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体的国家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的演化_风闻

作为政体的国家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的演化

李非

在中国近五千年历史中，秦国一统天下的时间为公元前三世纪末，自此之后，中央专制的王朝周期性崛起，兴盛，衰亡。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当时世界顶尖的强盛的中央大帝国。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已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头脑。

与此相反，自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公元前509年建立的古罗马帝国创造出灿烂的西方文明，并相继衰落之后，西方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衰败，经历了黑暗的千年蒙昧时代。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欧洲再也没有走出复辟罗马帝国，一统西方天下，并循环往复的道路。古希腊的文明，古罗马的帝国成为永恒的过去，渐渐被人忘记。

失去了统一，黑暗的看不到尽头的欧洲“世界”使得宗教兴盛起来，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很快，伊斯兰诸帝国强大起来，而欧洲却是教派纷争，城邦林立，商人坐大，一个又一个小国的出现与灭亡如同天上的流星闪烁。一些商人的联合体武装割据于城邦，以金钱和暴力为双重手段控制着大片地区，在教会、国王、市民和农民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个时期，西方人的宗教意识顽固，国家观念十分淡漠。整个欧洲没有抵于外族入侵的能力，遭到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一遍遍地屠杀和洗劫，欧洲成为饱受压迫的蛮荒之地。

在十五、十六世纪后，含英国、法国、丹麦、俄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等诸封建国家的集群才在欧洲形成。这些封建国家中，荷兰和德国建国最晚，对应于中国的明末清初时代，法国、英国、西班牙要早一些，但也在公元四世纪之后，对应于中国历史上的汉朝三国时代。这个地区的封建国家体系建立后，不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列强争霸激烈，而且还多次经历异族异教的入侵和压迫。一个个国家不断产生，又很快灭亡。十一世纪为反抗异教徒的压迫，十字军东征。到了十三世纪，被西方称为“黄祸”的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开始了对欧洲的大屠杀，大洗劫，并占领和统治了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在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后，被称为“黄祸”的蒙古人对欧洲的统治压迫崩溃，才使得欧洲得以喘息。这时开始了被称为资本主义启萌的文艺复兴运动，基督教的地位得以确立。整个地区才迎来相对和平的时期。

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最黑暗处往往生出光明。工业社会的草创，恰恰也在当时最为黑暗的西方发生。该地首先是农业生产力极不发达，一个地区往往只有单一的产品。如某地只产羊毛，某地只产咸鱼，某地只产亚麻等。这使得商贸不得不发展，商贸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需求，商人群体壮大。由于贸易的发展，商路的扩大，商品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提高，用人力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利用人力之外能源驱动的机器因此被发明出来。工商业制度由此而渐具雏型。在交易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商人创造了保证资本运作的会计与信用制度，以及商品交易所和股份制，为商贸和工业发展提供了保证。城邦小国间的贸易使得商业得到发展，恶劣的农业环境造成产品的单一，地域间人民的生存极大的依赖于贸易，客观上造成商人的地位很高。需求的扩大使得商人与诸封建小国结盟，靠着国家暴力工具的保护进行贸易和抢劫，依靠奴隶的劳动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力扩大。

伴随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的参与下，欧洲由国王统治的各个封建国家开始强盛起来。与中国自秦统一天下后轮番更替的中央专制王朝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国王缺乏绝对的权力，国王、贵族、教会和商人就权势相互勾心斗角，依靠四方的利益均衡取得政权内部的稳定，并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向外扩张。

这时欧洲内部各国纷争不断，霸权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间易手。而在诸封建王国内部，已成为资本家的商人先是以金钱对抗权力，办法从公开讨价还价到暗地里行贿收买国王或者贵族，最终是通过若干次流血的或不流血的革命，争得了合法的，公开地用金钱竞争执掌统治权的国家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个制度产生的外部与内部环境看，脱胎于封建诸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强的封建属性。

只有在属地不大，国王权力受限，并与教会存在矛盾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才获得充分发展的自由，得到自己的“领地”，这个“领地”就是资本家自己的企业。在企业中，资本家就和封建领主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世袭的，完全自由的。而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人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完全丧失自由的。过去有美国农业资本家买来的黑人奴隶为资本家做苦工。今天依然有少数地区，资本家使用奴工为其劳动。这一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以发展的早期，有很强的“工业奴隶社会”特征。

随着欧洲地区对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扩大和殖民占领，一个个国家开始强大，资本家日益依赖国家的力量开拓新的市场，争夺市场份额。这个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诸霸权国相继兴起，霸权在诸国间不断易手。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恰好对应为“工业时代的封建”。在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强大，国家内商人的地位很高，国家几乎成为商人的国家，国王和王公贵族经常参与商人的买卖，与他们共享利润。

像麦哲伦、哥伦布这样著名的冒险家都是靠说服国王及资本家对探险事业参股分肥，而成就了他们划时代的大航海发现的。这样一些国家，说的好听，是扩大了的城邦，城邦中的人要靠外出经商生活。说的难听，实际上就是一些匪巢，住在里面的土匪要靠外出抢劫，杀人越货生活。土匪与匪巢之间，只有利益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忠诚。在如此淡薄的“国家”观念下，作为资本家和工匠的国民往往随某个国家的兴盛而进入这个国家，又随国家的衰亡而逃离这个国家。在各霸权国相继兴盛衰亡的过程中，伴随资本家及能工巧匠的流动，资本随之流向霸权的中心。当霸权国衰落的时候，资本体现为大规模的流出。最终，整个世界性的资本像雪球一样，跨国界的滚动，越滚越大。

历经三百年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国不断更换，从葡萄牙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到荷兰，从荷兰到法国和英国。现代国家意识，在这样的霸权争夺战中，才逐渐成形，体现为爱国主义。爱国就是爱自己乃至家族的根本利益，爱国表现为积极参与国是，爱国表现为奋勇参加国家间的战争。一场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国家内国民个人利益的进一步上升。进入20世纪，最强烈地想从英国及美国手中争夺霸权的国家，是德国和日本。

德国统一的很晚，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国民的国家意识最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充分认识到了以国家形态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工商业的重要性和高效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国家的神圣性，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则在经济上实践了李斯特的学说，开以国家体制行资本主义的先河，从而使得德国迅速崛起壮大，最后通过“普法战争”的胜利，使得德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日本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年轻的，作为农耕封建社会是最古老的。历经一千五百多年来，天皇始终都是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治权在大名手上，大名对国家的统治权则是通过武士刀和鲜血进行的“战争竞选”得到的。整个社会俨然是2000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活化石。这样，日本以封建社会的形态接受西方同样自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中国来说，要容易的多。仅仅需要大名成为资本家，武装的争夺日本治权变为资本家通过和平的方式竞选治权。而日本的现代国家意识从过去武士家臣对大名的忠诚转化为对代表国家形象的天皇的忠诚。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在剥夺了中国的巨大财富后，也因之而强盛起来。

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取得国家政权的资本家们，通过立法、民主选举制度、舆论宣传、经济政治文化理论等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彻底堵死了原先社会中作为一个重大阶级的官吏能够出头的机会，使官吏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这样，名义上的“国家”始终处于弱势，决策层在资本家集团，资本家集团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才利用“国家”来号召全体国民做出牺牲，以便为自己谋得最大利益。以英国为例，历来发动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有许多是英国商人搞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向中国走私鸦片，遭到清政府的抵制，为此左右英国政府的英国资本家不惜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事先与英国汇丰银行签订了分肥合约。直到现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也是军队开道，商人后续跟进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