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古巴散记_风闻

访问古巴散记

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作者：李向前

       2005年6月12日至15日，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代表团成员，笔者访问了古巴。此次访古，筹备了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中古两国近来交往频繁，我国领导人多次访古，古共方面的接待工作需要周密安排。陪同我们的古共官员说，在古共党中央大楼，几乎每月都可以看到中国的部长级干部。可见两国交往的密切。  

初识哈瓦那       

出访古巴，曾是我一个悠长的梦想。这不仅由于古巴风光迤逦，饱含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更因为它是个具有特殊斗争意志的国度。古巴人民经过百多年来的顽强抗争，最终摆脱了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而后，又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只有11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100万人口的小国，它演出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剧，实在令人心存羡慕。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还清晰记得天安门广场上声援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大型集会。“古巴西，扬西诺”的口号，曾深深嵌在我们这一代的记忆里。这些回想的碎片，不时把我带往加勒比。       

经过长途飞行，代表团一行于6月11日晚抵达哈瓦那国际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干部拉蒙先生。拉蒙先生曾两度出任古巴驻外大使（阿富汉、加纳），是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在他的全程陪伴下，我们开始了四天内容丰富的访问。       

哈瓦那是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虽然，它没有现代大都市那种豪华和喧嚣，但井然有序的街道和古朴错落的建筑，城中心傲然耸立的何塞·马蒂纪念碑，聚集在海边直到深夜还在载歌载舞的古巴青年，点染了整座城市的魅力，让人感到它的健康存在。人民生活的安宁和充满信心，是察觉得出来的。沿街之上，我们看到不少矗立的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没有人投降！”“社会主义万岁！”“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教育是强国之本”等口号。据说，几天前，哈瓦那刚刚举行了反美大游行，以抗议美国罗织罪名起诉五名古巴人。       

事实上，古巴人民在古共的领导下，刚刚渡过了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作“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

1989年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改变颜色后，古巴经济受到灾难性打击。1989年以前，古巴对外贸易的85％是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其中80％是同苏联之间的贸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宣布停止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对古巴的援助。石油供应从1989年前的1340万吨骤降至1992年的180万吨。仅这一点就造成对古巴经济的致命冲击。因为，它不仅大部分断绝了古巴的能源供应，也使古巴不能再转卖剩余原油，弥补国家财政。原本向经互会市场出口的蔗糖、镍、酸性水果和电器零配件以及从东欧国家进口的食品、原料和机器设备等，也从此基本断绝。在建的84个苏东国家援助项目相继停止。据估计，苏联解体使古巴经济遭受的直接损失约为40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力度。1992、1996年美国会分别通过《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使古巴国际贸易无法正常展开，经济被封锁的局面更为严重。同时，西欧国家也向古巴施压，在与古巴经贸交往中提出苛刻的政治条件。      

 但是，古巴人民没有屈服。在古巴共产党和卡斯特罗主席的领导下，古巴人民忍受饥饿，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古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阿方索在同我们谈话时指出：苏东剧变后，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进入了特殊阶段。1991年，我们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目的是凝聚全党力量，寻找一条道路，应对局面。在经济上，我们调整政策，准许外国人在古巴投资；开放旅游业；同时将所有制形式从完全的国有制变为允许部分合作经营；并准许美元合法流通。通过这些措施，古巴从1994年开始停止负增长。1995年以来的15年，古巴经济是恢复性增长，速度虽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快，但确实在不断增长。古共高级党校巴尔德斯校长也曾对我们说，从经济上讲，古巴正在走出这个“特殊阶段”，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现在人民日常生活如住房、交通、吃穿等都还很困难，但人民生活的确在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在慢慢提高。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加粉饰的结论。古巴党和人民15年来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生活在小康社会中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虽然，古巴至今仍在实行基本生活品的定量供应，大米、鸡蛋、猪肉、牛肉和鸡肉还十分短缺；人民住房也比较紧张；人均收入也还相当低下（2002年人均月工资为245比索，按汇价约合12美元，即96元人民币。古巴党政干部月收入一般在400比索左右），但我们感觉到，这个弱小民族在压力面前，反而增强了斗争勇气。他们那种不畏强权，坚决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自尊的精神被更大地释放出来。这或许是“多难兴邦”、“敌存减祸”的一种域外解释。       

巴尔德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特别强调，1989年以来古巴遭受的是经济危机，但决不是政治危机。在经济危机下面，古巴党和人民仍然捍卫了自己的红色政权。在同古巴同志的接触中，我们特别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古巴共产党始终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因为有了卡斯特罗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有了人民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古巴的政治局面始终保持稳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始终深入人心。古巴党和国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始终强调古巴社会的公平。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在我们同几乎所有古巴同志的交谈中，都可以听到他们自豪称颂自己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制度。他们说，哪怕财政再拮据，国家仍然坚持这些制度。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显然，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制度对于保证古巴政治的稳定，对于确保党同人民之间的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上述基本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保障举措，古巴人民顽强渡过了“特殊时期”，使社会主义旗帜在拉美大地上继续高扬。那些试图搞垮古巴、期待古巴共产党在经济危机面前失去执政地位的人，在经历15年的“努力”后，终于不得不承认古巴政治的稳定，承认以卡斯特罗主席为首的古共在人民中享有强大威望。       

阿方索部长在谈话中向我们提供了有力证据。他说：经过这样一场经济危机，人民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人民对党更加信任。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党。通过在人民中的调查，证实有88％的人拥护党的革命原则。他说，在这一时期，党员人数从原本的5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8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8％。这证明党没有被削弱，党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的申请者加入党组织。这番话使我们联想到这样一个说法：一个执政党，有国内外少数敌人反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关键时刻人民不支持它。古巴共产党在困难时刻得到古巴人民的广泛支持，这证明古共是一个得到人民信赖和具有领导能力的执政党。人民信任它，认同它，同它一起克服“危机”，使古共的执政合法性得到充分显示。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古共党建几夕谈       

显然，执政合法性不仅来自人民的信任，也来自经济危机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阿方索介绍说：在面对经济困难的同时，党还面对着国际上恶化的环境。从这时起，我们有意识地要使共产党成为古巴全民族的政党。经过一系列讨论，党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允许宗教信徒入党。阿方索说，在某种意义上，当时我们对入党问题的看法有了一个转变，就是从一个人对信仰的改变，到看他要求入党是否具有保卫革命和维护理想的态度（据我们体会，所谓维护理想，主要指由何塞·马蒂传播开来的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古巴民族真正独立的理想）。阿方索说，虽然党允许教徒入党，但实际人数并不多（据我们在古的了解，全国有三千余名教徒入了党），但党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姿态。我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党的基础，增强凝聚力。      

 阿方索对我们强调说：古巴共产党的党员，没有任何特权。例如，古巴党对党政官员在工资、住房、用车方面，一直采取缩小差距、抑制特权的做法，使党的干部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据我们了解，古共官员住房与一般国民没有太大差别。即使他们被提拔，也只能保持原住房。官员用车自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只配拉达牌轿车。政府还规定，古巴任何公民可以拦截、搭乘挂蓝色牌照的政府空驶汽车，官员不得拒载。这些在别的国家听起来似乎儿戏的做法，在古巴却是真实地被执行着的。陪同我们的拉蒙同志曾不无骄傲地讲，卡斯特罗主席在最近十年里，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古巴党的负责同志也大多是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基本没有休闲时间。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革命化的政党，这样一个具有榜样魅力的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非常自然的。       

阿方索说：苏东国家党的倒台，根本原因是它们的领导人疏远了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具有表率作用的政党。阿方索说，古共现在有1.7万名党员专门从事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工作。卡斯特罗主席每天都能收到群众的意见。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他强调加强党同人民的联系，说明他是非常清醒的。阿方索说，关于如何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大目标，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开展的一百七十余项社会计划，即“思想战”运动，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讨论，来建立和实行一整套旨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办法。       

阿方索坦率承认，最近两年来，由于旅游事业的开展，西方一些丑恶的东西也会影响个别人。但古巴党坚持向腐败的东西、丑恶的东西进行斗争。古巴党中央曾出台过严厉惩治腐败的规定。阿方索说，对腐败的斗争一定要坚持，但重要的是教育年青一代。努力使年青一代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古巴党现在就非常重视共青盟的作用。共青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我们参观巴拉德罗旅游饭店和同哈瓦那“苏切尔”礼品厂党的基层组织座谈时，都看到了共青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切尔”礼品厂，共青盟是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它负责“思想战”工作，组织工人讨论有关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医疗等社会计划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共青盟组织开展工人间的劳动竞赛；负责动员工人群众参加游行；在工余时间还组织工人参加社区“保革会”活动。他们是一支非常活跃和重要的政治力量。       

古共的基层党组织则处于一个单位的核心地位。在“苏切尔”礼品厂，党支部统一管理生产、计划、干部任命和职工福利。同时，党支部还负责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有284名职工的工厂中，30名党员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支部每个月要开大会，总结工作，讨论决定生产和管理问题。在一位三十余岁的女书记的带领下，礼品厂党支部完全像一个战斗堡垒。据我们所知，像礼品厂这样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是由党员群众推荐，由轻工业部任命的。党支部的所有活动，都在业余时间里进行，不能影响生产。       

在四天紧张访问中，我们看到，古巴共产党是一个具有相当成熟的执政经验的党。它极为重视自身建设，总结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从中央到基层，党建立了完备而坚强的组织系统。它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为奋斗目标，不懈地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并有极大能力把国家和社会力量整合起来。15年来，它顶住压力，扛住艰难，一步一步地渡过了最困难的“特殊阶段”。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是深入人心的。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思想根基会由于某些突然的变故而遽然改变。因为古巴人民的血液里流淌着捍卫民族独立、自强自尊的强烈愿望。这是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根据。  

指导思想与民族思想       

此次访古，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古巴党如何确立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这个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据古共中央提供给代表团的小册子《古巴共产党》介绍，古共的指导思想，曾由1976年2月15日通过的古巴共和国宪法予以确定。《宪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古巴共产党是何塞·马蒂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是古巴有组织的先锋队，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在此之前，古共一大党章曾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1991年苏东剧变后，古共召开四大，修改了党章，正式将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       

何塞·马蒂是古巴的民族英雄。他毕生从事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革命活动，并仿照第一国际创建了古巴革命党。但是，何塞·马蒂只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古共为什么要以马蒂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呢？       

代表团在同“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校长巴尔德斯会面时，向他详细询问了这个问题。巴尔德斯说：从思想理论上说，马列主义是重要的思想。但马蒂思想是最初影响我们的思想。这一思想让我们具有了爱国主义意识，古巴土生土长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然后才加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不置身于古巴这片战斗的土地，一般人很难理解古巴人对何塞·马蒂及其思想的热爱和崇拜。在经过近四百年西班牙殖民统治和半个多世纪美国的实际控制之后，古巴人民最为激烈的情感和愿望，就是民族独立。古巴人民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仇恨，是民族思想脉络中最主要的东西。而何塞·马蒂是第一个提出要进行革命，以驱逐殖民主义任何希图把古巴变为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古巴革命家。因此，《古巴共产党》小册子说：古巴共产党是植根于古巴独立领袖何塞·马蒂所建立的古巴革命党的。古巴人民始终认为，马蒂领导的革命是今天古巴革命的前身，而今后的古巴革命，仍然是马蒂未竟事业的继续。巴尔德斯对我们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对独立的威胁。马蒂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独立和支持劳动者运动，反对种族主义。      

 正因为如此，古共才承认自己是何塞·马蒂创立的古巴革命党的继承者，古巴共产党由此而体现了古巴人民英勇的革命传统。民族解放和独立需要社会主义。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继续古巴革命；只有继续古巴革命，才能捍卫古巴的民族独立。由此看来，有自己特殊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古巴共产党，把马蒂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事实上，在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之外，卡斯特罗思想也是古巴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只是，古共同志把卡斯特罗思想称作“卡斯特罗创新榜样”或“卡斯特罗创新精神”。这一点也是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但是，在同古共的几位理论家和干部的交谈中，我们没有得到有关这一提法即“卡斯特罗创新榜样”的概念性解释。巴尔德斯校长提到，“卡斯特罗榜样”是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他说，事实上我们提马列主义、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榜样”，是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结合了古巴国情。       

巴尔德斯简略介绍了卡斯特罗思想的基本点。他说，卡斯特罗认为，人有两方面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物质的需要是有限的，房子、汽车可以满足，而精神需要是无限的。人的精神需求形成了文化，这是无限的。卡斯特罗认为，人民创造了历史；社会主义因此属于人民；人民的思想应该统一在这个概念上。他还提出，要把思想理论诉诸实践。要与时间作斗争，争取时间。卡斯特罗说，在我们所有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不但要争取人民，还有争取一些敌对力量，团结拉丁美洲的人民，也要团结美国人民。卡斯特罗和古巴党的第二把手劳尔都认为，革命的基础，就是建立马列主义政党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自己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加何塞·马蒂思想。这是古巴全社会的文化和哲学根源。       

我们体会，古巴党和卡斯特罗主席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他们更强调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特殊历史规律。这使他们在确立指导思想方面，既明确三个思想的整体和一脉相承性，又突出了符合自己民族革命特色的东西。这使我们想到，我们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时，也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应该把它放在同最广大人民的联系中去考察。

一部历史述精神

古共如何处理党的历史问题？它有没有一部关于自己的党史？它是怎样以党的历史来教育群众的？这也是代表团所关心的问题。       

据我们所知，古共至今没有出版过1959年以后古巴党的历史。古共中央赠送我们的名为《古巴共产党》的英文小册子，只是一个对古共的简略介绍。       

6月12日，我们访问了古巴历史研究所。在党的组织结构上，古巴历史研究所隶属于古共中央意识形态部。但实际上研究所是个级别相当高的单位。所长伊斯基尔多曾任古巴军队上校。所内汇集了一批在古共党内颇有资历的干部。       

伊斯基尔多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古巴历史全集，全书分为5卷。目前已出版3卷，即从1492年古巴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到1940年新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第四卷即1941年至1958年卷已经成书，正在出版中。但是，从1959年至今天的历史，即古巴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的历史，研究所还在“准备”编写中。伊斯基尔多说，之所以是“准备”编写，是因为这段历史还未结束。       

所谓一段历史没有“结束”，我们体会是指“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还未最终完结。虽然，古共领导人对外宣传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但古巴显然还没有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而古巴历史研究所的编著计划，是撰写一部古巴通史。因此自然要考虑“特殊阶段”结束这样一个历史分段。       

不过，伊斯基尔多透露，古巴历史研究所正在编写一本1925年至2005年古巴共产党史。这部史书应该就是古共党史。众所周知，古巴共产党的前身是1961年由“7·26运动”、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才改称古巴共产党。在这三个组织中，人民社会党原名古巴共产党，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型政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是以学生、工人为主，代表中间阶级力量的政党。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在性质上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卡斯特罗在国内推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运动。1975年古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显然，这样一种复杂的组织渊源和历史关系，使古共历史的撰写变得复杂起来。       

巴尔德斯在同代表团的交谈中说，古巴党虽没有写出一部党史，但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是成熟的。他说，我们自始至终都行进在同一条革命的河流中。但跨入河的地点不一样。一个革命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任务。1868年时是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同时要废除奴隶制制度。随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反抗美国扶植的新殖民统治。这是在同一个革命中，又进行了另一个革命，即革命中的革命。这个革命中的革命，以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为标志而宣布结束。1959年之后，我们制定了土改法。这个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1960年实现国有化的变革。1962年进行了第二次土改。这是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它扩大了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合作，在城市里则确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革命中的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       

关于古巴何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伊斯基尔多的回答十分明确：即1961年4月15日。当时，美国雇佣军袭击了古巴三个机场和圣地亚哥市（即猪湾事件），造成了大量古巴人的伤亡。第二天，卡斯特罗在哥伦希广场宣读了一篇悼词，其中说：我们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此为标志，古巴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对此，巴尔德斯作了一些内涵性的诠释：即古巴社会主义是以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在城市实行国有制度为实质内容的。因为，土地国有的过程，就是剥夺外国势力如美国殖民者的土地所有权。例如，古巴最美丽的海滨巴拉德罗半岛，原来即为美国杜邦家族所拥有。它在土地国有的过程中被收回。仅从这一点看，就可以体会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所具有的民族独立性质。此外，国民的经济计划性也被古共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经济困难的“特殊阶段”，古共曾作出允许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存在发展的决策，但目前在政策上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使其无限发展。这同古巴处于美国强大影响和包围的国际环境以及古共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有关。       

古共国际部部长雷米雷斯在同代表团会面时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向我们青年一代宣传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因为敌对势力正顽强地争取我们的青年一代。不论是世界史、国家史，还是人民史，都是好的教材。不光在古巴，在其他国家，情形一样。这里面有一个今后的路向何处走的问题。而要确定以后的道路，很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过去。我们的革命首次使我们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古巴革命，很难想象美国不会并吞古巴。我们古巴是19世纪拉美地区最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独立战争历史最长。很多人因此牺牲了生命。没有反殖斗争，古巴不可能取得独立。这个历史必须要使年轻人懂得。雷米雷斯的话，再次让我们感到，古巴党对革命以及革命中蕴含的民族独立精神，有着强烈的尊重和自豪。他们相信，作为精神遗产，这种革命和独立的历史，是凝聚包括青年一代的古巴人民的动力，是保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源泉。       

伊斯基尔多也谈到：古巴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团结”。独立战争中因为领导人之间不团结，不仅使战争遭受挫折，也引来美国的干涉。正是马蒂主张团结，才使革命得到发展。卡斯特罗的重大功绩是实现古巴的团结。他团结了古巴各种利益和各种派别的人。因为这些人都希望实现独立，所以革命取得成功。这种团结目前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伊斯基尔多强调，维护古巴的团结，历史学家负有责任。       

古共这些高级干部关于历史学和党史学功能的看法，值得我们鉴借。他们不是简单地为学问而研究学问；他们也不是把历史和党史看作死的、一堆毫无生气的东西。他们强调历史和党史为古巴党当前的战略目标服务，也把它看作是凝聚人民精神和斗争意志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历史和党史研究，发挥了更为强大的育人作用。我们自己同样有用历史和党的传统来教育年轻一代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同样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本质。目前成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人，是否认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计。

访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位于哈瓦那郊外的海明威小屋。它正在修缮，被各种装修材料封闭着。不过，这个被海明威戏作“守望农庄”的庭院，依然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风貌。园中热带植物龙吟细细、凤尾森森，西班牙风格的望楼矗立其中，十分宁静和优雅。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海明威在此长住了15年。他于1952年创作出《老人与海》，礼赞生命、讴歌人与自然的抗争。这多少使我对哈瓦那、对古巴有了更多一层感慨：古巴是个美丽而富有斗争传统的国度。它的人民值得敬佩。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他们发挥出巨大的独立与奋斗精神，一步一印地走出艰难，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地举了起来。古巴人民这种爱国热忱、独立意志和革命坚强，几乎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须知，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有时并不简单地由“贫”和“富”来决定；精神的富有，在特定历史阶段显得更为重要。       

一百多年前，何塞·马蒂写过一首名为《枷锁与星辰》的诗篇。结尾时，他这样吟道：

“给我枷锁吧！

哦，我的母亲！

我把它踩在脚下；

让那闪闪发光又带来牺牲的星星，

在我的额前更加光芒四射。”

可能，不屈的古巴人始终把自己当作天际上的星星，他们同加勒比海的波涛一起，搏击、闪亮，以致永恒。

（《百年潮》2005年 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