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_风闻

柏林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作、修改和统稿,并撰写出版多部著作。为多部文献纪录影片总撰稿。）

1989年11月9日晚10时，听到柏林墙即将开放消息的东柏林民众，涌向位于伯恩霍尔莫大街（BORNHOLMER STRASSE）的边防检查站。鼎沸的人声形成巨大压力，迫使守卫检查站的边防警察，在没有接到正式命令之前，就移开了检查站的路障。

后来，1989年11月9日这一天的晚10时，被西方世界称为“历史性”的时刻。

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构建，到1989年11月9日最终开放，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零3个月。正如中国人爱说的一句话：廿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28年里，不仅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柏林墙两侧触发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对抗事件，而且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随着时间的递进发生着深刻变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世界显得更加潮流纵横：首先，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一点一滴地发生并很快席卷全球。它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无可争议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面貌，同时也冲击着人们旧有的认知方式；其次，从六十年代初起变得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冷战对峙，一度使欧洲面临核对抗。西方政治家鼓吹的所谓东西方“缓和”，并没有真的发生，它反而刺激了一轮甚于一轮的军备竞赛。再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激烈争论，让以往亲密无间的国家关系荡然无存。曾经从易北河直到远东的一大片“红色”，被一条条深刻的裂隙隔离开来。最后，经过许许多多复杂的政治经济转换，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最终为挫折所激励、由落后而奋起，勇敢提出了对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行改革的新命题。可以说，28年改变着人，改变着物，也改变着人和物赖以承载的社会。岁月前行中，柏林墙明显变老了，脆弱了。它简陋的钢筋水泥结构，很难再抗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但是，柏林墙毕竟存在了28年。没有人怀疑，风风雨雨中它镌刻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走向和最终命运。

建墙的远因，要追溯到二战结束和盟军对德国的占领。1945年4月，苏联红军和美军会师易北河。这标志着纳粹德国终于被正义力量所打败。与此同时，苏军占领了柏林。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战败后，将由美、苏、英、法四国共同实行分区军事管制。“大柏林地区也将由四个国家分别占领”。1945年6月5日，四个战胜国发表《柏林宣言》，确定了对德国的占领及管理体制。至此，四国占领德国的格局被固定下来。但是，四大国对德国领土的占领，并不是均分的。其中，美国和苏联各占大约107，000平方公里，英国占97，000平方公里，法国为40，000平方公里。而在柏林，苏联和西方三大国合起来大约各占一半。由于苏占区包括了德国东部的五个州，这样，柏林实际上成为苏占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尽管它的地位仍然是由四个占领国军事当局共同控制。

在柏林墙建立以前，东西柏林之间是通行的。在民主德国方面，除国家公务人员以外，老幼妇孺可以在柏林城内自由过往（需要简单的办理凭证手续）。但因为由苏军控制的东西德分界线禁止一般人通行，因此，东部德国人要想不经合法途径到西部去，就大多先从东柏林跑到西柏林，然后再通过陆上或天空通道转到西部德国。

1947年1月，美英法宣布，三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为一。这样，德国实际上就被分割为两个部分。一是苏联占领区，一是西方三国占领区。这之后，东西双方经过一系列政治、外交乃至军事的纵横捭阖，其中包括币值改革、柏林封锁等重大事件，直至1949年9月21日和10月7日，先后建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此为历史分界线，东西德国不再是领土的分割概念，而演变为两个德国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也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军事背景，柏林墙才能被设想和建立起来。

我们的故事就从柏林墙建立的那天开始讲起。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凌晨时分，已经周密部署的民主德国特种部队和安全人员，迅速有效地在东西柏林和西柏林与民主德国之间，布起了一道铁丝网屏障。同时，穿越东西柏林的地铁线路也被截断，地铁车站被封锁。这是一个规模颇为浩大、组织必须严密的秘密行动。而它的代号却有些浪漫：玫瑰。

柏林墙一共长155公里。它先是用铁丝网围起，之后被钢筋水泥墙所代替。据说，开始用于建立隔离线的铁丝网，是从中国进口的。

柏林墙高3.6米，是用一块块钢筋水泥预制板拼接而成。这些预制板每块宽1.2米，下部带一个长2.1米长的横托，就象每块预制板底下都长了一只“脚”，使它稳稳地站立在地面上。每块水泥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在墙的顶端，顺方向嵌入一个挨一个的水泥圆管，目的是防止人的攀爬。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水泥墙，它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最外层也就是同西柏林面对的，是这道钢筋水泥墙。在墙后依次纵深布置有壕沟、巡逻线、照明区、观察塔（共302个）、防坦克路障、带警示灯的栅栏和隔离墙，总宽度应该有30-50米以上。墙建立起来以后，民主德国正式命名它为“反法西斯壁垒”（THE ANTI-FASCIST BARRIER）。

柏林墙在柏林市的东南方向蜿蜒穿过市区，然后延伸至它的北部，再回头依次包围西柏林的法占区、英占区和美占区。这样，西柏林就成了由一道防守严密的围墙包裹起来的西方飞地。柏林墙穿过市中心区的部分最为复杂，因为它要越过城中美丽的施普雷河，经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建筑，在德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勃兰登堡门前隔出分界。在有的地方，大楼临街的一面就是界边，楼下便道可能就是西柏林的领土。为此，整座大楼的住户和机构不得不被迁出，临街的窗户也被封死。西方因此有人称，柏林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一道墙把一个大都市和一个国家分离开的尝试”。

那么，民主德国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一夜之间把东西柏林彻底隔开呢？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最重大事件和冷战中最著名的标志之一，柏林墙的建造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动机呢？显然，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毫无疑问，建墙的直接动机是阻止大量东部德国人逃往西方，而背后隐伏着的，则是东部德国和西部德国、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死较量。

自二战结束起，东部苏联占领区的德国人，就开始流向西部。这其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战争被带到东部；有的是为家人团聚；也有的则是“向往”英美资本主义的自由。但从两个德国建立、德国的民族统一变得越来越遥远渺茫时，东部德国人逃往西部的动机，大多出于经济的或曰所谓生活水平的差距。有研究者断言，在逃往西部的东德人里，有95%是出于生活水准的考虑，只有5%的人是所谓投奔民主和自由。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前，共有270万东部德国人逃往西部（一说350万）。这些去往西部的人，大多是青壮年和受过教育的。他们希望到西德过上好日子。

如果以1945年6月《柏林宣言》发表起算，东部德国的总人口为1664.1万。即使计入以后的人口增长，在16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跑掉了，而且跑掉的都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承担者，这对民主德国政府和共产党说来，无论如何不是小问题。如何阻止这个移民潮，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屏障了。以后有人说，如果SED（德国统一社会主义党）和民德政府当时采用比较缓和的措施，比如加强过境检查等，而不采取建墙的办法，可能会造成小得多的矛盾和影响。但这种事后假设虽有道理，却象书生论兵，好听而不济事。面对汹涌的外逃浪潮，SED中央甚至华沙条约国和赫鲁晓夫本人，如不采取措施果断封闭边境，几乎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说SED和民德政府在建立柏林墙之前，没有意识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解决人口外流的釜底抽薪之策，那也显得思维简单。自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以来，共产党和政府先后实施了“两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等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当时，由于严重的战争创伤，共产党和政府号召人民优先发展国家强大最需要的机器制造、钢铁、电力、煤炭等工业门类。为此，共产党提出了社会性动员口号：“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

德国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东德工人阶级也有很高的觉悟。他们为增加生产，曾发动苏联三十年代那样的斯达汉诺夫生产竞赛运动，实现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根据统计材料，民主德国在1957年曾经创造了工业生产8%的高增长率。1958年的上半年，这个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2%。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民主德国始终是经济发展最快和基础最稳固的国家。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民主德国面对西方，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橱窗”。

然而，民主德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生活消费品的供应不足。多年的战火不仅消耗了德国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而且使生产设施几乎完全被毁。战争结束后，不仅在东部德国，实际整个德国都是民生凋敝。人们无衣以御寒，无食以果腹。当时，东、西德都不得不实行基本生活品的配给制度。

而在这时，有两件事情对东、西部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从1947年开始，美国宣布实行“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它将大量资金和物资注入到西欧，当然也包括西部德国。二是苏联要求的100亿美元战争赔款，因西方盟国的抵制，绝大部分只能从东部德国获取。苏军在东部占领区拆运大量机器设备运回苏联，使原本已经百孔千疮的东部生产设施，遭到更大的损害。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著名照相机蔡斯·依康工厂，也是在这时作为赔偿而被运到苏联的。

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德共和苏联军事管制当局曾努力寻找措施，以稳定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供应。例如1947年10月9日由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234号命令，就采用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做法，对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如冶金、机械、煤炭和电力部门的工人，实行保障性的食品供应。民主德国成立后，政府继续千方百计地扩大供给，解决民生问题。如提供低价配给的生活必需品，并同时设立高价非配给商店，以扩大供应，回笼货币，打击黑市。一度，西部德国人大量跑到东部，在非配给商店购买物品，再回到西部倒卖。

经过努力，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于1958年5月宣布取消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7月，德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进步计划，名为“主要经济任务”（MAIN ECONOMIC TASK），宣布到1961至1962年在人均食品和最重要的工业消费品方面超过西德。

事实上，“主要经济任务”的提出，也反映了正在出现、并不断扩大的东西德国之间的生活差距。在西方强大的经济援助支持下，西德通过货币改革，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很快得到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西德工业生产指数从83增长到146（以1936年为100）。1952年，西德首次赢得外贸顺差，同时，社会失业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社会消费品方面，西德早于1950年就宣布取消了配给制。在生活必需品如肉、蛋、奶、黄油、奶酪、蔬菜等供应方面，完全取消了限制。同时，代表社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冰箱、电烤炉、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也普遍进入家庭生活。此外，西部德国的人均住房条件也远远超过了东部。五十年代中期，西德开始有了自选商店。人们的购物方式从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无疑，在这片不足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行“两国两制”的共居（德国领土面积比我国云南省小近4万平方公里），要使“两制”间的人们不存在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西部的生活状况通过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甚至走亲戚等渠道，为东部民众所知悉。当年的孩子们如今还可以回忆起，他们经常看到西部来的亲戚们拿出诱人食欲的食品，听他们说家里又添置了什么新“玩意”。在孩子的眼里，西部的玩具都是先进和色彩鲜艳的。

毋庸讳言，东部的生活水平要相差很多。1958年以前，民主德国不仅生活必需品要靠配给，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人民所需的鞋、纺织品和基本服装的供应也存在困难。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摩托车和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则远未普及。1958年以后，人们生活因取消配给而得到很大改善，但标志社会生活富足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例如居民购买电视，仍要经过很多层次的批准和长时间的等待。有时，这些消费品的质量也不稳定。比如当时有人抱怨，从商店买的奶酪吃起来像肥皂。

应该承认，在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些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理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SED以“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作为社会动员的口号，而西部德国却对社会发誓：“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两个口号表露出的动机和理念，正好针锋相对。同东方落后国家不同，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已经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西方盛行“福特主义”。所谓“福特主义”，即通过标准化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工资，来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的高消费。其原理是，标准化生产使单一产品成本最小化；而高工资则维持了社会的高需求。这种源自美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三十年代也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织曾派人到美国了解“福特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到过美国的人，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先进装配线所打动，同时，他们也对美国工人的高消费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福特主义”在德国工人或其他劳动阶级中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社会生活标准，是无可质疑的。

“勒紧裤腰带”与增加工业生产，或曰国民经济中消费品积累和基本建设积累之间的矛盾，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困惑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对“勒紧裤腰带”的反映也差别甚大。有的国家在党的号召下可以比较长时期地坚持“紧勒”下去，有的则对“勒”和“紧”反应强烈。那些自认为可以凭能力改善生活的东部德国人，比如青年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对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生活方式难以接受。他们希图改变生活状况，于是就想方设法越过边界，到西方寻求富足。

后来，SED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承认，当初提出“主要经济任务”这一经济发展计划，是建立在联邦德国经济将很快停滞的设想上的。他说，但在事实上，情况并没有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生。民主德国在提出这个重大的发展计划后，仍不断地面对来自西德的政治经济压力。西德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德国人都看到了的。这构成了十年间多达200万民主德国人离开我们共和国跑到西方去的“主要原因”。乌布利希第一书记1961年1月对赫鲁晓夫说的这些话，至今听起来仍让我们感慨万分！

还有一件事情对大量东德人口逃往西方起了推动作用，这就是民主德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骤。本来，自1953年东柏林发生群众骚乱后，SED党和民德政府有意放慢了集体化脚步。但从1958年初开始，农业集体化步骤突然加快。到1960年1月，东德农业集体化率已经从1958年以前的25.2%达到45.1%；而从1960年1月初到当年5月底，农业集体化率一下蹿升至83.6%。无庸说，急剧的集体化措施违背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的意愿（尽管德国农民有合作化传统），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引起了社会的震荡。它的副作用立刻便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显现出来：城市的肉、蛋、奶制品、蔬菜、水果等供应立刻发生紧张。而这刚好给已经取消了居民消费品配给制并正努力增加供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带来极大压力。

多年之后，许多SED党的高级干部抱怨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互会”，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除了苏联在这个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以外，其他国家之间也没有能很好地“经济互助”。据说，正当民主德国政府为居民蔬菜供应短缺而万分窘迫时，西德报纸却刊登了西部市场西红柿供大于求从而大幅降价的消息。原来，由于出口价格的原因，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将大量西红柿出口西德，以赚取西德马克，而拒绝就近卖给民主德国。当然，此事一经披露，引起了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极大不快。

有人把民主德国比喻为“三明治”，意为它是夹在东西方两个强大力量中间的“香肠”。尽管这个比喻并不十分贴切，但它还是多少反映了某种冷战现实。为了同资本主义的西方对抗，民主德国不仅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而且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武装准备和军事构筑纳入华沙条约国的整体战略之中。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民主德国显然比任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抵前接近冷战最前线。1952年7月召开的SED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德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提出建立民主德国国防军。这两项决定意味着，SED党所规定的“反法西斯和巩固民主秩序”时期宣告结束，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将成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政治军事力量。“新阶段”的直接任务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这显然是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带有强迫性质。其标准是没收超过20公顷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土地，同时没收那些没有按时纳税和交纳应交产品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并将其纳入合作组织。剥夺剥夺者，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但什么时间剥夺和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剥夺，则需因地制宜。经济基础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自己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不能罔顾现实条件硬性实施强力手段，付出社会稳定的大代价。同样，建立国防军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非常必要。但从社会稳定机制讲，建立国防军显然应兼顾社会经济能力，考虑其巨大的财物力支出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无疑，只为对抗资本主义而不计代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可是，鉴于民主德国“三明治”式的战略状态，它的确很难完全地自主决定什么。

1958年深秋，一个爆炸性的事件最终导致了柏林墙的建立。当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要求西方各占领国必须于六个月之内同苏联进行谈判，达成对德和约和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协议。否则，苏联将把管理全柏林包括控制从西德前往西柏林通道的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后来，人们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冠名为对西方的“最后通牒”；而由此引发的事件被称为“柏林危机”。

“柏林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大量东部德国人的西逃。人们认为，如果在六个月内，苏联与西方盟国达不成（完全有可能达不成）协议，民主德国接管了城市全部控制权力，那么，人们可能就再没有机会跑到西方去了。根据统计材料，1959年，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数是143，917人；到196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9，188人。而从1961年1月到7月，大约每月都有超过10万人跑到西德。到了8月，即在柏林墙建立前的两星期里，共有47，000人逃过了东德边界。难以否认，这股巨大的几乎每日每刻都在发生的“逃亡潮”，对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政治合法性和人心士气，都构成了极大冲击。不想出对策已经不行了。

在赫鲁晓夫“最后通牒”没有得到西方回应和民主德国人口继续大量外流的严重情况下，赫鲁晓夫终于同意了SED党中央关于建立柏林墙的请求。8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批准了建墙决定。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安全部门也准备好了共485吨带铁蒺藜的铁丝网。8月13日一清早，一道震惊了柏林人也震惊了世界的隔离墙，出现在柏林街头。

在这之后许久，人们还在不断思考和争论：柏林墙的建立，到底象征了社会主义的坚强还是表现了它的软弱？这道墙说到底是保护了社会主义还是损坏了它？

当然，1989年11月柏林墙的最后倒塌，被普遍看作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象征。它还被人们当作冷战结束的标志。连远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老布什总统图书馆里，都被空运去一块柏林墙的残骸，以示馆主人在这场剧变中获得的荣耀。但所有这些，都是柏林墙建立28年以后的事情。它们不足以说明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

那么，当时人的感受和决心应由什么来说明呢？

如果以下这句话的可靠性能被确认，那么，它应该是最能表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的真实看法的。1958年8月，当苏联得知大量东德知识分子出逃西德时，赫鲁晓夫据传曾对SED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看来“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We can not compete with capitalism with open borders）。

不管是随口而出还是出于深思熟虑，赫鲁晓夫的这句话都颇值玩味。在某种程度上，它道出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感到的压力、窘迫、被动甚至危机。这些感觉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如果没有任何屏障地、面对面地、自由地较量，社会主义似乎总处下风，至少，要赢得主动非常困难。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民主德国刚好处在同资本主义竞争的最前沿。它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才能摆脱被动？

但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8月讲出这样的话，又让人感到诧异。

1958年8月是什么日子？那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发动“跃进”，以赶超资本主义的轰轰烈烈的时代。此前一年，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成功。这个成就不仅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而且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大为恐慌。毛泽东当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高兴地说，你美国也把个山药蛋抛到天上去试试看！赫鲁晓夫当时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在钢铁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生产指标上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则提出在1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民主德国不仅取消实行了十几年的配给制，而且宣布要在1961年或1962年全面赶超西德。

然而，即使有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赫鲁晓夫的话和民主德国大量人口外逃的事实，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不管赫鲁晓夫还是乌布利希，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要超过和战胜资本主义，决不是凭喊口号可以做到的。你必须拿出比对面资本主义还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准，才能吸引人民，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否则，你只能永远被动。可以说，在批准建立柏林墙的那一刻，他们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薄弱和短处，也觉察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力。

于是，一道绵延155公里的柏林墙被建立起来。当时SED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确设想，用这道墙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分隔开。在墙的这一边，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暂时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说，这个设想在当时的确有道理也可行，那么从长远看，它仍然还是一个被动性的选择。因为，人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为什么建墙的是我们而不是西部？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主动拆掉这道墙？可是，直到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已在被撼动的一刻，SED党总书记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柏林墙还将存在！历史迈进了28年，柏林墙也已建造了28年，可社会主义始终没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还寄希望于墙再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悲哀。表面上，柏林墙把西柏林孤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着被动并把社会主义自己封闭起来！

应该承认，柏林墙建立后，隔离功能立刻发生了效力，东德人西逃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从1961年8月至1980年，成功出走西德的民主德国人只有17.7万，这就是说，在20年里外逃者的总和，还不足柏林墙建立之前两个月的人数。

同时，研究也表明，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年内，是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SED党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种努力也使民主德国始终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首位。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SED党在柏林墙建立之后甚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当时，乌布利希第一书记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不能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乌布利希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SED党中央还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制定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要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德国有名的NEW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新经济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宁愿承担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始终实行对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高额补贴和非常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据说，柏林墙那一边的西德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民心，也曾学习和仿效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

然而，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有的改革尝试一样，民主德国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诸实现。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这里不做详论。需要指出的则是，柏林墙的封闭作用（当然更多的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虽然缓和了由大量人员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机，但也隔绝了某种时代前进的信息。很多原SED党的领导干部反思说，当时党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时机，牢牢把握已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科学技术新潮流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成功发展自己。结果，同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实证明，柏林墙的确封闭了社会主义本应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先进性。

几乎从一开始，柏林墙就被西方攻击为罪恶的象征。以墙边的遇难者为说辞，它被冠以各种邪恶和非道义的名称。在所有这些诟病中，以1987年7月美国总统里根的勃兰登堡门演说最煽情。里根当时面对激动的人群说了这样两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按指勃兰登堡门），请撕开这道墙！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把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推进到新高度。他更关注的自然是苏联自身的变化，而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则不断放出“空气”：你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而自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和不久之后“团结工会”应声而起，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已的时代，已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在不断出现的政治风潮中，匈牙利于1989年签署了联合国难民议定书。这件事触发了自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来东欧各国广泛存在的“难民”出走潮。民主德国自不能免。大量东德人又开始取道匈牙利、捷克和波兰逃往西德。至1989年10月，总共已有3万人分别从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出走到西部。人口外逃引起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次成为民主德国的政治症结。

作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之一员的民主德国，在左邻右舍相继发生政治剧变的影响下，左支右绌，风雨飘摇。而在11月9日柏林墙开放之前，戈尔巴乔夫早就私下对西方记者说，看来，德国的统一，已不可避免。说这话时，戈已然放弃了再去保卫民主德国的意愿。比起他的前辈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显然更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就这样，民主德国，一个曾经有过辉煌但也屡经严重挑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今天，柏林城还留下六处柏林墙的遗迹。这是“胜利者”有意留下的。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被带到这些遗迹前接受“教育”。跨过这些遗址，人们还能依稀辨认东西柏林的不同风格。西面的建筑自由挥洒，东面的建筑整齐划一。而它们的存在，留给后人一个不尽的思索：凭一道封闭的围墙，能最终保护自己，战胜对手吗？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