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议会、宪制与俾斯麦爸爸（乐章之六）_风闻
余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2018-09-01 12:45
之三：我来到这里，为了迎接所有人的反对
政党、议会、宪制与俾斯麦爸爸
**——**铁和血背后的精致乐章（六）
俾斯麦半生与议会纠缠不休，对各党派又打又骂，偶尔也亲亲。他不信任议会政治，不过却应该感谢议会政治体系，因为他过去在官僚体系里格格不入，是议会体系让他得到了吵架和崭露头角的机会。
过去他在普鲁士的议会吵架，吵完了拍拍屁股出国当大使。他在奥地利主导的邦联议会吵架，就为了给对方拆台。现在，帝国议会已经是他自己的议会了，他要如何自处呢？世界运行不息，热爱奋斗的俾斯麦当然“时刻准备着”。帝国建立了，他的新挑战是什么呢？
原本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一旦实现统一，完成了民族主义诉求，就要开始面对民族主义之外的许多问题。文化冲突、社会冲突、经济冲突由此爆发。
新“敌人”
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与巴伐利亚为首的南德，二者合并带来很多问题，不亚于一百多年后东德与西德的合并。
一开始，对于接纳南德，俾斯麦是拒绝的。
他和威廉国王都冥冥感觉到，越出了北德意志，普鲁士就将不再是普鲁士。南德邦国更亲近或者敬畏法国，普遍信仰天主教，与普鲁士的路德新教属性互斥。然而与法兰西帝国竞争的结果，DUANG！的一下，德意志全境统一。
帝国的议会制给所有不喜欢俾斯麦德国的人，尤其是南德人提供了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讲坛上堂而皇之地对抗俾斯麦。看上去，是神圣罗马帝国弥漫了千年的淤塞之情利用了普鲁士来完成统一，现在却要伸张自己的意志。
南方德意志产生了一个由天主教人士发起的教权主义党派：中央党。
中央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党。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有自己单一的阶级属性和政策上的明显片面性，容易被俾斯麦抓住弱点，左右纵横。中央党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属性。它是跨阶级的，或者说，伪装成跨阶级。信奉天主教的人都集中在它麾下，对俾斯麦帝国不满的人也聚集在它麾下，一起披上了罗马的袍子。此时罗马教廷宣布“教皇无谬”，也就是说教皇永远正确，中央党立即一致表达对教皇的衷心拥护。
俾斯麦接受不了这种桀骜不驯、势力压过自己的党派。他发起对天主教中央党的猛烈攻击，称之为“文化斗争”。不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以文化洗礼的方式，而主要是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推进。他停止国家给教会的补贴，向教会产业征重税，禁止教堂主持婚礼，让新人们去民政局结婚，监管教会学校，禁止神职人员在职业活动场合“妄议中央”。斗争似乎继承了宗教改革的启蒙精神，然而俾斯麦缺少新世纪人的文化政治感觉，而且实际对手是他所不了解的新时代社会斗争。
中央党以虚假的阶级调和，歪打正着地呼应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阶级分化痛苦。俾斯麦宣称对方是国家敌人，却战胜不了它，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他想不到，直到今天，连任四届德国总理的默克尔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从天主教中央党演化而来。
（连任四届，比希特勒干一把手的时间长，但还赶不上俾斯麦）
另一个呼应阶级矛盾的是社会民主党，也正是今日德国的两大政党之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以无产阶级选票为基石的社会民主党应运而生，成为俾斯麦另一个陌生的、无法战胜的对手。
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更凶，逼迫议会通过了反社会民主党法案，查封他们的报刊、集会，逼迫各选区驱逐社会主义者（但并不主张人身迫害，甚至还给与赔偿）。同时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争夺选民，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创造出后世福利国家的雏形。
然而结果是群众并不买账。俾斯麦粗暴对待社会民主党，让愤怒的选民纷纷投票给反对俾斯麦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反而增加了。俾斯麦也想不到，一战之后，正是社会民主党人士以一种较为滑稽的方式宣布了帝国的终结和共和国的建立。
（右为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来自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后，这两大源自社会矛盾的政党才能涌现出来，一个要调和，一个要斗争。俾斯麦愤怒地看到，正是自己把权利放到了这些对手手中。他们都比俾斯麦活的长久。
老伙伴
不谈身后事，谈谈对于俾斯麦轻车熟路的事，他是怎么操作的。
德国统一之前，俾斯麦依靠国王来压制吵吵闹闹的议会。统一之后，新的困难不再是自由派，而是威廉一世和保守派的膨胀。他坚决反对帝国羞辱奥地利和法国，虽然并不算完全成功。在外交和内政上，他开始依靠议会暗暗对抗国王，让德国不全受专制君主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法治国家。
各种法律在他的推动下出台。泰勒认为，在缔造法治国家方面，他的作用堪比拿破仑缔造法国，但是方法不一样。拿破仑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俾斯麦时常只能通过哄骗的方法，让国王和议会这两条实际权力远比他强的巨龙，去完成他的意志。
俾斯麦不是抽象的专制主义者，虽然很享受自己的统治。他既反对王室专制，也反对议会的多数专制，尤其在德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俾斯麦左右逢源，计谋百出，不断联合、打压各党派。在他治下的国会从来没有出现稳定的多数派大党。他总是联合几个党派，勉强制造出多数派来支持自己，时而又毫不留情地将之斥入冷宫。以动态的、脆弱的多数，代替持续的、僵化的多数。
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他认为他们是有才干的，但是没有从事外交的本事。他说，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实际发展和他们的理念认识是分道扬镳的，因此他们缺少缺少历练，不是实干家。
为了打压保守党，他把自由党拉到自己的膝下。一副漫画形象地刻画了这种微妙关系——
图中矮小的议员暗示自由派领袖拉斯克。俾斯麦盛气凌人地拉扯着他，威吓保守党议员们。
俾斯麦与议会的自由派结盟，创造了自由贸易和法治国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和自由派或者保守派绑在一起，总是随机应变，部分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望，大部分是因为他总比其他权谋家更准确地把握现实。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列强竞争格局的形成，马克思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到来，俾斯麦也发现自由放任主义的失效。于是他又开始粗暴打压自由派，利用保守党和中央党实现经济上的保护政策。
他对自己阶级的保守党十分看不起，但就像自己的傻儿子，还得照顾着。在保守党与他结盟的日子里，保守党也总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支持俾斯麦，非要等到俾斯麦给他们明确的信号才行。
保守党始终憎恨他，这种憎恨出于嫉妒，嫉妒他的崛起，从而是一种低俗的对立。只有真正的对手才“爱”他。自由党、中央党和社会党都有自己的崇高感。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培培尔工作艰苦，经常受到神经衰弱和失眠的困扰。他说：“每逢失眠之时，我就会想到俾斯麦，因为他也受着神经衰弱和失眠的痛苦。”这是多么具有“羁绊”的感情。
培培尔
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也最耐人寻味。
他和拉萨尔总是心有灵犀地说一样的话。拉萨尔认为权力问题已经转化为势力问题（也就是阶级问题），俾斯麦非常欣赏。他更看重事态的轻重而不是观念问题，实干家认为只有事情真正发生了才能告诉我们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他甚至鼓励拉萨尔和保守党结盟共同反对自由派，但是拉萨尔拒绝了，因为他很清楚虽然思考方式类似，但利益截然对立，结盟只能是短暂的。
他推行福利保险政策，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先驱。他特别不喜欢官员处理工人问题时候的不公正，要求他们不能只听资本家的一面之辞。有时候他会暴露自己的实用主义，他私下说国家发福利就是为了让那些群众满意，不然如果发生革命的话，就要花更多的钱来摆平。但他确实认真追问过：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如果与现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究竟能走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俾斯麦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资本主义能和社会主义共建和谐社会，不如看作是一种试错精神。我认为俾斯麦有一种类似互联网创业者的试错迭代精神，后面会专门用一章来讲。
俾斯麦和政党、精英纠葛的背后，我们看到更深层面的心性。
俾斯麦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给自己造神。他总是十分真诚而粗鲁的斗争。他在国会总是很强势，但并不凶狠。喜欢戴着眼镜，那只是为了表示他在盯着大家。议员们经常对他的发言报以哄笑，他便愤怒地敲拳头。他时常提起过去的事情，表示自己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他会对议会的人说：“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对手，在我所对付的人中，你们不算是第一个。”这话让对方发抖，但不是那种阴冷独裁的风格，更像歇斯底里。一旦发现遭到实质反对，他就提出威胁，如果遇到的反对十分坚决，他会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我就（发飙？辞职？）……好吧，那我只能同意你们啦。
俾斯麦的宪制观念
政治家对议会制的警醒在当时并非不可理解。在西方，肇始于封建时代诸侯纷争的议会制，并非今天的冬烘先生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民主理念而打造的。在当时，帝制才是最不坏的制度。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农民不堪大大小小“民主”的修道院、领主和市政会的压迫，奋起抗争，每次都诉诸于皇帝的支持，可惜那时候的德意志并没有强力的王权。
德国的倒霉邻居波兰可以作为另一个前车之鉴。波兰享受着乌克兰平原的良好农业环境，不思进取。政治体制方面，在17世纪就建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议会民主制，在那里，议员的一票否决就可以解散议会（所谓“自由否决权”），所以很少能推出什么有效共识。混乱的波兰堪称中世纪的台湾，很快衰败，遭到普、俄、奥的瓜分。普鲁士自身也曾有过十分低效的等级议会，不过地处北境，生于忧患，居然遇到了狗屎运——因为屡遭瑞典侵略，议会也意外地被瑞典入侵者一笔勾销了。
（图中文字：看家犬放假了，老鼠们闹翻了天……俾斯麦休假了，国会议员们可高兴了）
作为一个君主与议会结合的宪制国家，普鲁士的宪制始终处在未完成状态。俾斯麦的宪制态度是什么呢？
拉萨尔认为宪法并非是从写在纸上的文字得来的，还是从客观现实的环境中得出的。俾斯麦很赞同。对于普鲁士和新德国，围绕预算审核展开的议会斗争不应该被理解成只是专制的王室与资产阶级的无聊争斗，并非谁更正义的问题，这就是德国宪制的一部分。
俾斯麦说：
希望德国宪法的成长和英国宪法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通过一种理想的理论性的主张——这种理想的制定并没有考虑到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是要通过时事的有机发展，采取在当时被证明是可行且无害的下一个步骤。
后世的书生宪政主义者们，往往高调要求宪制，却不知道宪制是怎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博弈出来的。朱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里谈论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试图告诉人们，宪制的智慧，不是通过制订一部宪法，然后遵照执行那么简单，而是长期探索，一点点修正，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了挫折就吸取教训，慢慢积累出来的。反观今天世界，却充斥着多少空想宪政主义者啊。
瞧，这个人
俾斯麦有很残酷的时候，比如对想要阴谋取代自己首相地位的政敌阿姆尼赶尽杀绝。不过他严酷起来也不像一个老大哥，而是像一个决斗中的粗人。在个人人格方面，他有一种动物性的率真和狡猾，两面一体。他在宫廷舞会上跳舞放肆，“不成体统”，于是威廉皇帝禁止他跳舞。在解决奥地利和俄国近东冲突的调解晚宴上，他双手一起抓食物往嘴里塞，一边大吃一边说笑，让达官贵人们既震惊又放松。而重要政治问题全部放在私下谈好。
外粗内细和现实主义作风，让他具有了一种幽默感，比如当羸弱的意大利人在柏林会议中要求领土的时候，他故作惊讶地问道：“什么？难道她又被打败了吗？！”
和其他当时伟大政治家相比，泰勒认为，每一位政治家都有一个讲台，但是俾斯麦没有。他说：“我是个政治家，如果被称为演说家，会感到愤怒。”他并不依靠单纯演说去争取支持。演说是为了代表某个群体、党派，但是他坚持超然于各个党派之上。他也激烈的发言，但不是为了辩论，只是评议。他要成为仲裁者而不是商谈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呼他是俾斯麦国王，但他是平衡艺术的国王。
他的政党选择体现了他的平衡观——
“如果要实行保守的措施，需要由自由党来执行，如果要执行自由派的措施，就要由保守党来掌握，这样就会保证两种政策都不会越过必要的界限。”
俾斯麦从不陷入某种主义，当然他也受自己阶级出身和某些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他自觉地避免深陷。在他的精神里同时具有保守主义的权衡与启蒙主义的内核。他在自身之内结合了反对派，他可以变换政策，自己反对自己。在其他议会国家，变换政策意味着政党轮替，但俾斯麦不会。
卢德维克写道，在议会为军队预算斗争的日子里，他总是穿着一套文官的长礼服，现在当他成为一位议会政治家的时候，他就喜欢穿着一套军装出现。这是他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他从不参加政治家熟悉的社交活动，不去他们的俱乐部，不去他们的家里，甚至也不出现在帝国国会的吸烟室里。这是他体现中立性的方式。和各个党派保持距离，“妄图”超然于各个利益群体之上，这大概是最早的中性国家意识。别人要想找他，就要去他的啤酒晚会，那是他像校长招待年轻学生而设置的节目。
俾斯麦对待其他人群是什么态度呢？
俾斯麦厌恶群众。这非常符合今天人们看《乌合之众》这类作品时候的感情。所以他无法超越《乌合之众》作者代表的认识水平，达不到后来的革命政党能够教育群众，启蒙群众，把乌合之众变成有组织有目的的“人民”的高度。他对群众的厌恶指导了他的宪法制定态度。一直到退休以后才体会到人民可以信任。
他对犹太人比较暧昧，甚至说过：犹太人的血脉与日耳曼各族的血脉合起来会融合成一种发光物，不可以轻视。
他非常中立和我行我素，却因此牺牲了和本国知识界人士的相处。卢德维克说他是日耳曼的精良眼镜。近视的日耳曼人有这样一副眼镜是很幸运的，不幸的是，他们必须带着这副眼镜才能前行，一旦这副眼镜消亡了呢？
俾斯麦这样的能人产生于因缘际会，实属造化。他是他缔造的帝国的一个无比重要的部分，从而使得这个国家体制过于依赖能人。他有能力纵横捭阖，不过玩的不好就是灾难。即便俾斯麦这样高超的平衡大师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他把政党一个一个的掐死了。人们说，那些政党都是他自己的孩子啊。
他不与任何政治家建立信任关系，和所有人战斗或者结盟。他不重视培养接班人。因此他没有自己的根本依靠力量，最终变成了孤家寡人。他推动打造法治国家，却总想通过排斥以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直到二战后，幸存的俾斯麦追随者才开始承认不讲民主的错误，但他们的力量已经烟消云散。俾斯麦的功勋和错误二位一体，为后人提供的教训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在他之后，没有另一个俾斯麦了。到了1933年，苦难中的德国人找出一个假冒伪劣强人上台，引爆了第三帝国的惨烈悲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