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废都》：转折时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_风闻

　　贾平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可以说，其每一部作品都让人耳熟能详，《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等等。

　　不过在这众多的作品中，《废都》绝对是一部充满了争议的作品。之所以拥有这么大争议，并非是这不作品的文风或者其反应的时代环境，反而是因为这部作品对男女之间的描写过于大胆。要知道这部作品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的《废都》，这样的写作无异是颠覆中国传统道德和认知的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废都》的“上半年出版,下半年就遭遇查禁”，并被新闻出版总署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1]。但是在抛开道德的审判，用纯文学的眼光，以及通过大时代背景，再去认识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重构了西安的历史地理”[2]。但是，我们到更愿意认为，这部作品是在描述生活在这座废弃都城里文人的心态，在经济浪潮中精神家园的堕落与重构。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重点之所在。

　　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废都》的起源。其实，贾平凹的《废都》一共有两部，一部是1991年10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这部的5万余字中篇小说受到了极大的赞誉，当年就获得了《人民文学》的优秀作品奖。不过这部小说虽名为“废都”，但是故事却以黄河岸边的一个古城展开的。在这部小说描绘了质朴的民风，传统的秦腔，古老的城墙。此时，贾平凹想“传达出古都就是废都的朦胧思考，对于古都拆建的惋惜之情，更多流露的是沈从文湘西《边城》式的那种旷远韵味。”[3]。作者为何有这样的意境？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妄自揣测一下他当时的心境，曾经的八百里关中平原虽然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而且在新的时代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或许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鸣油然而生。所以，作者用自己的笔倾诉着对往日的记忆，又不得不哀叹在新的时代大潮中个体的渺小和无力。

　　另一部就是那部争议满天下的长篇小说《废都》。这部作品最初是1993年在《十月》杂志上刊登的。虽然采用了与之前中篇小说相同的名字，但是两者之间的故事似乎大相径庭。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已经从黄河边的小城，转移到了堪称大都市的省会西安。贾平凹驾驭文字的能力，确实令人称道。在其40余万字的篇幅中，上世纪90年代西安的风土人情和城市生活淋漓极致的展现出来。不过，在其与中篇小说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悟不同，这里的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像一个个“随波逐流”市井小人。不论是那个自命不凡常以“魏晋名士”自居的庄之蝶，还是那个一直竭力“攀龙附凤”向上爬升的周敏，甚至贵为官二代的市长公子……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身份符号，而不是他们的心境。所以有评论家在批评这篇作品时，称《废都》“既不能衰朽者的丧钟，又不能奏鸣新生者的号角，它所勾画的是一帮无价值、又不能创造价值的零余者的幻生与幻灭”[4]。

　　从中篇小说在“古城”里寄托忧思，到长篇小说在“废都”之中自甘沉沦，如此巨大的反差，是作者发生了转变，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答案只有作者知道。但是如此这般的作品，就能“重构了西安的历史地理”？这确实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这篇满是沦落的长篇小说，正好展示了在中国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文人对于前途的思考，他们或者充满憧憬，或者满是迷茫。比如，与贾平凹同时代的且同为陕西作家的路遥，就属于充满憧憬的典范。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展示着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几千年以来，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正在遭受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洗涤。中国农民在这场洪流中顺势而且，或成为农民企业家（孙少安），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孙少平）。

　　与路遥作品中的充满憧憬相比，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则在面对巨变之时却是迷茫和困惑。于是，在其《废都》之中充满了对过去辉煌时代的无限眷恋，但是面对现实的却只是选择沉沦而非抗争。并不是说，路遥就一定比贾平凹高屋建瓴，而是双方对于时代发展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路遥看到了社会巨变打破固有的社会阶层模式的希望，而贾平凹却更多感到了“文人知识分子在经济变革浪潮下所处的尴尬地位、及其价值的失落，并由这种失落而产生了精神上的无所归属感，依托感，他们只能置身于精神文化家园的‘荒原’之中”[5]。

　　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首先源于西安地区在中国逐渐落后。提到西安，所有人第一个就会联想到秦汉的辉煌，隋唐的强盛。在中国古代史上，建都长安的朝代不仅有气吞万里如虎的金戈铁马，更有沃野八百里堪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那时节的西安不仅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同样也聚集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所以西安人完全可以傲然的笑看天下了来朝。只不过，随着关中平原的水渠设施破坏，当年的沃野难觅踪迹，而运河的开凿以及农业重心的南移，让西安不仅没有了往日的辉煌，甚至被江南各种新崛起的城市不断超越。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10余年，地处西部的西安，虽然也在发展，但是进展去相对来说很缓慢。更像一个事不关己的“看客”，静静在黄土高原上看着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哀叹“时运不济”，追忆昔日辉煌之外，就是嘲笑那些“暴发户”没有底蕴，但是该如何发展却一筹莫展。于是，整个城市的文化陷入了狭隘，而又自甘堕落的境地。

　　城市的文化的堕落，必然使生活在城市生活中的人落入俗套不思进取；而市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又进步一步让城市在沉沦的深渊中无法自拔。所以陷入死循环的人们，常常会对于各种事务进行调侃，却不愿意进行行之有效的工作，只是将钻营取巧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这直接导致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变成‘废人’，当然也包括书中（笔者注：《废都》）所写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6]

　　不否认，《废都》中所描绘的以“四大贤人”（作家庄之蝶、名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音乐家阮知非）为代表的那中国文人，骨子里确实有着“自命清高”与“放荡不羁”。尤其庄之蝶身上更有几分魏晋时代文人的“洒脱”。于是，在外人看来他们在城市砖瓦林立之中，保持着“采菊东篱下，有人见南山”的生活态度。但是，其实质确实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早已无法安奈心中的寂寞。尤其是，之前他们不仅保持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拥有丰厚的经济收入。但是改革开放后，所谓崛起的“爆发户”不仅让他们在经济上了没有优势，同时这些“爆发户”挥舞的钞票让他们更加无地自容。所以，这些“被称为社会道德精神象征的文人知识分子也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沉沦，他们固有的目标和价值体系瓦解了”[7]。

　　于是，“作家庄之蝶为俗不可耐的黄厂长写一份五千字的产品推销广告文章，就获得了五千元的高额润笔费。这与他一次偶然投稿仅得二百元的稿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名画家汪希眠则通过出售画册，兜卖假画获取暴利；书法家龚靖元则是四处题字以获得了巨大收益：而音乐家阮知非干脆放弃自己的专业，亲自‘下海’，经营歌舞业。”[8]这种一切只为钱的方式，不仅让作家们堕落，更让他们说传承和传递的文化变质、贬值，变得充满了铜臭气。而这种他抽满“铜臭”的文化，更是加剧了整个城市的堕落。因为这种文化，让人们的欲望无限膨胀，于是曾经的十三朝古都成了一座“贼城、烟城、暗娼城”[9]，困在城中的人也就成了一个个行尸走肉般的“废人”。

　　当然，《废都》如果仅仅表达了西安文人的颓废，那么就真的是四代的悲哀了。因为，身处“废都”却不思自救，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毁灭。于是，在全书的最后，庄之蝶和周敏双双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多少在“废都”阴郁的天空中，挤出一丝阳光。虽然，庄之蝶是在输光了所有家当不得不选择南下，虽然不知道他南下的目的是找回迷失的自我，还是继续沉沦于金钱的旋涡。但是，当他迈出第一步之后，也就表明了自己冲破固有的牢笼，不再继续随波逐流的目的。或许正如贾平凹在其《＜废都＞后记》所写的那样，“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一部《废都》争议不断，但是又有着大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无奈与反思，只是由于时代的烙痕过于沉重，反而让人感到了满是堕落和悲凉！

　　参考文献：

　　[1]：陈远，《贾平凹：让＜废都＞归于一本书》，《中国周刊》2009年第6期。

　　[2]：魏华莹《＜废都＞与古典文学传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魏华莹《＜废都＞与西安》，《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4]：田秉锷《＜废都＞与当代文学精神滑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04期

　　[5]：刘崇斌《从《＜废都＞看社会转型时期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文学界·人文》2008年9期

　　[6]：甘燕玲《跨越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浅析＜废都＞的社会学价值》，《剑南文学》2013年3期

　　[7]：同上

　　[8]：刘崇斌《从《＜废都＞看社会转型时期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文学界·人文》2008年9期

　　[9]：甘燕玲《跨越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浅析＜废都＞的社会学价值》，《剑南文学》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