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_风闻

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

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

作者：李向前

迪克曼教授身材高大，精神矍铄，虽年过七旬，但似乎充满了对历史探究的活力。

教授是从柏林郊区很远的地方赶来和我见面的。或许，是关于共产党写党史这个题目特别吸引了他。

教授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高级党校负责国际合作的领导人。而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编写的负责人之一。来柏林后，我曾在一个教堂举办的旧书展卖会上看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的第一卷。这是个部头很大的著作，精装，带插图，印制也算精美。使我诧异的是，不知为什么，这部党史只有第一卷？它一共应该是几卷，是否还有其他的卷帙没有摆放在卖场？总之，我不太摸底。把这一大册书买回家后，我仔细翻看了它，发现它比我们想象中的由一个共产党的党中央出版的党史“正本”，要来得更“活泼”。比如，它的封面印上了图案，正文中也有相当多的插图。过去，我们见到的《联共党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都是素面朝天，封面或纯白或铁灰，完全省去了画图，正文也是一任文字到底。我们自己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枣红封面配一幅镰刀斧头图，只是做了前插，而没有把相关图片放在行文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更是一张插图也没有，完全素面面对读者。这部《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唤起了我很多兴趣。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写作者之一，我自然非常想了解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的构思、写作、问题处理和出版发行情况。真是天缘巧合，我在访问罗尔夫大使时，后者热心地同迪克曼教授通了话，建议他同我这个同行谈谈。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和迪克曼教授谈党史，是在2007年10月2日。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是德国统一后的国庆节。

寒暄过后，迪克曼教授马上切入了正题，他是这样开场的，犹如一个饱学的老师：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党中央如何就党史编写的方向及各个问题的指导。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民主德国出版了一部八卷本的德国工人运动历史。这部历史是从德国工人运动开始写起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一直写到六十年代。其中第五卷是纳粹时期，六、七、八卷写到战后和六十年代。每一卷大约一半的篇幅是文件，另一半是书写的历史。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合而成的。所以我们给这部书起名为德国工人运动历史。这样，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也就包括在内了。当时不仅有两个党，还有几个小组织，是从党里分裂出来的。但总的线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革命活动那一部分，后来一直到统一社会党。昂纳克任总书记后，对党史编写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活动的过程已经没有变化，要着重讲德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也就是说，要着重反映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历史，它后来变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刚刚建立的时候，一部分是社会民主党，一部分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成员逐渐变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党史就着重讲了共产党的路线。以后有一个一卷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概况。这个党史版本在讲1945年以前的历史时，观点没有什么变化。但到1946年以后，即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以后，这个版本有些片面，即只讲了共产党方面的历史和路线。以后的党史写作就是要克服这个缺点。

说到这里，教授告诉我，我买回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原本一共四卷，但目前只出了一卷，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本子。教授说，目前这四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史是代替前面那八本工人运动历史的。当然它要比八卷本对党的历史写得更清楚。还有就是，八卷本只写到六十年代，而四卷本写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现在只出了这第一本，是1980年代出版的。今天我带来了后边没有出的后三卷的打印稿。它们已经编写完成，每一卷都附有审定时的评论。

教授告诉我，民主德国时期党史的写作者，主要来自民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除编写党史以外，还负责翻译经典著作和保管党的历史档案。这个研究院的功能颇有点类似你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时东德还建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由高级党校和各个大学的人组成，教授本人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民主德国的历史研究。教授说，现在这部统一社会党历史的第一卷，是由高级党校的一位教授撰写的。第二卷即关于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党的历史，也是由高级党校的教授撰写的。他们写完后，稿子分送给党校和其他人征求意见。当时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不能把党的决议写得太多，要写总的发展情况，而不是只写党的文件。要写别人爱看的东西。当时讨论比较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历史书写中应提谁的名字和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间提他的名字。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教授说，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关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问题。因此作者中要有人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在写作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历史演进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问题。比如关于对《共产党宣言》这部巨著的历史阐释，只能写马克思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即他当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而不能把后来他在《资本论》中谈到的观点，提前到《共产党宣言》那里去。要从《共产党宣言》开始，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到《资本论》的脉络过程。

教授指出，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八卷本的写作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从1937年以后，我们德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在苏联遭受到迫害。对此，党内的同志当然大都是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既要写这段历史，又不能影响我们同苏联的关系。那个八卷本是由乌布利希领导写作的。他当时想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写一个历史副本，来记录这些受迫害的德共党员的名字，由此处理这个棘手问题。这个历史副本写上了所能搜集到的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德国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在苏联或者未经审判或干脆失踪，不知下落。对这些同志，我们当然不能忘记，要写在历史上。

教授说，但现在的四卷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它是在行文中直接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的。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哈格尔同志，特地把我和中央党校的另一个教授找去，要我们提供一个所有在苏联遭受迫害、暗杀和失踪人员的详细名单给他。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应该在别人之后再公布这些受迫害人的名字。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人的名单搜集起来。但是，要搜集名单，就需要查看苏联档案。当时我们曾向哈格尔建议，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人更多的小组来做这件事情。哈格尔说，不，就由你们两个人来做。因为人一多，可能就把许多模糊的东西省略掉了。他说，等你们把名单搞好，就由你们和我还有昂纳克几个人一起，研究这个名单，并把它报告给党中央和政治局。教授说，哈格尔的这个意见，可以看作是对高级党校的一个信任。

教授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计划，党中央曾同苏联谈判，希望他们给我们提供档案。戈尔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写法不满意。

在迪克曼教授讲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编撰的过程后，我也介绍了中共党史的写作情况。教授接着我的话题说，正如你刚才介绍的你们中共党史的编写情况一样，我们的党史也是由党中央组织并由中央批准的。因此，我们的党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它同学者自己随便写的党史不一样。教授说，当然，经过了二十年，我们现在的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会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反思的东西，主要是有关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某些东西。

教授指出，应该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特殊传统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中，历史评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历史书，比如梅林就写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德国工人阶级对理论问题也比较关注。他们会提出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党史对工人运动的教育很大。教授说，我们的党史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复杂问题要由政治局来研究决定。真正的讨论是在政治局。他们讨论完了，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对党史问题比较了解，他们掌握了许多材料。因此，党史的批准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党的报纸和杂志，也公布党史的有关问题，所以公开性比较大。在原则上，我们党史的写作者也可以在高级党校就党史问题做报告。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报告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对党史评价的不同意见，的确比较复杂。比如关于对苏联的评价就是这样。众所周知，苏联解放了我们。但后来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

我们有一个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就因为在大的发展战略方面与苏联执有不同看法，合不来，结果自杀了。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就是，如果你同我们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结果很可能是被撤职。因此，党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问题总是显得很简单。这不正常。我们高级党校的校长当时是一位老资格的女干部。有一次，我同她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我就被派到国外了一段时间，这样问题才过去。

作为一个中共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我非常想了解统一社会党在党史写作中是如何表述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同时又是怎样评价和解释这些错误的方式？迪克曼教授回应说，关于如何评价我们党的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德国工人运动有许多派别和组织。这就牵扯到怎么评价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历史或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呈上升趋势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战争。这导致了社民党的破产。这对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共产党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时德国共产党有30万党员，其中十分之一遭到了纳粹的屠杀。这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阻止法西斯的上台？再一个问题就是八九事件。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九事件发生时，可以说，我们的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个有威望的党。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我们的党校学习。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党校可以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是，以后我们却遭到这样一个大失败。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没有被彻底地坚持下来。另外，是出了叛徒，坏人不少。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要研究，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的自我批评。不管敌人怎么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肯定是和敌人不一样的。现在有人说，敌人每天都在说我们的坏话，造成我们的被动。我们不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真正的错误，而不是他们如何讲我们。说到此，我可以看出教授可谓情动之以肺腑了。

教授接着说，关于你提出的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两位党的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我们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乌布利希在战略上是伟大的。他非常聪明，很有经验，在领导方面能力很强。他的弱点是，表面上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接近和容易交谈的人。跟乌布利希比较起来，昂纳克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可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在纳粹监狱里坐了十年牢，没有时间读书。他最迟在1987年或1988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和企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昂纳克直到最后一天还相信，苏联党有能力解决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他深信，苏联共产党会把这个修正主义领导赶下台。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他没有公开讲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昂纳克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认识比较狭隘。简单地说，他认为，只要有公有制度，大家都努力工作，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他没有看清楚，比如国际形势的发展，比如应该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些他没有看清楚。人人都有饭吃，固然是个好的想法。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到这里，一块参加谈话的原驻华大使罗尔夫·博瑟尔德讲了一个他亲见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驻华大使离任回国，罗尔夫陪同他会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当时说，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遇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有我们的，你们的，苏联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印尼的。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刘少奇问周总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当时周恩来没有作答，而是把话头叉了过去。罗尔夫大使提供的这个细节，颇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条史料，解读在1966年这个时段，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他们经过自己艰辛探索之后，针对着现实中的问题所发出的诘问。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迪克曼教授告诉我：他1959年到1961年当了兵，在空军服役。但因为个子太高，无法做飞行员，于是做雷达兵。当时他们认为，战争的确会发生。而如果战争开始，敌人第一个目标就是雷达。战士们当时说，坐在这里虽然很危险，但谁也打不败我们，因为我们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会主义整体。那时大家确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国虽处在同西方斗争的最前线，但他们打不败民主德国，因为民主德国有一直到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但教授接着说，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当时避免这种争论，共同探讨发展问题，那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当时大家搞一个共同的战略，那今天的形势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授指出，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有最古老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谁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他就要犯错误。你们1949年以后的情况和我们1945年以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被解放，你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们德国，1945年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在德国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军事的力量来打败它。所以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从1945年以后就对德国看得如此之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世界不能再发生那么大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个国家都破坏了，是不能被轻易忽视和忘记的。所以苏联有权利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看管。可是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要我们做他们很好的同盟者，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刚刚被解放和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我们知道苏联比我们大多了，经验也多多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平等关系。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对方。可是最终他们把我们卖出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教授接着说，中国情况当然不一样。如果中国的北部是苏联解放的，而南方被资本主义占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教授说，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东柏林建一个天安门式的广场。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有西柏林，而你们没有西北京。在民德还存在的时候，西德实际上是怕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式的东西，但大多是模仿我们。现在他们不怕了，就把那些东西又改掉了。因为没有民主德国作对比了。在两个德国对峙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狗的尾巴随着狗的身体动，而不是身体随着尾巴动。那时，我们是尾巴他们是身体。

讲到这里，我又问教授，在民主德国写党史，怎样看待和认识党史与国史的区分。教授说，关于国史与党史区别的问题，我们也研究过。我们是先搞党史，同时也研究我们的民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遗产问题等。这些同党史还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早期工人运动中，曾碰到封建主义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落后的。但那时出现的技术或文化问题，也要研究。

关于写党史时如何处理写上层决策和写社会层面关系的问题，教授是这样解答的：会议和文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写党史时，会集中介绍每一次党代会的发展规划。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规划实现了多少。这样写法，是培养我们的干部把党的决议同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写进党史。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党的决策。

关于如何利用党的档案材料问题，教授告诉我：我们写党史的作者是可以看党中央的档案的。我们的马列研究院就负责保存党中央的档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党的文件、会议以及回忆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档案不能看。教授说，中央的档案一旦整理完毕，就都交到马列研究院了。所有关于党史的材料，都由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参与写作，不管级别，都可以看。当然，不参与写作是不能看的。不过，如果作者写的东西用了档案材料，是否能发表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时，谈话显然已经到了尾声。突然间，教授从带来的大提袋里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来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买到的那个大部头以外，还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来，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赶上了剧变。党都没了，当然再没人管党史。于是后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这时，我才知道，教授与我见面，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需要这部历史，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它可能是最后的保留在我们党员手里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话，我愿意把我保存的我们党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我家里保存的我们高级党校的旗帜等，运到中国去。可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说到这里，教授神情肃穆，似乎在作一个庄重的托付。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历史和人物时，只看了他们如何说拥护社会主义，如何拥护党，而没有注重他们的行动。结果言辞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后来变成了叛徒。这是写历史要吸取的教训。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自己的宣称。

最后，他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长很长时间留在脑际，就像刻成了字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整个柏林都是那样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