最强。黄昏时我全线反击，将敌全部打垮”。[19]

由战斗的激烈程度来看，双方也不可能存在“默契”。

有部分国民党将领认为援锦东进兵团在正面攻击无效时，应采用两翼迂回的战法，“以小部分兵力实施正面佯攻，而以东进兵团之主力从左、右两翼迂回前进，绕过共军正面防御阵地，共军阵地左翼为坡度徐缓之丘陵地带，右翼濒临辽东湾（按：此处有误。可能是采访者不熟悉地形，将左右翼颠倒了），湾内停泊有国军之海军舰队，以兵团主力缘左翼丘陵迳锦州，再以步兵或海军陆战队至辽东湾登陆，两翼钳形攻击，扑向锦州之敌，其危必解”。[20]也有研究者提出，“从事后看来，即使当地地形势多么不便于迂回，但是绕过塔山防线仍是唯一可行之路（后来等到杜聿明来到葫芦岛之后也做了迂回的指示，但已经为时太晚），国军又一次不自量力，成为自己的‘火力迷思’受害者”。[21]

这些所谓“迂回”或“两翼攻击”的方案，都是纸上谈兵的“杰作”。事实上，“我防御地带东濒大海，西接大小虹螺山，地幅狭窄，敌人既不能同时展开较大兵力正面进攻，也不便于从两翼对我迂回”。[22]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的士气、战力、装备，想要实施更大范围内的迂回，必须牺牲火力和机动的优势，国民党军高层很难下决心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即使那么去做，也不见得比实战更有利。有的研究者将侯镜如授意其参谋长张伯权所提出的正面进攻方案，称之为“显然是侯镜如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中共和解放军”，[23]未免言过其实。

[1]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3_10/16/30372108_1.shtml。

[2] 李建国：《辽沈战役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70页。

[3] 翁有为、孙君健主编：《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46页。

[4] 薛成业、李介人、季鸿：“策动国民党第九十二军起义追记”，《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上册）》，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12月。第542-551页。

[5]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41-253页。

[6]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下册）》，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12月，第559、562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98页。

[8]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下册）》，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12月，第567页。

[9] 侯镜如、梁述哉、黄翔、刘青岭：“天津战役蒋军被歼记”，《塘沽解放纪实》，中共塘沽区委宣传部编印，1999年1月，第123页。

[10] 赖惕安：“十七兵团塘沽漏网记”，《塘沽解放纪实》，中共塘沽区委宣传部编印，1999年1月，第125-137页。

[11] 薛成业、李介人、季鸿：“策动国民党第九十二军起义追记”，《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上册）》，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12月，第549页。

[12]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47-248页。

[13] 《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3页。

[14] 《阵中日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035页。

[15] “塔山阻援战斗总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辽沈战役资料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资料处，1964年5月，第27页。

[16] 冷世泽、唐春琪、江夫：“十月十三号”，《塔山英雄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政治部编印。

[17] 《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3页。

[18] “塔山阻援战斗总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辽沈战役资料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资料处，1964年5月，第27-28页。

[19] 《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04页。

[20] “吴秉衡先生口述”，《口述战史汇编（第三集）》，【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2年12月，第390页。

[21] 程嘉文：《国共内战中的东北战场》，【台】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6月，第265页。

[22] “东北野战军4纵队第12师塔山野战阵地防御战斗”，《军师战例选编（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部军训部，1978年8月，第94页。

[23] 翁有为、孙君健主编：《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