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生好省？再多“单身税”也阻挡不了老龄化！_风闻

一言以概之：

农村老年自杀现象或迎高峰期；人口老龄化乃大势所趋；固守生育政策不可取，如何适应老龄化社会才是重点。

8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建议全面开放人口政策，同时对40岁以下公民加征生育基金，直至生育二孩或退休后取出。同时，个税将于19年把“子女教育支出”纳入扣除范围，坊间称“单身税”。

从二胎政策到生育基金再到“单身税”，不难看出中央对社会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的担忧乃至焦虑，也由此引出我们今天所想讨论的问题：中国老龄化。

兵临城下的“银发潮”

在网上，有关生育基金和“单身税”的讨论早已沸腾多时，但无论身处哪个阵营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加剧。而相关论断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小编也不再赘述，仅以几组数据和图表来说明两大现象：老龄少子，城乡与地区老龄化差异。

1.老龄少子

首先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的不断改善推动了国民人均寿命的稳步提升，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2000年便已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按国际标准，我们18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这种趋势并没有被延缓，随着中国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发起冲击，中国老龄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中国老龄人口在13年便突破2亿，并于15年达2.22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综合近四年数据看，我国老人年均增幅0.61%，按此计算，中国已进入一长达40年的老龄化时期。

对这老龄化速度没啥感觉？不要紧，我们稍作推演，它意味着按照当前速度：

我国老人占比将于2027年达20%，

西方发达国家花50年达到的老龄化，

我们27年就够了；

中国老龄人口将于2033年突破4亿大关；

平均每年将增1000万老龄人，

高峰年增1400万；

2055年达到峰值时，

中国每3人就有1个60岁老人，

每4人就有1个80岁老人；

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对应的，是日趋严重的超低生育率。与印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施政力度不同，中国高效的行政手段让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最彻底的落实，全国生育率从70年的5.18%骤降至如今的1.16%，人口增长被有效遏制。

但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养老，中国都需要更多的适龄劳动力作为支柱。而自12年起，我国15~59岁劳动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13年则减少243万，由此拉开了中国劳动人口供给持续下降的序幕。

2.地区与城乡老龄化

其实除了令人担忧的老龄化与少子化，我们不能忽略了另外两个隐患：地区化差异与城乡倒置，那是我们短期内将被迫面对的社会问题。

先说地区差异，人口流动的放开与改革开放的施行，让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取代北方成为国家的经济引擎。大量来自西部、中部的适龄劳动力纷纷前往“淘金”，而当年轻人们都南下打拼，留下来的必然是大量无力迁移的老人。由此也就形成了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趋于平缓，经济落后地区老龄化却逐年提高的现象。

（特别是大城市严格的户籍政策让许多中西部青年在付出数十年劳动后，只能回到原籍地养老，间接助推了中西部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再说城乡倒置，其是指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远比城镇要高出许多的现象。17年，我国农村的老年人口占18.47%，城镇占比14.34%。尽管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在世界80%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这点仍是我们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把农村老龄化问题称为中国老龄化最紧急的社会隐患也不为过。

为何这么说？其实让中央心急火燎地放政策气球，以试探民众对于彻底开放生育政策乃至征税促生育的看法，其原因不仅在维持劳动力供给，更在于农村养老。（真以为那篇文章只是某砖家的信口胡言？）

农村——被遗忘的老龄之殇

老年人根据生活自理能力应分为健康、中度失能与完全失能三大群体。特别是完全失能老人，其由于生活难以自理，对家庭照顾、社会服务、医疗保障的需求程度，远高于其他两个群体。也是各国养老支出的大头。

而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中度、完全失能的老人在2015年已达4000万，其中完全失能老人近1240万。而对中度及完全失能老人来说，除了居家护理外，专业的医疗机构和社会服务也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关键。

（中度、完全失能的老人需要进入专业机构居住并接受照护，美国85岁以上老人有25%都入住在专业的养老机构）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底子薄、起步慢的中国并没有和失能老人数量相匹配的养老与医疗机构。据统计，我国养老机构的总床位数在15年达624万张，相当于每千名老人仅有30张养老床位，同期发达国家则有50~70张，相差甚远。

而按推算，到2030年，我国养老床位将增至790万张，但同期实际养老床位的需求将达1850万张，即中国养老供需缺口将达1000万之巨！与此同时，我国还需要1000多万养老护理人员，但目前全国现有人员仅30万，取得执业资格的更是连10万都不到，大量养老机构面临招工难、专业服务弱等困境。

以往失能老人能依靠家庭成员的照料，但社会发展带来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的趋势严重弱化了家庭原本承载的养老功能。据计，我国10年平均家庭规模由82年的4.41降至3.1，且到30年还将减至2.61人。由此产生的空巢老人已占总老人数的一半且仍在增加，可见家庭养老这一传统模式已日渐衰微。

有人可能会问：为何要大篇幅讲养老机构与失能老人的问题，说好的农村养老问题呢？别急，容小编再介绍一个现状：老年自杀。

绝大部分老年自杀与其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家人有关。特别对失能老人而言，相比毫无尊严地苟活于世拖累家人、面对三尺空房却只能躺床度日，安静且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显然是更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便是我国每年有4万老人选择自杀的现象。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透露：中国农村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许多农村失能老人为不拖累子女，选择在老屋、荒坡、树林、河沟里安静地自我了结）

那么当未来40年内，我国失能老人从4000万增至2053年的1亿人，孤巢家庭达4000万，与此同时中国养老供需缺口过千万、连城镇的社会养老服务都缺乏最基本的护理人员时，医疗条件和资金福利都远逊于城镇的农村该怎么办？

换种问法：当人口老龄化到达高峰，资源匮乏、无人照料的农村老人还有何选择，我们将面临何种社会现象？答案显而易见：农村老年自杀高峰期。这一问题若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则农村养老问题必将冲击全国各农村地区，甚至外溢成为危及国家稳定的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医疗与养老费用占GDP的7%，而按低水平的养老条件测算，2050年养老费用GDP占比将提至23.3%，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负担之重）

政策气球背后的苦衷

综上，我们即将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少子老龄化社会，更是一个失能老人不断增加、医疗与社会养老体系却远未建成的社会。未富先老、财政重负、劳动力减少、老无所依等一系列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连锁反应，将在全社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引发严重的公共安全危机！

所以往后5年将是最危险、最考验执政者智慧的5年，如何应对与日俱增的养老需求和日趋疲软的劳动力供给，是决定我们能否跨过独木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为此，中央于13年启动二胎政策、着眼个税改革，同时大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试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开源节流的方式刺激人口增长、扭转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趋势。此外，政府还开始深化对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向农村医保、乡镇医疗机构倾斜更多资源以亡羊补牢。

努力总归是有回报的，据预测，我国养老床位到2020年将升至千人40张的占比，农村医保覆盖率也将稳步提升。但与此同时，二胎政策的刺激近让14年人口增长率提高了0.29%，此后人口出生率又跌回13年的水平甚至更低。

（哪怕16年全面开放二胎带来了12.95%的出生率，在17年也被打回原形，跌至12.43%，出生人口比中央预计的少200万，其出生率甚至比日本还低）

因此，面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再加上近乎失败的二胎政策，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越发急切的中央，希望通过改（fang）革（kai）生育政策、设立生育基金甚至向 “丁克家庭”征税等措施来刺激人口增长的意图了。

那么问题来了，鼓励生育、向“丁克”开刀的措施，真能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吗？社会老龄化真需要如此令人畏惧吗？

开门见山，小编先把结论放这，是否应验，诸位作见证：中国人口老龄化乃大势所趋，少子化现象从根本上不可逆，无论开放生育、征税“丁克”，还是“生孩发钱”都阻挡不了。原因有以下两不可逆：

1.经济条件不可逆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与医疗条件的提升，人们已不需要通过高生育来保证婴儿低存活率下的子嗣传承、更不用担心劳力不足无法维持农耕生活。由此导致人们更愿意将相对充裕的资源倾注在1~2个子女身上，以提升后代质量。

这点我们从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中国发达城市上便不难看出：相对富有的家庭会把大量资源投在1~2个子女的教育、住房、医疗乃至娱乐上，满足子女及自身的物质精神需求，而非耗费更多精力与资源去生育更多的子女。换句话说，“少生优生”已成为民众在经济改善后的共识。

此外，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也对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逐年提高的教育成本、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高居不下的学区房等等，都成为各家庭抚养子女的物质门槛。而客观来说，若经济质量与成本的双提升不可逆，则少子化现象也将是不可逆的。

2.社会结构不可逆

新中国成立给社会结构带来的改变可谓翻天覆地，其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最为令人赞叹，可以自豪的说，中国或是男女平等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了（尽管还有改进的空间）。特别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女性进入工厂与办公室，这既增加了女性收入、提高其社会地位，也让更多女性拥有脱离传统家庭模式的物质能力。

由此，现代女性更愿意把精力投注在个人事业与精神物质需求上，而非回归传统家庭，将大好青春耗费在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上。同时，繁重的职场工作和丰富的娱乐活动也让女性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抚养子女。

因此，随着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加速，“少子、独子家庭”、“丁克家庭”甚至“单身家庭”都将取代传统家庭结构，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可逆的，换言之少子化也是不可逆的。

简而言之：交再多税，有抚养子女的费用高吗？发再多钱，抵得过抚养多子女耗费的时间精力吗？再鼓励生育，国家能保证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受影响甚至稳步提升吗？综上，中国少子化现象不可逆，人口老龄化势不可挡。

（北欧社会福利再好也带不动疲软的生育水平，更何况中国？）

再说中央调整生育政策能否改变人口老龄化，其实从《日本经济真的停滞不前了吗？》便可看出小编的观点：参考日本，不仅中国，只要经济继续发展、城市化继续扩大，则各国必将步入老龄化。这是客观必然的社会规律，也是历史趋势，靠政府强制调控也是无法扭转的。

未来，我们将面对一个老年人占三分之一的社会。故在当下，我们所想、所规划的决不能是用粗暴直接的生育政策甚至“惩罚少子”来试图阻挡老龄化进程。相反，如何调整公共政策、整合社会资源去适应老龄化社会，才是我们应该着手的问题！

（小编认为，所谓老龄化问题，其实是现有社会架构未能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

此外，小编认为老龄化在中国有被过度“妖魔化”的味道，或许老龄化的忧虑与恐惧是源于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的知之甚少。其实老龄化并非百害无一利，我国参与“银龄行动”的老年志愿者10年已达500万人次，受益民众3亿多人，创造经济价值80多亿。

再考虑到我国现有500多万离退休的科技人员，其中有能力发挥余热的占70%，学习欧美国家推迟退休年龄，或将有利于发掘“老年红利”、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其次，社会老龄化将扩大对医疗、基建、护理、保险等众多产业的需求，从而打造“新社会结构”下的新经济引擎。

（据预测，我国老龄产业的市场容量在2050年将占GDP的30%，成为新的战略支柱产业）

综上，让社会适应老龄化是一个大工程，它牵涉到医疗、就业、民政、环境等各领域，也是一项需要长远规划、贯彻落实的社会变革。

若从一开始就分不清主次、弄错重点、走反方向，那么在未来，我们必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