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_风闻

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的交往与交谈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

作者：李向前

罗尔夫·博瑟尔德（ROLF BERTHOLD），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和社会活动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谈次数最多的原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之一。大使的家，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的公寓楼里。很小的一套单元住宅，只有两个居室和一个小厅。同大多数原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们一样，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产，而是承租。这种租住的方式，是从民主德国延续下来的。那时，民德的国家干部没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国家的房子，并且房间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东部，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都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给民主德国的干部和居民们租住。它们整齐划一，外墙涂着鲜亮的颜色。虽经近四十年的风雨侵蚀，仍显得很新。据说，我们北京的方庄住宅区，就是仿效东德的公有公寓，连片修建，小户套型。我是通过原民主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施罗德尔老人（退役上校）认识大使的。施罗德尔武官和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结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武官后来担任过东德军事情报学院的负责人，熟识许多东德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他把我来柏林留学的目的转告给他的同志们，于是，许多“老同志”都对我的来访关注起来。不幸的是，在我回国不久，施罗德尔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认识的东德“老同志”，在转告我这个消息时，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罗尔夫·博瑟尔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给他发去email不久，他就打电话到我家。先是纠正我对他的称呼，提出，我们互相不叫对方先生好吗？接着，他爽快地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当时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时间，我担心妨碍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说，他可以把避暑延后。于是我如约前往，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在我的记录本上，这一天是2007年的8月7日。在我说明了来柏林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国内中共党史的编纂情况后，大使开始了他漫谈式的“聊天”。大使说：像你们这样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复杂的阶段，许多人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借鉴，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关于你们党历史的基本资料。我曾经写了一篇介绍你们党历史的文章。结果在德国共产党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很多人事实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在犯了错误之后自己改正了错误，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点。别的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错误。所以你们的历史和历史材料，对别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接着，大使说，现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很乱。讨论中国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观点是不太好的。他说，我最近写了一个东西，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关系的一个材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参加了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犯了错误。有一个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他雇了一辆洋车，让共产党领导人扮作车夫，把拉他走。周恩来就当过他的车夫。到中国的医生不是我们共产党派去的，大部分是自愿。由我们党派出的，都是党政和军事干部。大使又把话题转到当前的德国左翼意识形态上面。他说，很多学者在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历史。有人说，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认为，批斯大林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苏共第二十大造成了一个逆流。现在我们自己出了一个杂志，叫《红狐狸》。德国共产党有一个简称（红色战线），其字头就是R和F。所以我们的刊物叫《红狐狸》。而民主社会党就是新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只是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已。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框架内的东西。

大使说，我最近写文章说了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没有终结，虽然反动的力量很大，但中国搞的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二是苏联和欧洲出现的一些反动势力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教训和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到谁写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党根本不研究我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失败是应该的。他们大肆地说民主德国有很多不好。我最近看了波兰一个材料，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比较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大使介绍目前德国进步党派情况说，现在有一个党就叫德国共产党。大约有四千人，它原来是西德的共产党，但吸收了原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干部，组成德国共产党。不过这个党没有建立东部组织。如果要建立全国的德国共产党，那应使原来有经验的东部的共产党人都参加。我们原来的很多党的干部还在。有的还是很积极的。所以《红狐狸》上谈到的很多事情，是原来德国共产党人中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写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很坚决。我们现在的同志有1300人，但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现在读《红狐狸》这个杂志的，大约有两万多人，并且越来越多，许多社民党的老同志也读这个杂志。我们翻译的中国东西比较多，越南的也比较多，还有古巴的，这些材料证明社会主义还在发展。大使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抱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他告诉我，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出现错误，你们那么大，我们没法帮助。中国每走一步，都应该考虑一千次。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完了，那我们也没希望了。大使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他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大讨论，其中一篇说，邓小平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思想混乱。比如这里就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国人说，同中国交往多了，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越大。大使接着说，要谈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发生剧变，有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不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总会提到在发展道路上的进步。在内部原因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或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自己修改自己的能力。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其次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没有看到。比如计划经济集中得太厉害，行政的控制也太厉害，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看得不清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等等。第三就是没有清楚区分党和国家的职能。集中权利太大，腐败发生，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破坏了。群众不喜欢这个党了。在国际方面，没有经济合作。在民族政策问题做得不好（我们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错误也没有犯）。戈尔巴乔夫说要改正党的错误，但他却搞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破坏了党的领导地位，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右的错误的后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有机会来纠正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这个错误，当时应该开始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自己却没有突破斯大林思想的束缚。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定了。这在当时，确实是对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把旧体制延续了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开始减慢。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坏了苏联七十年建设的基础。

在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路线是僵硬的，坚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后来一些党搞改革，可却忘记了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意义。他们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区别，把它们混作一团。当然，区分起来也不容易，因为都是一个字：SYSTEM。这样，他们的改革就抛弃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胜利或失败的基本钥匙，就是党。西方当然希望和迫使我们西方化。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解决了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党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监督之下。

接着，我和大使交谈的话题又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大使说，柏林墙真的很糟。苏联党和我们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提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要胜利，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战略，实际是跟在他们后面被动地追。比如搞原子弹等。而在经济方面，更没有慎重可行的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活跃、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经济体系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达尔（匈牙利领导人）散步时竟然说：我的将军要战争。这表明，当时勃列日涅夫们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很悲观。经济上也没什么办法，与资本主义斗争也没有什么办法。实际上，苏联不知道怎么同资本主义去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建这个柏林墙。有一次，一位中国同志问，建墙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说，墙建立起来后，即使越来越高，能不能挡住资本主义，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终阻断资本主义。其实即使在当时，问题就很多。东西柏林之间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割不断，传统关系也是割不断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西德拒绝支付战争赔款。整个二战赔款的98%，是由东德支付的，我们负担极大。苏联驻扎在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由我们来供给，花费很高，这是有统计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老是跑在西方的后边。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并不大。我们的建设在某些方面搞得不错，比如医疗，教育都搞得不错。如果从世界冷战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没有发生大战的重要因素。我们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情，来反对大战，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

大使下面的陈说，使我有些惊异。他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总结这些错误，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报告。但有一个事情我要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犯错误，我们也只能失败。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问题。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的人说，是外国的压力；有的说，是外国的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部的。我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归结为内部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笼统地说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是以内部原因为主，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东德，即使我们一个错误也不犯，它也会失败。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当时民主德国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没有苏联帮助和日益强大的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华沙条约国的经济互助，我们就变成了孤岛。另外，苏联军队驻扎在我们这里，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是个未知数。这样，我们在东西两边的压力下，变成了一个三明治。

当然，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第一，党当时是被动的，昂纳克有病，不能参加工作，新领导人也是被动的，不能坚持原来的路线。于是我们失败就成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败的样子非常难看。1989年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志上街游行，他们是好同志，却没有人说要保卫社会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有在战斗中牺牲被视为光荣的传统。德国人认为，投降是丑恶的。可见，不斗争不行。但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当时很多人还有幻想，以为我们只要把过去好的东西保留起来，再允许去西班牙旅游（按，指自由的出国旅游），吃到香蕉（按，原来在民主德国时香蕉是配给的），这样东西方统一起来也好。可他们现在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却丢了。提起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可是，我要问一句，在1989年时，你们这些人又都干什么去了？

讲到这里，大使显然有些激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失败；惋惜曾经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惋惜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厦，在那个深秋以无可挽回的颓势发生倾覆。这些历史事件触摸起来，是冷冰冰的，可却是事实。我之所以说大使是个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就是从他这些叙述中真切体验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争论，也不管他在这些争论中是否处于少数，他的表达几乎没有闪烁，一律是坚定的内心反响。正如他对中国党的评价，既是积极正面的，又有担忧。比如，他在说到党风问题时，就一再援引东欧的例子，指出党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要坏大事。从一个经历剧变的老共产党员的角度说，其警醒意味，可谓深长。大使由此讲到了一种失败的社会主义的耻辱 柏林墙。他说，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着，放到柏林的两个地方，供人们参观，实际是给人们上课。再一个是监狱，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博物馆，展示东德关押犯人的“罪恶”。实际也是给游客们上课。但这是妖魔化民主德国，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实。事情并不像他们讲得那样坏。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说话的地方，自然只能让他们去说、去展示。一个党丢掉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非常危险。

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看见特意到柏林墙旧址凭吊的人的确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检查站”和“东部画廊”那里“访旧”。可能，一般游客的直接反应，看到的的确不是美丽，而是丑陋、委琐和厌恶。但作为历史学者，墙显然是印记，是凭证，是思考。在这道水泥建筑旁，我必须诘问：为什么人们当时建造它？墙被建起来后，东西部的德国人和世界是什么反应？为什么这道钢筋水泥墙被涂上那么多恐惧色彩却又维持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由于什么使它最终倒了下来？这样一路问去，这灰暗的水泥墙，就不再简单地是一道被诅咒象征了。为了说明我的观察，我写了《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篇文章，试图讲一些具有价值的故事给人听。我给大使叙述过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赞同的。

后来，在旅居柏林期间，我又见了大使几次，都交谈甚欢。特别是，大使帮我联系到艾冈·克伦茨 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当时共产党世界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柏林一个小会议室里谈了一下午，真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回国后，大使仍同我书信往来，不时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他特别关心中国的改革，关心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等一些“关键性”问题。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送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翻译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们又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见面。他带给我的礼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德文本。他脸膛红润，闪着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无时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着坚持理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