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伪命题_风闻

        今天，在新浪微博上又看到“重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呼吁了。我对此的批判是：

        【【重申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要不要辨清资本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一定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分清边界，那边界也应该是随市场对政府的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市场对政府的需要的变化决定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经济发展状况好，就证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符合经济的需要。也就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没错。  

       事实上经济危机都产生于资本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划定错误。因为资本只追求利润，不在乎既定市场的需要。既定市场坏了，资本会到其他利润空间高的市场去。甚至会为了利润的需要而故意破坏既定市场。政府不存在这个流动性，因此必须保护好既定市场，才有利于自身的存在。 】

       之所以会有很多然一直喋喋不休的要“重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因为他们以为社会是依靠市场创造的财富才得以运行的。政府不创造财富，为了政府的运行，还必须依靠市场创造的财富供养。因此这些人不断的主张市场要“去政府化”。

        这是不懂什么是市场、不懂西方经济理论种最基本的主观价值理论、不懂政府是什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

        一、市场不能没有政府，所以政府分割市场资源是应该的

        市场是什么？【市场起源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呼， 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发展到现在，市场具备了两种意义，一个意义是交易场所，如传统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等，另一意义为交易行为的总称。即市场一词不仅仅指交易场所，还包括了所有的交易行为。        故当谈论到市场大小时，并不仅仅指场所的大小，还包括了消费行为是否活跃。广义上，所有产权发生转移和交换的关系都可以成为市场】。

        这是从百度上搜来的，应该说在逻辑上比较完整。

        不过，现在一般人对于市场的理解，都没有完整地按照这个解释与定义进行，基本上只看到了交易，而没有看到交易必需的环境。也就是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呼， 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定义与解释有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古时人类】对于市场的定义与理解中，是包含了交易环境在内的。当然，现代人的理解可以、也应该超越【古时人类】的定义与理解，但不应该把【古时人类】正确的定义与理解排除在了内容之外，而应该将其包容在现代定义之内。      

        事实上，任何市场交易行为都是离不开必要的交易环境的。两军对垒的场所、流氓斗殴的场所，都不可能具备进行市场交易的环境。一般的商品市场里，不可能进行股票交易和房产交易。不同类别的交易活动必须有不同类别的交易环境。       

        政府就是为交易活动提供场所与规则的一方。      

         而政府为了提供这些交易环境内容，是必须付出资源的。那么政府的资源应该从哪里获得呢？显然只应该从市场财富的分割中获得。而且，与其他的交易环境内容的提供者一样，政府向市场提供的交易环境内容，其实也就是一种交易资源。        

        如果这种交易资源不被市场认可，就不会得到执行。强制推行的结果，会导致市场的消失。当然也就不会得到市场的财富回报。也就是说，政府向市场推出的交易资源，也存在价值的有无与价值的大小之分。

        二、政府离不开既定市场，所以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

        市场是由政府、资本、民众三方共同组成的。

        在这三方中，资本是最活跃的一方。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追逐利润。因此随时可能从任何既定市场离开。甚至于不惜以破坏既定市场为手段，掠取了利润以后到其他市场继续追逐利润。这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被证明的淋漓尽致。在中国股市上也看得很清楚。

        民众当然是市场中最弱势的一方。但在逻辑上，他们相对于政府，仍然有着在不同市场间流动的能力。至少在国内的各地域间是如此。

        因此他们虽然未必会破坏既定市场——一般来说，民众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却也不会特别的要维护市场。同时因为民众是市场上最弱势的一方，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干涉，不惜破坏市场的资本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只有政府是离不开既定市场的。离开了既定的市场，政府不再是政府，官员也不再是官员。因此政府是必须要维护所在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的。因为这是政府的根本利益关系决定了的。      

          三、主张去政府化，就是为了让市场成为资本的狩猎场        

        政府要稳定市场，既不能离开资本的支持，也不能不顾民众的要求。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要求，就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要求，对各方的利益加以必要的限制。也就是必须对资本的利益加以一定的限制。        

        如果没有政府——当然事实与逻辑都告诉人们，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因素在，市场将成为资本势力对于民众财富的狩猎场。

        因为客观规律决定了，对于市场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能力都最弱的民众，必然是市场上最为弱势的一方。在没有其他因素可以制约资本势力肆虐的环境下，民众的利益将毫无保障。

        因为资本不像政府一样必须在某个特定的市场生存。它会在将所在市场的财富饱掠以后，到其他利润空间更大的市场去，留下民众与政府在原来的市场呻吟。

        而政府因为集中了比每一个个体资本都更强的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成为唯一可以对资本行为进行遏制的因素。

        政府对于资本行为的遏制的可行方式是：在经济凋敝时期，努力将市场的利润空间扩大到资本必要利润水平，以吸引资本进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必须通过税收，将市场资本利润空间限制在资本必要利润水平。

        这不但是为了防止资本过度投机会破坏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利润水平过高，会导致资本增值速度过快，在生产力进步速度满足不了经济发展需要条件下，市场利润空间增长相对较慢，过快增大的资本将面对利润空间不足的困难——也是政府用私人资本所不愿意承受的代价，进行科技发展，以促进生产力进步，必要的资源聚集手段。

        今天中国私人资本面临的困难，其实就与他们在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最快；在这个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增长又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倍，就充分说明私人资本的增长速度特别快。

        1978年，按照当时的汇率1美元兑人民币1.684，中国GDP2164亿美元，美国22974亿美元，中国不到美国的10%。

        显然这是在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基础上的数据。如果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提升四倍，1美元兑人民币约6.7，当年的中国GDP就只为500亿美元多点，为美国的不到3%。但是2017年，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0%！        

        1978年前，中国民营经济几乎完全空白，从1978年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量只有14万人这个指标分析，当时的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应该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60%！经济总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将中国的国营与外资经济规模剔除，只计算民营经济部分，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GDP从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当于美国的70%，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美国的3倍多；那么同期中国民营经济规模从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过60%，期间的民营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低于GDP增速的3倍。

        两个三倍相乘，中国民营经济这期间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美国经济增速的9倍！

        总量快速增大的资本，面临市场的有效需求相对较慢的增长，平均资本的利润空间迅速萎缩。这就是今天中国资本喊困难的原因。困难是确实的。困难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所导致，而是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发展太快。

        假如中国的私人资本总量仍然只有印度的水平，今天的他们是不会觉得困难的——过去他们就没觉得这么困难。

        解决这个困难的手段，应该是通过产业升级，用科技更新与创新基础上实现生产力进步，提高生产与经济效率，抵消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劳动成本上升因素，继续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得尽可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有效需求。

        而科技进步就离不开政府对于科技发展相对不顾成本的投入，而这个投入又必须以政府有尽可能充分的资源为前提。因此应该保证政府税收的必要增长。

      在确保资本必要利润空间的前提下，对资本的过度投机加以遏制，不让资本获得超过必要利润水平过多的利润，是政府维护市场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对资本长远利益的保障手段。可是必然的会让资本的眼前利益受到限制。

          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纳税人”概念，认为政府不创造财富，依靠纳税人的资源提供而存在与运作，把政府当作了被公民供养的机构。于是政府就应该被公民监督。就像家庭里的小孩应该接受父母的监督一样。

        政府需要社会监督官员的行为——不是监督政府本身——是因为官员的利益要求有时候与政府不一致，会出现贪腐与低效现象，导致政府资源的被浪费，从而降低政府调控社会的能力。

        也就是说，社会应该监督政府官员，这是从政府本身利益关系出发的要求。并不是因为政府是被供养的、会作恶的机构。

        什么叫供养？孩子没有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或物品，从而获得作为消费权利的财富的能力，父母只好无偿提供服务与资源供给，让他们成长，就叫供养。  在这种供养关系下，父母当然有权利监督孩子，不让他们因为错误行为浪费了资源，甚至用父母提供的资源作恶。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是这样。政府是社会的公共服务者。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人与人之间将没有秩序存在，财富也就不会存在。

        财富是市场价值的体现。市场的存在是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秩序的。没有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市场就不可能存在，当然也就不会有财富存在。

        就是说，没有政府就没有社会财富。政府是社会财富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说因为公民提供了税收，政府才得以存在与运作，政府就是被公民供养的，逻辑上也可以说，公民是被政府供养的，因为离开了政府提供的服务，公民也不会有财富。

        社会上之所以会有“政府是被公民供养的”这种错误观念，是因为不明白主观价值原理，以为财富是社会上某些人创造的，其他的人都是被这些创造财富的人供养着。

        财富是整个社会主观判断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的客观行为创造出来的。即使是毫无资源供给能力的人，也是构成社会财富判断的因素。任何人或机构的是否被供养，只能以他们是否提供了社会必需、或者叫有价值的服务与产品，按照市场秩序与规则，是否应该有分割社会财富的权力来认定。

        作为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政府，显然应该有权利分割社会财富，不存在被供养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与其他市场交易方与市场的关系是一样的：

        市场需要有交易与交易规则。而交易规则一方面只能由政府来推出，另一方面它也是市场交易的内容之一——合适的规则可以让政府获得较多的财富分配；不合适的规则必然导致政府从市场上获得的财富减少。

        这与其他交易方推出的资源符合市场需要，就会获得较多的价值补偿，反之则会造成财富损失是一样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不是应该干预市场，而是政府应该怎样干预市场。

        西方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伴随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来政府的干预能力消失了，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没有了。       

         人们会说，近代西方国家政府是不干预市场的，经济发展不是也持续到了现代吗？       

        他们忘记了或者故意不说的是，近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殖民行为基础上实现的。近代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的方法是对外殖民扩张，用新开发海外市场的手段，维持了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要求。       

         到十九世纪末，这个办法不灵了，因为一时间没有找到新的办法，才有了几大强国之间为了重新划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直接战争对决，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所以说，事实上西方国家政府从来也没有不干预市场。有的只是干预方式、干预能力以及干预效果的不同。因为，政府与市场其他各方一样，与市场是一体的。       

         而且，没有其他交易方的个别或者部分交易成员，市场依然可以存在。没有政府，市场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与市场其他交易方相比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密切：少一家公司，市场不会崩溃，少一个政府看看？       

         所以，自从进入经济社会以来，世界上就没有不是【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有的只是政府作为市场参与方的能力是否足够，以及因此而导致市场配置资源效果的好与坏。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资源交易的场所。交易必须有两个条件才能成立：

        一是交易资源；

        二是交易规则。

        没有交易资源，就不可能有交易，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没有交易规则，同样不可能有交易，也就不可能有市场。       

        而交易规则本身又是交易资源的一种。它是只能由政府推出的资源。

        政府推出这个资源，也必须以能够获得价值补偿为条件。否则政府将无法生存。因此政府离不开市场的财富分配。同时政府推出的规则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那么与其他交易方一样，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价值补偿。

        因此政府向市场推出资源，也同样必须按照市场要求来进行。于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同样属于市场配置范畴。至于政府推出的资源是不是符合市场的要求，评判的标准，当然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的要求，或者某种经济理论的教条。

        有人会说，市场上的财富分配是以各方的自愿接受为条件的，政府分割财富是以强制手段进行的，因此政府是社会财富的剥夺者。        

        这些人没想过，你在这个国家生活，就已经享受了这个国家的政府为你提供的服务，按照市场原则，你就必须按照服务者要求的价格支付代价。如果你在餐厅吃完饭然后说你有权利不付钱，合理吗？        你要是觉得这个国家政府的服务价格太高，你不妨离开，到你认为政府服务价格合适的国家去。就像你不满意某餐厅的价格，尽管另选一家餐厅一样。

        看一个政府的服务价格是否合理，只能从服务的结果来分析。如果服务的结果是社会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就证明政府的服务价格合理。如果结果相反，当然就证明不合理。

        如果以某些人的是否同意作为标准，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的服务价格是“合理”的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政府从自己获得的财富中抽税，所以“政府被供养”的观点才大行其道。

        如果政府的服务价格偏高——这只是政府服务价格不合理的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是服务价格偏低——资本和有能力的人就会离开所在国家，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力进步停滞、经济萎缩、人民生活水平不得改善甚至于倒退。社会也就会因此动荡，导致政府统治能力削弱。

        因此政府只要有能力，会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

        政府既然有分割社会财富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支配所获得的财富的权利。从市场关系的角度讲，公民是没有监督政府的权利的。

        但是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官员除了是政府的成员以外，同时还是社会的一般成员，必须、也有权力参与到社会的其他生活关系中去。因此，有些官员的利益关系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不一致。

        为防止这部分官员因为私利要求导致政府资源的被浪费，政府必须监督官员的行为。而最有效的监督来自于社会。所以政府会要求社会监督官员。

        那么不监督政府，会不会导致政府犯错呢？不会！

        因为政府是社会精英组成的，对社会规律的了解能力是其他各方面所不能比较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根本利益在于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会不断听取社会各方面反映的信息，根据从政府特有的分析能力获得的知识，采取适应客观环境与规律要求的行为，让社会尽可能稳定。

        说不监督政府不会导致政府犯错，不等于说政府不会犯错。

        因为要做到不犯错，只有不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可是宇宙是无穷尽的，人类对于客观环境的认识也不可能穷尽，于是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错误也就在所难免。

        不过应该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是集中了最大量精英的机构，对于信息的搜集与分析的能力最大，因此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是最能够减少犯错概率的。

        也就是说，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政府可以少犯错，是因为他的能力关系；但是政府必然也会犯错，还是因为他的能力关系。因此为了社会进步，社会有关各方应该做的，不是以政府的供养人自居，对政府实行监督、制衡，而是通过积极提供信息与建议的办法，帮助政府少犯错误。      

        当然，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政府在客观环境与规律的作用下，如果丧失了调控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会制止不住社会的崩溃趋势，就表现为“犯错”。        

         我们看到古代一些王朝开国之初至王朝中期，好像每个皇帝都“英明神武”，到了后期至于末期，每个皇帝都“昏庸残暴”。其实是政府调控社会的能力不一样，并不是因为皇帝的智慧如何。相反，有些王朝崩溃时期的皇帝，其实智慧极高。       

         又比如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论选什么人上台，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会错误不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高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国家必然地进入了衰落阶段，丧失了调控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于是就止不住社会的崩溃趋势了。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

        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当世界市场已经分割完毕，西方国家不再能够通过殖民战争，来向本国企业与居民提供新的海外市场资源，又一时还不能放弃原来的治理模式的环境下，西方市场经济就濒临崩溃了：

        首先用一战毁灭了一部分生产力；接下来用大萧条进一步毁灭生产力；然后再用二战接着完成治理模式转变前的市场供求平衡过程。最后终于实现了市场治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人们说的“政府干预市场”。其实不过是政府改变了向市场推出的资源的内容而已。        

        政府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是他的根本利益要求所在。政府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有可用的资源。这个资源只能从参与市场财富分割的过程中获取。

        如果政府分割市场财富过多，会导致市场经济不好、市场财富减少，政府可获得资源就会减少。如果政府强行多分割财富，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社会动荡的增加，危及政府的存在。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市场财富的分割比例是由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不能让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受到损害。

        因为如果资本不能获得必要利润空间，资本将被消灭或者只好逃走。于是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乃至于倒退。社会就业问题将趋于恶化，社会动荡也就可能随时爆发，政府的统治就会遇到严重困难。

        但是如果政府对于市场财富分割的比例过小，就会导致资本利润空间过大。

        在资本利润空间过大的环境下，会出现经济过热、资源分配更多倾向于较低科技含量的经济领域，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从而不利于消除粗放式经济发展现象。同时，政府资源掌握过少，对于市场的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进行也是不利的。

        所以，政府在市场财富分配过程中必然需要理性处理财富的分配结构问题。而市场有关各方中，也只有最充分集中了各方面的知识精英与信息的政府，才有可能尽可能理性处理好社会各种问题。

        因此那种以为政府参与市场，就会不顾市场（其他）各方的利益要求，一味“掠夺民众财富”的观点，是经不起逻辑论证与事实证明的。

        中国这几十年来，政府的收入一直被西方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指责“过高”，而事实上，中国这几十年的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最快。

        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也是最快的——在近几年西方国家民众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环境下，中国民众的收入却依然持续增长。这就证明，中国政府在市场财富分配中的分割比例是基本适当的，所以能够确保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

        从上述根据逻辑与事实的分析证明，政府从来就是市场的主体方之一；市场的运行不能少了政府这一主体方；政府的根本利益的实现与市场运行的状况紧密相关；政府必然会以市场的稳定高效运行为目的；政府也是市场各方中唯一能够让市场尽可能稳定高效运行的主体方。

        所以，我们不能被西方意识形态的错误理论所忽悠。应该理直气壮的明确这样一个观点：政府不应该自外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