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夺回，屡次遭失败：燕云十六州对宋朝为什么那么重要？_风闻

一说到宋代，人们的反应经常是“积贫积弱”。“积弱”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大宋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这构成了大宋的一块心病，为了这块土地，与大辽进行的几次战争都失败了；其他方向的对外扩张也始终不成，乃至最终因为北方无险可守而亡国。

幽云十六州。图源：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说这个“积弱”似乎还说得过去的话，“积贫”则全非如此。不仅不贫，大宋在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陈寅恪先生曾赞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大宋确实配得上这种赞誉。

大宋废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场自由度大为提高，民间贸易高度发达；宋代是古代中国唯一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经商为耻；帝国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环中国海庞大的货币共同体，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社会中工匠甚多，并逐渐形成了工匠行会制度，这意味着民间社会自生秩序的深度发展。

文化层面，有人将宋代称为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代。儒家复兴，影响力向下贯穿至今。民间讲学的活动在宋代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伴随着的是乡约的发展，讲求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乡村带来基于宗族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自觉意识，成为后世乡村自治的基本规范，与书院所传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里。宋词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各种勾栏、瓦子的兴盛意味着发达的民间消费，消费型社会反过来使得文学、绘画、书法等等一系列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基础，所以宋代诞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发明当中有三个是在宋朝才出现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关于技术的一系列叙述，不过是当时技术发展高度活跃的一个反映而已。

大宋能够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前提当然是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自由度，换言之，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但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于是，一个吊诡的历史逻辑就浮现出来了，经常被视作是大宋“积弱”之象征的无法收复的幽云十六州，实际上正是大宋赖以获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会状态的前提；让宋朝人如鲠在喉的这片北境土地，实际上却是大宋之所以成其为大宋的生命线。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展开来看看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了。这背后有着通常的中原视角史观中被屏蔽掉的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理解宋辽关系的关键。

贺兰山岩画中的狩猎场景。 贺兰山是中国农耕民族和猎牧民族的交界地带

仔细看一下中国历史的话，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从来没有过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说汉人王朝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汉人王朝只能统治长城以南。这是个需要获得解释的历史事实。

由此需要向前再追问一句，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对汉人的定义并不是基于血统，因为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北族的混血，更何况楚、越等在西周的时候还被视作蛮夷的人，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被视作汉人的一部分，血统上更是无法追溯。所以，所谓的汉人是用文化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就是儒家文化。

文化只有转化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伦理实践时，我们才会称这个社会为某文化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时，其所依凭的载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区别。对于一神教来说，其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耶稣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岛上或沙漠里的人，也不会因此就无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来生活，他甚至必须加倍虔诚，才能鼓起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否则就精神崩溃了。但是儒教要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的话，其载体是一种表达着特定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都无法脱离开一种人际关系结构而展开。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还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在物理意义上比较稳定，倘若彼此经常不知对方所在，则其伦理也无从展开，这就要求人们过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须要农耕，此时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浮现出来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于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农耕来生活。

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长城。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必须得放弃掉，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从文化上来看，这就不是汉人了。这是为什么纯正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越过长城的原因。它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则必须驻军；而所驻之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持续获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只能游牧获得，但一旦游牧起来，也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扫荡漠北，但事毕仍必须撤军南返，于是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崛起的障碍而已。

因此，长城南北两边的统治逻辑、治理逻辑、财政结构、军事结构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样的。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这里主要起到的是象征正当性的作用，他不能无视官僚体系的常例化规则而肆行己意，相反应当“垂拱而治”，倘若君主总是绕过官僚体系行事，则后者将无所措手足，帝国的治理一定会出现问题。君主的能力在这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继承的稳定性，以便确保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这就是中原的君主继承原则会落实在嫡长子继承制上的原因。王国维曾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嫡长子”是天然的、无法引起任何争议的身份。

帝国的官僚体系之运转，依靠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又浮现出一个前提，即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还是只有在定居地区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则完全做不到，因为游牧者居无定所，税收的成本必定会大于收益。于是，草原上无法建立起类似中原的中央财政，从而就养不起官僚体系，这就进一步意味着草原上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因为其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此时邓巴数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会起作用，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一百五十人（概数）之后，熟人关系已经无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但按照规则统治就必须通过官僚来执行，可是草原上又养活不起官僚。所以一个部落一旦超过一百五十人之后，它就只能分裂为几个小部落各自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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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游牧帝国，它们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强大的游牧帝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实际上它们是直到中原形成统一帝国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从未形成过值得一提的游牧帝国。这里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种财政—政治逻辑上去。

辽代钱币（“天朝万顺”，契丹文，藏上海博物馆历代钱币馆）

由于生态原因，草原上的物产有限，有一些必需品游牧者只能从中原获取，有两种办法可以获取，贸易或战争，而贸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没有统一，则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品马匹；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关系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联合这件事本身将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实际结果还不如联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统一，则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面对这种状况，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部落联盟的首领大可汗通过对战利品分配权的垄断，可以形成一种衍生性的或者说附属性的中央财政。只要他能够带领大家持续地从中原获取战利品，或者通过不断的战争压力迫使中原允许贸易，则大可汗便能持续此种衍生性中央财政，游牧帝国的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但这就带来一个要求，即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否则衍生性的财政便难持续，部落联盟必解体。能征善战的要求就意味着大可汗的继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为了确保统治者是个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但这会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待到立国可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后，该由谁来继位做可汗呢？子侄辈里面会有不止一个出来希望继承汗位，并且由于其父曾为某任可汗，这种继位的主张并非无根据，但又不可能全都继位，于是部落联盟就会分裂，发生内战。这是“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立国可汗的兄弟一辈加在一起也活不过一百年，待他们全都去世之后，下一代便一定会发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国发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对手的中原帝国便会获得分而治之的机会。所以，历史上所谓中原帝国击败草原帝国，诸如大汉远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实际上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了草原帝国分裂的那一天。回看历史，会发现中原帝国的这种胜利多半发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证。草原帝国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这种危机在草原上是无解的，于是草原上一方面会对中原保持经常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会周期性地陷入失序状态。这种失序并不会让中原帝国更加好过，因为它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外部安全格局处于一种更加不确定的状态。

宣化辽代墓群壁画

草原帝国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对大可汗来说，衍生性的中央财政的规模，完全不足以支撑他将麾下所有的兵都养起来。草原上的游牧者，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体，大可汗养不起，意味着联盟内小部落的兵仍然是归属于小部落首领的，一旦诸多小部落首领联合起来，则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约束。就像在八旗铁骑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只掌握两旗，后来皇太极多掌握了一个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导的。这是满洲人有“八王议政”传统的根本原因所在。游牧者会持久地保持着一种军事贵族民主制——当然，东北的统治者不是纯粹的游牧，而更多的是以渔猎为生，但其政治—财政—军事逻辑与游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军事贵族的持续存在，使得对于大汗的征战能力同样有着很高的需求。

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够入主中原的话，则前述的草原逻辑就会开始发生变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能够依照中原所需的统治逻辑来进行统治。但是，由前述讨论可知，纯粹的中原人实际上是无法理解草原逻辑的，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逻辑，因为两个地方对于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

能够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须能够兼通两种逻辑，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来自农耕—游牧过渡带的长城沿线或者中国东北的原因，长城沿线是拉铁摩尔特别关注的所谓“边缘地区”（蒙古是个特例，但蒙古人最终真正统治中原是依靠了来自东北的契丹人的协助）；倘不能兼通两种逻辑，则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统治必会很快地坍缩为其中的一种，无法兼制长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国，所以能够稳定北方；但孝文帝南迁洛阳，实际上是放弃了草原逻辑，在他身后没有多久北魏便亡国了，此为一例。

从大辽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主动构建的二元帝国，不再追求最终的全面汉化，通过南北二院制度，“以汉制治汉人，以国制治契丹人”。其最高统治者在长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统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按契丹的传统游牧的方式来统治，其身份是大可汗。两种身份凝聚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由此来形成帝国的统一。此时帝国的财政逻辑变了，由于一部分中原地区已经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最高统治者无须带人征战也能通过官僚体系而稳定地从这里获得财政来源了；他还可以用这笔钱把草原骑兵都赎买下来，军事贵族对于君主的约束力因此也就丧失掉了。这样一个财政逻辑的转化，就使得君主不再“必须能征善战”也能获得稳定的中央财政，兄终弟及的继承逻辑就可以转化为父终子及了。草原帝国所面临的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这一困境于是被化解，“胡虏”之运由此可以突破百年。

大辽国祚得以延续两百余年，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是其关键。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面积虽然在大辽疆域内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要多，从而确保了大辽稳定的中央财政。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个次要原因，即大宋的岁币，这对大辽来说更进一步补充了其中央财政。大宋通过“澶渊之盟”向大辽购买了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杯酒释兵权”则相当于帝国对内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辽代“鹰军图”

大辽的长寿，使其成为一个大宋可与其进行稳定的长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可以用确定的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大辽则反过来替大宋解决了无序的草原民族对于中原构成威胁的问题。倘若大辽是个短命帝国，大宋将面临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则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国，或者只能选择大明的对社会进行高度控制以确保国家动员力的方案，也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基于和平与雍容而成的“造极于赵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而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的大辽，也没有更大的兴趣南侵，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说辽道宗耶律洪基欲图南侵灭亡大宋，实际上是小说家的虚构。真实历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际，宋朝使者去到大辽通告，辽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直到后来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联金攻辽，中原才又遭兵祸。但是待到宋金和议成功后，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购买和平，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而大金却在帝国治理中没有多久便放弃了从大辽学习来二元帝国结构，导致它无法有效处理草原问题，最终亡于草原力量，大金也无法像大辽一样构成大宋的一个维持时间足够长的屏蔽力量了。反过来，对南宋来说，执意北伐的岳飞，其岳家军已近于私属军队，类于军阀，是必须被剪除的。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岳飞的意图，而是其实力；不能容许任何军阀坐大，这是宋以后帝国的一个基本生存逻辑，与从两晋到大唐的豪族主导的帝国有着很大区别。

辽道宗皇帝、皇后契丹文、汉文哀册并盖及拓片之一（藏辽宁省博物馆）

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中原帝国由此而不面临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从唐代开始浮现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动推动下，进一步发展起来。通过海外贸易，刺激起大宋帝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从而转化为帝国强大的财政能力（更不用说来自外贸关税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国方面购买和平保障；中原的社会则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大宋在陆地方面转向内在，但是在海洋方面已经颇有进取精神。后世拒绝以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的大明，与大宋正好构成鲜明对照。

对于幽云十六州与草原中国——中原中国之关系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窥见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国历史并不是由中原单线条地演化的历程，而是整个东亚大陆上的一部体系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为条件、互相构造，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才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钥匙。幽云十六州，在这里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通过它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