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问题背后：中国崛起的新挑战_风闻

人类的生活方式是随着技术演进不断变化的。

政治的运作方式同样不能例外，那些能够制造动荡的力量，随着技术演进，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角色。

古典政治时代

在古典政治时代，由于民众受教育水准极为有限，政治讯息的传播仅仅能够局限于极少数士大夫或者贵族，再加上交通不便和人口分散，使得民众的政治能量极为松散，难以抗拒有组织的政府力量和军队。

因此，在古典政治时期，真正能够对政府形成威胁、并制造大规模动荡的政治力量，只可能源于因机缘汇聚成群的流民和因宗教勾连起来的信徒，历朝历代的社会大动荡皆不能免于此。

秦末秩序崩溃即源于流民组成的戍卒；汉末大崩溃的黄巾起义则是太平道宗教的效果；西晋五胡乱华本质上是五胡部落组成的抱团流民作乱的的结果；东晋的灭亡则源于孙恩的五斗米教肆虐东南；北魏时期引发社会大崩溃源于六镇流民起义；隋末社会崩溃离不开逃避重税劳役的百姓汇聚成的大规模流民；唐朝根基的瓦解同样是因为大规模的流民；北宋方腊、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则是白莲教的结果；元朝的红巾军源于治理黄河民工聚集下的宗教起义；明朝灭亡则是饥饿百姓汇聚后不断从流民变成流贼的结果；清朝时期最大的四场起义都是宗教勾连的结果：白莲教起义、拜上帝教起义、陕甘回乱、大理回民起义。

“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末，工部尚书成遵警告试图调集民工治理黄河水患的元相脱脱

传统媒体政治时代

到了18世纪晚期，随着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有产阶层的大量涌现，使得民众有心力关心并参与政治。而在此基础上媒体的出现（1785年，《泰晤士报》诞生），使得民众的注意力很容易在媒体的带动下集中起来，形成难以想象的政治力量。

法国大革命时期，彻底摧毁王权威严的“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又称十月游行），就是媒体煽动的结果（拉法耶特侯爵恭请法国王室向民众屈服）。

在1789年10曰，如果没有《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的不断煽动和《人民之友》报（L’Ami du Peuple）接连不断挑动仇恨的报道，很难想象当时的巴黎妇女会聚集起来，并羞辱曾赐予自己民主的国王。

上海媒体《苏报》连载的邹容作品《革命军》，是反清急先锋，鼓动知识分子和士官军人的反满情绪，某种意义上酝酿了辛亥革命。

同样，随着媒体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媒体人的政治能量也水涨船高。当政治动荡来临时，暴乱初期的政治领袖往往来源于知名媒体人。

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吉伦特领袖布里索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他是备受欢迎的《法兰西爱国者》报的主笔和创刊人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克·R·埃贝尔之所以能够成为雅各宾派的政治领袖（Jacques René Hébert），是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激进派报纸《杜薛斯涅神甫报》主笔记者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领导人德穆兰之所以能够上位，不离开他作为记者在激进派报纸《杜薛斯涅神甫报》奠定的声望

马克思曾经是激进报纸《莱茵报》的主编

俄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人列宁（右）和托洛茨基（左），包括早期温和派领导人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都曾是《火星报》的记者和编辑。

俄国革命的其他重要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布哈林、莫洛托夫等人，之所以能够在革命队伍中脱颖而出，离不开早期《真理报》的编辑工作

德国十一月革命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是《红旗报》（Die Rote Fahne）主笔

法西斯运动鼻祖——墨索里尼曾是《意大利人民》（Il Popolo d’Italia）主笔

不过，随着传统媒体政治价值被不断发现、新闻审查制度的完善、以及媒体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传统媒体不再是社会动荡的源泉，反而逐渐成为政治精英统御民众的手段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且其威力丝毫不逊于军队。

“新时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将不是军队的刺刀和大炮，而是传单和报纸。“——阿道夫希特勒

通过戈培尔控制的媒体，希特勒成功地塑造了良好的政治形象，并建立了个人崇拜。

在苏联早期的政治斗争中，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离不开他与掌控宣传的布哈林的结盟。就像托洛茨基自己所说的那样**“我首先是在报纸上失去威望，然后才在政治上失去胜利。”**

在针对赫鲁晓夫（右二）的一成一败的两次政变阴谋中，《真理报》主管者苏斯洛夫（右一）的态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在互联网媒体完善之前，垄断舆论的传统媒体之政治作用是相当关键的，而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秩序，也随着政治精英对传统媒体的掌控而变得相对稳定的。

​自媒体政治时代

不过，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壮大和完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这意味着传统媒体时代政治秩序的稳定被严重削弱——这一现象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初步显现出端倪，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愈来愈明显。

首先，自媒体的病毒式勾连扩散能力和随身随时的推送功能、以及相比于传统媒体极度低廉的通讯成本**。使得民众的自我政治组织能力大大增强：**

以往需要大量印刷、价格昂贵的海报效果，现在只需要点击一下”群发“即可实现；以往需要组织繁琐的游行才能产生的群众政治压力，现在只需要点一下赞或者输入几句评论即可。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民众自身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力量。

重庆江北的红旗河沟，出租车司机围堵滴滴竞争对手。这表明，以往只有军队、警察才能完成的任务，随着通讯技术变革带来的民众自我组织能力提高，已经被部分普通的民间团体所能做到

其次，自媒体急剧降低了宣传成本，这使得新政党成型壮大的门槛大大降低。

历史上，对于新政党来说，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往往不是竞争对手的打压，而是缺乏宣传渠道和经费。

列宁常常发愁于俄国各地的党员们举行一次集会和宣讲，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斯大林年轻时刻则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为远在芬兰的列宁筹措宣传所用的经费；希特勒在纳粹党的早期大部分时间恍惚于街头张贴传单和拉拢资金。这是因为，没有宣传的渠道和资金，就无法吸引新人，更无法扩大影响。高额的宣传成本和有限的宣传渠道，则使得新政党的发展壮大堡垒重重，往往消散于无形。

然而，自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只需要一个facebook账号，便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只需要一个兴趣小组，便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畅谈自身所得。宣传和交流的成本急剧降低，使得政党成立和壮大的门槛也迅速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党迅速超越老牌大党，也就不再是痴人说梦了。

新近成立的”五星运动“已经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党，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五星运动”党魁贝佩·格里洛)

新成立的时代力量，迅速超越老牌大党亲民党和台联，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德国另类备选党，成立于2013年，现已迅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

最后，自媒体的出现，破除了传统媒体下主流政治圈的舆论垄断机制。

这一方面使得娱乐明星、社会名人等深具社会影响力者，能够通过自媒体轻易地实现政治变现；另一方面则使那些敢于言行出位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可以迅速吸引眼球，并形成社会影响力，从而成功上位——这将使得边缘化、极端化的意识形态犹如脱缰野马，无人能制。

娱乐明星何韵诗，凭借明星身份和敢言，迅速成为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

特朗普凭借名人光环和敢言，迅速成为美国政坛的主导人物之一

特朗普依靠facebook宣传自己

这些也意味着未来的政治家可能将更多地来源于自媒体名人，而非传统的专业政务官。同时，极端意识形态受到的限制大大减少，也预示着政治极化程度的加深——就像我们在欧洲、美国、港台政坛所看到的那样。

总结

实际上，自媒体出现大大增强民众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传统政治精英通过传统媒体影响政治的能力。

**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必然会使得传统上稳定的政治结构面临解体甚至重塑的危机。**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诞生一批政治新贵，直到时代构建出适应新技术的政治新规则，并实现政治新秩序的稳定——就像18世纪末报纸刚刚出现时，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新技术固然会带来很多欣喜，但也同样会带来很多考验。而自媒体的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不但是对世界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崛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