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二）_风闻

第7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7)

波兰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他的“新思维”和他对东欧国家政策的变化，开始对波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逐步缓和。波兰为了同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容忍了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西方国家访波代表团，在正式日程外还特地安排会见瓦文萨，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对派人士出席使馆的招待会，和向被害神父墓献花圈。这三项活动几乎成为西方来访者的必修功课，成为西方国家压波兰当局向团结工会让步的新方式。波兰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87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回到波兰访问，再次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并为团结工会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机会。利用教皇即将来访的时机，瓦文萨在华沙邀请新闻、经济、法律、文化各界代表数十人聚会，发表声明要求独立和民主，同时希望教皇访问能够“推动解决波兰最困难的问题”。波兰教会的主教团也一再呼吁通过“对话”克服社会危机。访问期间，教皇所到之处，聚集的群众高呼“团结”、“团结”的口号，向教皇致敬，向当局示威。这次访问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政治反对派更活跃了”。历史学家的评估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社会的希望”。

显然，在朝野两大势力僵持期间，局势虽然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团结工会的思潮和影响远未肃清，蛰伏的政治反对派仍在伺机而动。他们因得到西方的公然支助而有恃无恐。

徐：但此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却走了一着险棋。

刘：对。此时的执政当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对派的影响。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确实走了一着险棋。这招险棋就是全民公决。事实证明，这招棋走错了。

1987年年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口号。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意和显示改革政策的公开性，并把党的主张变成全民的意志，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就改革的速度和深度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当局试图借鉴1946年全民公决的经验，却忽视了今昔社会情绪的变化。规定了公决的高门槛，赞成票必须超过有权投票人的半数，而不是实际投票人的半数。1987年11月20日举行公决。由于团结工会号召“抵制公决”，结果这次公决出乎意料地失败了。酝酿半年之久的关于价格体制的“根本改革”和“一步到位”的设想立即夭折。这是执政当局的“一次失误”。

这次公决的失败，为波兰军管后局势的相对稳定时期画上了句号。

徐：在军管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波兰的经济形势如何，是否有好转和发展？

刘：取消军管后，雅鲁泽尔斯基说过“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认为这一论断就包括他对波兰经济形势的认识。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军管及其后数年，波兰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仍然存在着三个老大难问题。

[8]第8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8)

首先，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经济大倒退。1983年后虽然开始逐渐走出低谷，但回升速度极其缓慢，到1988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只接近危机前1978年的99.3%。其次，长期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局面始终扭转不过来。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物价连年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7年通膨率为26%，1988年上升到60%。再次，是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压得波兰喘不过气来。从1971年到1987年，波兰总共借入自由外汇债务475亿美元，同一时期归还债务本息506亿美元，债务余额仍有392亿美元。1981年底，由于西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波兰不能借入新债，但负债额却因利息转为本金和美元贬值而年年增加，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债务要以每年33亿美元的速度自行增多。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经济酷似一位久病卧床的患者，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但偿还外债本息正像是抽掉病人身上的血液一样。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尚未理顺的民心，1987年底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行的经济改革陷入了前进有险阻，后退无出路的困境。

徐：1987年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取向如何？既然是后退无出路，又怎样去克服前进中的险阻呢？在这之后波兰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

刘：毫无疑问，公决的失利促使波兰统一工人党进一步反思军管以来的成败得失。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尚未立即发生变化，仍决心冒着风险推行“第二阶段改革”，只是把“一步到位”改为“三年到位”，并于1988年2月出台了所谓的新的价格改革方案。

此次提价是实行“战时状态”以来的第七次提价。社会的最初反应并不强烈，但未过多久，在四五月之交和八九月之交，接连爆发了两次工潮。

这两次工潮一开始就暴露出鲜明的政治色彩，罢工工人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工会多元化，恢复团结工会，释放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其中“团结工会合法化”成为一切要求的核心。这两次工潮，打破了军管以来持续七年之久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打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阶段改革的部署，并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改革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朝野两大势力僵持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两次工潮，又恰恰发生在1989年议会大选之前，因此，第一，如何应对工潮的挑战，第二，如何应对即将举行的议会大选，便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不把如何处理同团结工会和政治反对派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政治生活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寻找出路。波兰形势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变化，始于党内；党内，始于中央。

从1988年6月的七中全会到1989年1月的十中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对团结工会的看法和态度，并在组织领导上做了与之相适应的人事安排。

[9]第9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9)

徐：半年左右的时间开了四次中央全会，这是很特别的。请您讲讲波兰统一工人党这四次中央全会的情况。

刘：好。1988年6月13日至14日波党举行七中全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希望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因此，“同现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是合理的”。为了贯彻新的主张，七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做了一次大手术，它涉及政治局和书记处十位成员的升降和调动，其中拉科夫斯基的东山再起十分引人注目。人们认为，拉科夫斯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主张的出谋划策人。七中全会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在此期间，在波兰的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建设性的反对派”。据《人民论坛报》解释，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是“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或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他们同时又赞成社会主义”。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同，还有一种“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是“具有反制度倾向的反对派”，他们“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其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一词相联系，“纳入论”和“放弃说”也应运而生。就是说，对待建设性的反对派，执政党的政策是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为此目的，执政党将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1988年8月27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强调必须转变态度和走和解之路。他说，“我们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去解决。……在波兰的历史上，兄弟之间相互争斗的现象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并肩站在一起。现在大概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雅鲁泽尔斯基指出，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只有一条界限是不可越逾的，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八中全会发展了七中全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不排除瓦文萨参加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并授权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会晤，商谈有关圆桌会议的筹备事宜。显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把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徐：八中全会说“不排除”瓦文萨，可瓦文萨本人同意参加圆桌会议吗？

刘：早在八中全会前夕，当局曾请教会人士作为中间人同瓦文萨接触，试探瓦文萨对举行圆桌会议的看法和条件。瓦文萨的最初反应是，第一，准备开始进行无条件的，不限题目的会谈；第二，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第三，要求团结工会合法化，并认为这是今后一切政治行动的关键问题。

[10]第10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0)

徐：为什么瓦文萨要提出教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这一问题？

刘：我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朝野两大势力的对抗，这只是对波兰政局的简明的概括。实际上在这两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第三势力，这就是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他表面上标榜不参与政治，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实际上则偏袒和支持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后，波兰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即在明山修道院举行集会并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必须放弃威吓和武力，必须把对话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基础”，要求政府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所以，瓦文萨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实际上就是给团结工会这方力量增加砝码。

徐：据了解，当时波党内部在团结工会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对派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无一致的认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观点分歧和对立日益显著。有关团结工会能否合法化问题，一时间成为党内上上下下争论的焦点和社会瞩目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全会上是怎样统一思想的？

刘：自七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就努力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但收效甚微。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又分两阶段举行十中会议，采取强硬的手法压制不同的意见。

十中全会前夕，波兰政治生活中发生三件大事，显示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攻守态势的进一步的变化。第一件事，1988年9月，更换政府总理。新任命的总理拉科夫斯基是党内著名的自由派。他主张吸收反对派人士入阁，组成联合政府，但遭到反对派的拒绝。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专门在政府中为反对派留下了包括副总理在内的四个职务。前任总理的提前“辞职”和新任总理邀请反对派一道组阁之被拒绝，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转入退守的标志。

第二件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后，基什查克同瓦文萨围绕着圆桌会议的筹备问题举行了四次会晤，但始终不能确定圆桌会议开会日期，双方谈判搁浅。其真正原因，与其说是团结工会方面提出过高的要价，莫如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对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意见分歧和对立。

第三件事。恰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开会前两天，瓦文萨宣布，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有128名知识分子、专家和工会领导人参加的公民委员会。西方评论说，“这是波兰的‘影子内阁’，它使当局乱了手脚”。在公民委员会成立会议上，瓦文萨表示，除非当局愿意正式承认团结工会，否则不同政府会谈。

徐：团结工会真是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据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上的开幕词，是一篇情绪激动的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进行自我辩护的讲话。

刘：是这样的。1988年12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正是在外有团结工会重兵压境，内有党内意见分歧的险恶情况下，拉开了帷幕。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致开幕词，他情绪激动地说：“有人说，党投降了，正在同敌人谈判，搞机会主义，缺乏原则性。也有人指责说，党妨碍改革的进展，抱着过时的公式和教条，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我在这里明确地表示，我们绝不拿制度的原则去换取取消派的无聊的‘饰物’。我们将坚决摈弃一切过时的东西，继续进行改革，……我们将铲除斯大林主义残余。促进民族和解的事业，目前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折阶段。……有人指责我‘实施战时状态’，也有人说我‘倡议召开圆桌会议’，我最近在议会说过，如果1981年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些年不搞革新的话，那么在今天就不会有意义深远的求实的对话。在危急情况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来拯救国家（指战时状态）和今天通过谋求和解来巩固国家（指圆桌会议），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的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的、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党内，甚至不限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有人在指责雅鲁泽尔斯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这种指责，同时承认“党内出现了反常的危险的矛盾”，举行十中全会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11]第11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1)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奥热霍夫斯基代表政治局在十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的改革——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报告，阐述了政治局提交给十中全会的有关党的改革问题提纲的核心思想。奥热霍夫斯基宣布，为了大胆寻求促进改革的途径和形式，“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除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目标和波兰国家利益的基本目标之外，其他任何东西今天都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触动的”。这就是改革的界限。从政治局的提纲和奥热霍夫斯基的报告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思想脉络：为了寻找社会主义在现代的理想形式及其实施途径和手段，波兰决心走改革之路，决心扩大民族和解面，同教会和反对派谋求“历史性的大妥协”。

十中全会的第一阶段会议决定，在组织问题上再做一次大手术，前总理梅斯内尔等九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离开了中央领导机构。

十中全会第一阶段会议一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各省市组织立即举行总结会议，讨论政治局关于党的改革问题的提纲。雅鲁泽尔斯基等人分头深入地方，参加会议，解答问题，目的是说服全党按十中全会的思想统一行动。

1989年1月16日，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开始。

奥热霍夫斯基作了《关于就政治局提纲进行协商情况》的报告。他说，有近50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5万多党外人士参加协商讨论。在一些问题上，广大党员干部的看法接近一致，而在关键问题上，即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大家看法分歧，“人们普遍表示担心”。尽管如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结论仍然是，“解决工会多元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奥热霍夫斯基报告之前，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讲了话，他用恳切的词句呼吁“妥协”与“和解”。希望团结工会“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强调“和解，不应理解为谁输谁赢，和解是一个机会，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大家都应珍惜这个机会”。

徐：雅鲁泽尔斯基是这样说的，可中央委员们是否也是这样想的呢？坚持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这一提法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

刘：事实表明，会场内的中央委员们对这个“大好的机会”确实各有各的理解，一场围绕着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而进行的空前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十中全会原定的议事日程也被打乱了。到了17日下午，会议非但不能准时结束，反而改为秘密进行。针对讨论中明显出现的两派对立和僵持，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了“信任投票”的做法，声明要辞去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拉科夫斯基总理、基什查克内务部长、西维茨基国防部长声援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辞去党政职务。面对这种辞职威胁，中央委员会中压倒多数的人在秘密会议上向雅鲁泽尔斯基投了信任票。

[12]第12节：访谈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2)

突如其来的信任投票，避免了一场党内领导危机，使十中全会炽烈气氛冷却下来，持续17个小时的争论到18日凌晨3时才告一段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在全会上得以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完成了从1988年6月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

十中全会的第一项决议，勾画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继续改革以及党进行自身改革的蓝图。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坚决清除斯大林主义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残余；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衡；发展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三党联盟，扩大民族和解，建立广泛的赞成改革的联盟；并将有意识地放弃以党代政的做法，为承认宪法并在宪法范围内从事活动的反对派提供议会席位。决议还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将改进党内的工作机制和形式，将把全党公决、选举和竞争、横向联系等机制引进党内生活。

十中全会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为禁止七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打破了圆桌会议筹备工作的僵局，扫清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尽管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雅鲁泽尔斯基等四人投了信任票，但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中央委员仍然大有人在，据透露，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员对此项决议投了反对票。

徐：可否说十中全会的决议之所以得到通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采取了压服方法的结果？党内外和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刘：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这样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未能做到说服全党，而是把政策的调整变化强加给全党。这种情况从合法的工会——全波工协，和非法的工会——团结工会的不同反应中就可以看到。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前者反对，后者欢迎，态度对立，泾渭分明。

1989年1月26日，全波工协在华沙召开理事会，对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公开表示不满。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中全会置工协于既成事实面前，工协对这项决定引起的后果将不承担责任。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说他自己好像“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现在人家对我说，你可以走开了”。工协的干部说，“我们受骗了”。显然，十中全会的决议不仅使全波工协主席苗多维奇本人，而且使全波工协的许多基层骨干产生了一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落感。

与全波工协相反，七年来一直处于非法地位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团结工会，对十中全会的立场表示满意和欢迎，并开出了自己的要价。瓦文萨高兴地表示要利用机会，他对记者说，“对方伸出了手，我们也应伸出手来回答。我们注定要达成谅解。和睦能促进建设，不和则导致破坏。我们必须仍然是自由和自治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如果这一切是可能的话，那么妥协当然也是可能的”。“政治多元化现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我们希望1989年的波兰人将更聪明，将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