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南京条约》：枪炮之败还是价值观之败？_风闻

176年前的今天，即1842年8月29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为：

1、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

2、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里，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员；

3、中国赔偿鸦片烟费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共2100万银元；

《南京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开始，巨额赔款相当于清廷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以此为起点，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包括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在内，中国总共和列强签订了1119个不平等条约，赔款10多亿两白银，割让领土173.9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外蒙古的独立，则总共损失了320多万平公里的领土。

这还不包括一些无法用数字统计的损失，比如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

近代屈辱的历史，让每个中国人想起来都锥心泣血！

在今天这样一个堪称国耻的日子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令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近代中国败于西方的船坚炮利。

但事实是：鸦片战争时，尽管英方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但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绝不是不可克服的。

当时的英国，轮船还没有广泛使用，远征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木帆船。枪炮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清军装备枪炮的精度高，但没有“代差”。

况且英军劳师远征，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清军则可以从容备战，以逸待劳。

林则徐在虎门硝烟后在广州严密布防，力挫义律率领的英国远征军，使之悻悻离去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整个鸦片战争却以清军惨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也许主要当事人林则徐的一段话最能揭示出真相：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至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至土规者百分之九十，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

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发现，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备受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重用，但韩肇庆却瞒着邓廷桢与鸦片贩子勾结，用水师船只代运鸦片进口，每运一万箱，韩肇庆就从中留下数百箱，向邓廷桢报功，作为查获的鸦片。邓廷桢为此还为韩肇庆请功，让朝廷把韩肇庆提为总兵，赏戴花翎。

腐败！

作为海防和缉私主要依靠力量的水师，却恰恰是鸦片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其收入的99%来自鸦片贸易，又怎么能够全心全意和英军作战？

《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

1830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时，林对这位以批判程朱理学，反对腐败、主张改革而名满京师的年轻人十分赏识。

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不但对此拥护和支持，而且对禁烟充满希望。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毅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

但魏源最终大失所望。他发现：**随着英军舰队从广州一路北上，沿海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战而弃。**魏源在战后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腐败之外，就是昏聩。

为了抵抗英军，清廷在林则徐之后，先后派遣琦善、杨芳、奕山、伊里布、颜伯焘、奕经、牛鉴、耆英为主要将领，但看上去阵势很大的清军将领所做的举动却异常可笑。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奉旨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原先主战的琦善在白河口看到英军“船坚炮利”就吓破了胆，下令撤退炮台守军，主动向英军求和。

杨芳是战争中另一位“名将”。他跟着参赞大臣奕山远赴广东对敌，竟然想出了用阴门阵对抗英国军舰。

什么是阴门阵？阴门阵，又称婚人厌炮，迷信可用妇女阴部、月经、尿粪、衣裤等阴秽物来使枪炮、法术失灵的厌胜之术。

有这样的将领，真是天大的笑话！

琦善失败革职后，道光皇帝用自己的侄子奕山代替他。但奕山对广东人民的仇视超过对英军的痛恨。他认为“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因此在福建招募未经训练的士兵向英军进攻，结果一败涂地，广州城外炮台尽失。

冒险主义之后，就是失败主义。

第二天，奕山就举旗投降，与英军签订了《广州和约》。

奕经也是道光皇帝的侄子。鸦片战争中，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到杭州督管抗击英国入侵。奕经根本不懂军事，临阵只会到关帝庙求签祷告。结果清军在定海、镇海及宁波府一溃千里。

腐败和昏聩的背后，本质是文化和价值观的腐败。

**晚清朝野上下弥漫的那种奢靡、蒙昧、纸醉金迷、及时行乐、好死不如赖活的文化，**遇到了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机勃勃又野心勃勃的英国工业文明，自然不堪一击。

所以，鸦片战争，与其说是败于“硬件”（当然“硬件”落后也是重要原因），不如说是败于“软件”——文化革命的命题，随着《南京条约》的签署，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当然，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要等到差不多八十年之后的1919年。

这一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而真正完成这一历史命题，则要等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

这时，距离清廷签署《南京条约》，刚好100年！

延安整风之后，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文化支持下，中国革命进入凯歌行进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命运也进入了急剧上升，迅速跳出近代陷阱的阶段——

1945年，抗日战争；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1956年，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在掌握了“两弹一星”之后，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获得过的安全感。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双倍的“八国联军”即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和美军武器装备的差距，远大于鸦片战争是清军和英军武器装备的差距。

胜利的原因何在呢？

毛主席总结说：美军“钢多气少”，志愿军“钢少气多”。

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这场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重视武器的因素）。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xueˊrong花。

回望《南京条约》，回望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回望抗美援朝，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接受什么经验？继承什么精神和传统？

今天精英的精神状态，比之鸦片战争时、《南京条约》签署时又如何？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