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残酷，看中美关系不可浪漫无度_风闻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杨光斌】

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揭开了中国舆论场的真实生态。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冒进”的对外政策让美国感到害怕，贸易战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性政策。如果真是这样，中国采取低调的对外政策就应该可以避免中美贸易战乃至其他方面更严重的冲突，中国似乎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中美之间永远相安无事。

一厢情愿莫过如此，浪漫主义如此无度。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大国之间的国际间政治，不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事关“国际体系”的大历史。对美国人来说，正如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直言，“国际体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体系呢？

第一，经过30年宗教战争打出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过去欧洲人都是地区认同或宗教认同，此后便是民族国家认同，因此，这个体系首先是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疆界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一般人认识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就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这是因为，西欧民族国家一经诞生，便开始了海外扩张进程，贸易和战争是欧洲国家成长的两条腿，这样到1900年，全世界基本上都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先是英国（1700-1900），然后是美国（二战之后）。

在建立帝国主义性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过程中，出现过几个波次的挑战。先是法国的拿破仑战争，接着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挑战英国霸权。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属于一个文明类型的挑战，即都属于基督教文明一脉的西方文明，因此法国和德国的挑战属于争夺“领导权”，并非旨在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三次挑战则是来自有着东正教背景的又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东正教和基督教同源，后来分家，也算是兄弟文明关系吧，但是共产主义则是美国式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性理想，因此，这次挑战不但是要改变“领导权”，还要改变帝国主义体系的性质。

苏联失败被一些美国人狂呼“历史终结了”，即美国式政治制度是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而且美国再也没有敌人了。对此，作为美国右翼白人保守势力代表的亨廷顿立刻站出来，指出还有“文明的冲突”呢。对于亨廷顿而言，仅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历史（不到500年）而言，历史是终结了；但是，现存的世界秩序并非无本之木，目前的也不是永恒的。回望世界大历史，500年前（公元1000-150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2000年来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

公元1000-1500年的500年里，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在几个世纪内，基督教文明和临近的伊斯兰文明之间进行了十几次的“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也发生过严重冲突。从过去联系到当下，即19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亨廷顿认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就将发生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果不其然，刚进入新世纪，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

虽然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但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不具有根本性，因为没有“核心国家”的伊斯兰文明很难撼动西方主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谁有可能撼动这一体系呢？

亨廷顿把目光投向早在2000年前就在东亚秩序中居支配地位的中国文明（他称为“儒教文明”）。在1997年给《文明的冲突》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这样写道，“如果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规模。亨廷顿援引1994年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其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做出反应。

在《文明的冲突》发表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不但保持着政治稳定和连续性高速经济增长，还早就走出了亚洲，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很快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会对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人构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接受“太平洋足够宽广”之说，因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

中国多次声明不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但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考虑到来自一个超大规模的异质性文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就有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只不过“9·11”暂时性地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中国则很好地把握了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在美国，出于对“接触中改变”中国政治战略的失望，以及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民粹主义”），美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对华态度大变，试图以“遏制战略”代替对中国的“接触战略”。

理解了“国际体系”的大历史，就知道那种认为中美贸易战源于中国“冒进”的政策的看法是多么浪漫主义。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是，对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国民性危机”，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右翼白人依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因此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只要威胁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盎格鲁-萨克森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要“遏制”。想想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那斯拉夫大使馆吧，那时两国可处于“蜜月期”，1997年江泽民主席是10年来第一次访美的中国国家元首，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但是美国依然对中国发动了事实性战争行为。

对于“白人优越论者”而言，除非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除非中国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国，除非中国和过去一样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否则，中国的发展必然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中美之间必然存在“文明的冲突”。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法理解李慎之先生说美国人是“优势下的恐惧”。中美关系是一场事关世界秩序的大棋局，国内切不可自欺欺人，更不可以浪漫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