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郭沫若的评价如此两极化？_风闻

文/刘继明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但除了个别学术团体组织的纪念活动，主流媒体鲜有人提及，一如四十年来郭沫若在中国文化界备受冷落的境遇。

记得郭沫若去世时，我还在上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科学的春天》，是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过去了四十年，重读这样充满激情和诗情的文字，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同样充满激情诗情的《女神》和《屈原》，想起那个才华横溢，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五四诗人”。

在许多像我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人心目中，郭沫若不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而且是一个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一段四十年前关于郭沫若的介绍，其中“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句话，出自邓小平在郭沫若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显然代表了官方对郭的权威评价。

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郭沫若的名字早已随他的时代烟消云散，偶尔有人谈起他，也大多是一副轻薄、鄙夷的语气，常常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无耻文人”“文化流氓”“马屁精”“变色龙”等一类侮辱和丑化的定语。这类词如果用于在世者，足以按诽谤罪起诉，但作为历史人物的郭沫若，其名誉权不再受现行法律的保护，似乎也只能任人辱骂和诋毁了。

今日大众视野中的郭沫若俨然变成了一个小丑，这无疑是四十年来学术界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四十年来，对郭沫若的攻击和诽谤一刻也未曾停止过。曾经看到一篇《为什么说郭沫若是无耻文人》的文章，列举了郭的“四大罪状”：1、见风使舵；2、卖友求荣；3、好色滥情；4、、抛妻弃子。作者还以审判者的口吻说：“以上四点，如果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公众人物身上，都足以使他被唾沫淹死，郭沫若全部囊括，确实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但只要认真地对郭沫若的生平做一番研究就会发现，所谓“四大罪状”，要么是穿凿附会，要么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没一条站得住脚，例如许多学者将郭沫若最后一部史学专著《李白与杜甫》，当做他奉承毛泽东和作为“马屁精”的铁证。而事实并非如此。据青年学者、郭沫若研究专家李斌考证，1979年，夏志清问前来美国访问的钱钟书：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钟书答曰：“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 钱的这一说法从此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台湾学者金达凯也据此认为：“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大都认为郭沫若是揣摩当时中共统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不惜违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论，作违心之论。”“当大陆政治季候风转向时，郭沫若就换了另一幅面孔与口吻，《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种急剧转变的产物。”直到不久前，还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体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平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渗透全书的那种带有‘文革’印记的拔高或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迎合了这股潮流。”还有学者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遵法反儒”的政治风气：“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此后不久便随之而来一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李白与杜甫》以扬李抑杜为基调，正是迎合这种政治运动的需要的。”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成为各种贬损郭沫若人格的网络文章的重要材料。

《李白与杜甫》书影

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李斌进一步分析道：

“在80年代产生的这些观点，符合反思文革、贬低郭沫若的时代思潮，但跟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对杜甫有微词是其一贯的表现，而并非如上述论者所谓的见风使舵、对杜甫‘先扬后抑’。其次，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他同王洪文、张春桥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共同特点。以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泽东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再次，《李白与杜甫》开始写作于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开始展开的，在波橘云诡的激进年代，处于决策层外的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预料到后来的高层思想。综上所述，说《李白与杜甫》为了逢迎毛泽东，赶上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李斌还认为，“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领袖，以叛逆的姿态和撕碎一切假面的激情出现在文坛，受到以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诟病。……沈从文在1930年嘲笑流亡中的郭沫若没有纯正的‘趣味’、‘不会节制’、‘糟蹋文字’、‘创作是失败了’。季羡林在1932年的日记中说：‘读完《创造十年》，我第一就觉得郭沫若态度不好，完全骂人。’钱钟书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过郭沫若，但在1933年评论曹葆华的《落叶颂》时推崇‘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的‘神秘主义’，反对‘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的‘自我主义’，在论者看来：“他对自我主义所作的描述，俨然是对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的传神写照。” 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反感‘骂人’、反感‘自我主义’，要求节制，处处表现出了郭沫若于他们作为‘异己’的存在，而其背后正是他们对传统的遵守和对体制的顺从。”（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李白与杜甫》非但不能视为郭沫若“见风使舵”“取悦领袖”和“人格卑下”的证据，反而可以当做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郭沫若，“向几千年历史和‘文明’”和季羡林、钱钟书、沈从文所尊崇的“历史‘常识’”进行的一次辩驳。然而斗转星移，局势变换，长期边缘化的学院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重新成为“主流”之后，郭沫若像李白那样，最终难逃“被漫画化和放逐的悲剧命运”。

由此可见，围绕《李白与杜甫》对郭沫若从学术到人格所进行的全方位批判乃至栽赃和泼污，是自“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嬗变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人格、价值选择和政治路径发生激烈碰撞的集中体现。而作为《女神》的作者和创造社领袖，郭沫若个人性格及作品中散发出的那种令人晕眩的狂飙突进的气质，既是他骨子里我行我素的个性的自然流露，又与“五四”时期充满反抗和叛逆的时代精神秘不可分。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新旧两种文化和新旧两种政治的分水岭，正如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指出的那样：“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催生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初在五四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则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逐渐失去领导资格，降为了一般的“盟员”。毛泽东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五四运动不久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便诞生了，而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创建者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等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加者乃至领导者。“对于毛泽东来说，‘五四’运动不仅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及其现实策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历史证明，而且也是一个关于未来社会及其与中共关系的现实的预言。”（汪晖：《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

很长一段时期，毛泽东的论断成为了五四运动最为权威的主流观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在郭沫若去世后不久，以李泽厚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论”，直至近年来学界流行的所谓“两个五四”的观点，不过是“救亡压倒启蒙论”在新世纪的一种延续。

所谓“两个五四”，指以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即所谓“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前者被李泽厚们推崇为堪比欧洲文艺复兴，并开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启蒙运动”，后者被指责中断了现代性进程，滥觞为一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并由无产阶级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的“后三十年”，逐渐成为了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主流叙述。被称为自由派学者的张鸣就曾认为：“当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输入学理，改造文化的实践，刚刚开了头，就被一场挟带道德高调的政治运动打断，扎实的文化改造和建设，至少部分地被浮躁的群众政治取代了。”（张鸣：《“两个五四”在今天》）

张鸣的话代表了当今知识界的主流叙述，郭沫若逝世后所遭受的前后“判若两人”的褒贬毁誉，正是“新时期”以来这种叙述的必然反映。

毫无疑问，如同毛泽东一样，郭沫若也是“五四”精神的参与者和继承者之一。不仅如此，郭沫若五四后就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投身到中共革命的行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郭成为地位显赫的国家领导人。这种政治光谱直到他去世那一刻也从未改变。因此，“始终处于中国革命漩涡”的郭沫若，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和学者，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革命家、政治家，而且后一种身份对前一种身份占有统御和支配性的地位。

多年来，在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自由派文人们编造了许多关于郭“吹捧领袖”和“软骨头”的所谓“劣迹”。譬如网上曾经盛传据说是郭沫若献给毛泽东的一首“祝寿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后来证明是伪作。

其实，毛泽东和郭沫若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当时郭沫若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和学者，连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也待若上宾，对于不过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大概用不着拍他的马屁吧。从那时算起，郭沫若和毛泽东相交达半个世纪之久。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曾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毛超拨非凡的才华和人格力量。1949年1月，社会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而毛泽东也一直很尊重郭沫若。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桂园接待各界人士，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毛泽东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相赠。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平时两人书信往来，毛总是称比他大一岁的郭为“沫若兄”，年事渐高后，毛对别人提起郭时还尊称为“郭老”。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钦佩乃至崇拜，除了毛作为革命领袖的人格魅力，更因为两人从青年时代形成并在漫长革命征途中建立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说，郭沫若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践行者，直到去世，他没有按规格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公墓，而是撒到了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典型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梯田中。

郭沫若和大寨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965年冬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郭沫若亲率中科院的专家们，奔赴大寨参观访问，学习“取经”。他来到大寨后，与全国劳动模范、大寨村的当家人陈永贵一起搬石造田，参加劳动，并与大寨人结下了很深的“阶级感情”。在大寨学习与劳动期间，郭沫若诗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歌颂大寨的诗篇。

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颂大寨》——

全国学大寨，

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

乐事天下乐。

狼窝战良田，

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

红遍天一角。

郭沫若离开大寨时，大寨人依依不舍，郭沫若郑重承诺：“等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来看看。” 后来，由于事务缠身，他一直没能实现重返大寨的诺言。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以兑现他对大寨人的承诺，将骨灰撒在大寨的梯田中。

除此之外，郭沫若常为人诟病的还有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填的两首词。一首是1976年5月20日写的“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另一首是1976年10月21日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对于诗词中先是歌颂“文革”，后又揭批“四人帮”的句子，被自由派视为郭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巅峰之作”。但殊不知，在郭沫若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旨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全心全意地拥护和支持，用现在的说法，郭应该算是典型的“极左”；而按照当时的官方文件，“四人帮”之所以被打倒，其主要罪状就是破坏文革。因此，所谓“见风使舵”说根本不成立，恰恰表明跟郭死后将骨灰撒到大寨那样，是他至死不渝信仰共产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此，自由派们显然是无法理解的，或者即便理解，也难以容忍，只能以“见风使舵”“马屁精”之说，对郭极尽庸俗化和丑化，这不仅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还源于其内心格局的狭小和阴暗，这种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容易使自己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这一点，在钱钟书对待郭沫若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钱钟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钟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据自由派学者谢泳撰文披露，一向以清高孤傲自诩，新时期被主流知识界封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当年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而且，钱不仅在“揭发”郭以史学著作《李白与杜甫》向毛泽东“献媚”这件事上有功，还早在其小说《围城》中，就曾通过影射手法讽刺郭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也是为了对毛献媚：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这段文字最见钱钟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它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钟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钟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曾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此文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钟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谢泳《钱钟书与郭沫若》

​对于钱钟书这种并不光彩的行为，作为自由派的谢泳显得格外宽容，以“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做了开脱，与他对郭沫若的苛责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相比较之下，一位佚名网络作者对郭、钱二位的评价倒客观中肯多了：

郭沫若虽善于‘歌功颂德’，但仔细观察，其歌颂之对象，皆为‘革命阵营’之领袖。

其人生性浪漫浮夸，热衷新事物，喜投机，虽谋身，却初心不改。历五四，北伐，抗日，解放，建国后诸多运动，皆有言功，从未隐藏自己真实意图，始终走在时代最前沿。与性格合拍。

钱钟书者，少年狂狷，以英文扬名。中年以后师古。爱惜羽毛，忧谗畏讥。持才傲物，却外表谦卑。未曾有一日与革命同志向，却以苟全于乱世官场，闻达于革命政权而自诩。阴阳双面。不直也。且心思晦暗。喜猜度。晚年病危之际，以曲附中供之身，怒斥探病粉丝‘不三不四’‘想沾自己的光’。性狭也。

钱氏，谋身且曲，郭氏，谋身且直。钱不如郭也。

这段文字堪称是为郭沫若和钱钟书勾勒的一副惟妙惟肖的素描，让人得以窥见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自由派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始终难以“见容”的真正奥秘。其中透露的政治信息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批亲欧美派知识分子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亲俄派知识分子联合主导，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种势力，那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一刻也不曾间断过，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道统和法统得以定于一尊，历史的天平真正倾斜到了“亲俄派”，也就是共产党和工农大众这一边。用毛泽东的话说，原来的“盟长”下降成了普通的“盟员”，原来的“盟员”上升成了“盟长”。由此带来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譬如建国初期，郭沫若便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文化人之身站上国家领导人之位，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而相比之下，那批一直视郭为“异己”的自由派如钱钟书、陈寅恪、季羡林等人，在新体制下则只是大学里的一名教授或研究所的普通研究员，同地位显赫的郭沫若一比，简直判若云泥。而且在随后对知识分子不断进行“工农化”的思想改造过程中，他们遭受的诸多屈辱和痛苦，与一直身居政治和文化高位的郭沫若作为历史主宰者的感受显然有天壤之别。这一点，从后来季羡林和杨绛在其一系列随笔散文中用“牛棚”比作“五七干校”可见一斑。

不过，那时的中国已进入“新时期”。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历史像一个钟摆，在转了一个大弯之后，终于倒向了自由派这一边，以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迅速边缘化，直至完全被逐出主流知识界，遭到长期的贬损乃至污名化、妖魔化。如同一辆列车在快速行驶很长一段之后突然转向，刹车之猛，拐弯之急，大概让许多人出乎意料。自由派中间的许多人其时已年逾花甲，但还是忍不住为历史终归“正途”喜极而泣，只差像杜甫那样吟哦“漫卷诗书喜欲狂”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12日，郭沫若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但对郭的评价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定论”，恰恰相反，自他逝世后，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对他的否定性评价像洪水一样决堤而出，不绝如缕，使郭的文化地位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落到了地狱，其褒贬和誉谤的反差之大，不仅在中国就是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罕有其匹。

与之相反，自由派们则纷纷从边缘进入主流，由“异类”回到了“正统”，用一句毛时代流行的话说，他们终于“找回了失去的天堂”，其中不乏郭沫若曾经有意无意压制和伤害过的如钱钟书、沈从文，都一个个摇身一变成了“大师”和“泰斗”，比起当年的郭沫若毫不逊色。比郭更胜一筹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尽享荣耀时，还没忘记朝着早已声名狼藉的郭沫若啐几口唾沫，这种行为的贬义说法叫“落井下石”，褒义说法叫“痛打落水狗”，他们当然是取义后一句——此句出自鲁迅先生，“左翼”一直是鲁迅的政治标签，广义上可以视作郭沫若的同盟者，但新时期后，学界早已将鲁迅“形塑”成了“自由知识分子”。况且，在经过许多人考证之后，郭沫若三十年代化名写文章批判和谩骂鲁迅，已经成为了一件“谁也不能否认”的“恶行”，从而将“鲁郭”实行了成功的切割（学界素有“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谁要替郭辩护，谁就是反对鲁迅，就是以主流知识界为敌。

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对郭沫若评价的起伏跌宕和翻云覆雨，再次证明了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铁律。但辩证法告诉我们，每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说，历史的书写将不断接受一个个和一代代书写者的“再书写”“再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是如此，尤其当书写者如果“通过伪造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致人死地的酷吏，在道德上塑造成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流氓，从而通过对郭沫若革命理念和行为的妖魔化和庸俗化，以达到将革命收编进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目的”时，更有可能面临严厉的质询。譬如，自由派们在对郭沫若进行政治清算和道德审判时，却对属于自己阵营的钱钟书在巴黎留学期间“嫖宿站街妓女”视而不见，同理，对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非但不予指责，反而以“真特么有个性”倍加欣赏，这与他们长期针对郭沫若“不堪”私生活的口诛笔伐，形成了鲜明对比。类似的“双重标准”，在当下文化界也屡见不鲜。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郭沫若这样一位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说到底，郭去世后遭受的中伤和诋毁，不单是他个人的“厄运”，而且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经受重大挫折的一种普遍症候。冷战结束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苏联文豪高尔基等人，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猛烈的攻击和诽谤，范围从私人生活到学术思想及政治实践，手段包括造谣、污蔑、谩骂、构陷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至于被视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毛泽东，几十年来更是成为了“自由派”集中攻击和诋毁的首选目标。

1883年，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了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作为“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所受到的污蔑和诽谤，不亚于任何一位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都不过是共产主义运动从高峰跌入深谷之后的一种“多米诺效应”。

我想，对于郭沫若，这不是他的耻辱，而是光荣。

2018年8月19-21日初稿

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