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港独”真的“证据不足”？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 大公网”

“香港民族党”和该党召集人陈浩天不断鼓吹“香港独立”，而且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有论者说，不允许“民族党”注册成合法社团或公司就可以了，毋须控告陈浩天“煽动罪”，因为现在没有太多人响应其煽动，所以证据不足。

陈浩天

“证据不足论”实际造成的效果是，陈浩天不必起诉，戴耀廷也不必起诉，黎智英及组织训练街头暴力行为的郑宇硕更不必起诉，因为香港并未曾出现“港独”；要形成“港独”的效果，才能说明证据充足。

这种论调，其实是废除了《刑事罪行条例》第9、10条“煽动罪”的武功，放任“港独”势力继续扩大其声势和影响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阶段推动“港独”，将化整为零的“港独”势力结集起来，最后发起总攻击，这样再也没有办法起诉煽动分裂国家的“港独”分子了。

“证据不足”是逃避责任借口

为陈浩天说项的人不乏官场中人，他们感到现在政治压力巨大，于是四出游说建制派支持其“证据不足论”，以便自己退居幕后逃避责任。

香港市民很清楚地看到，2014年非法“占中”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瘫痪特区政府，实行长期围困，幻想最终达至废除《基本法》，让香港“变天”。

当时背后势力也是采取了分阶段切割办法，首先在2012年占据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发起“反国教”运动，迫使政府放弃推行国民教育。下一步，他们就策动非法“占中”，藉争取所谓的“真普选”，企图瘫痪特区政府运作，实现他们的“港独”目标。

戴耀廷

“占中”的搞手、煽动者就是戴耀廷，他在金钟大台宣布提前启动“占中”。整个非法“占中”过程，由筹备、宣传、煽动他人参与，媒体都有相关报道，可说是证据充分。

“占中”期间，警员不时受到滋事分子挑衅，甚至被人淋泼不明液体，相关施袭者已认罪服刑，为什么警方至今仍未起诉身为煽动者的“占中三丑”？是因为证据太多，需要时间整理？“占中”已经发生四年了，起诉行动有如泥牛入海，“占中三丑”仍旧逍遥法外，这说明不是证据不足，而是有人“雪拥蓝关马不前”。

有人说，由于没有太多人响应陈浩天的“港独”行动，因此是“证据不足”，即是可以毋须提出起诉了。其实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疑犯只需发表过煽动的言行，就可以控告“煽动罪”，并非只有煽动使用暴力方可治罪。

虽然《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煽动意图”的第1款第f项规定“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可以治罪，这仅仅是其中的一条，“煽动意图”的第1款还包含了第a、b、c、d、e、g项，也可以起诉“煽动罪”。这些条文并没有要求有“煽惑暴力”的行动，才算罪名成立。

只需要讲过“要拿起武器来，对付中国政府和特区政府”，已经形成了“煽动罪”名。陈浩天也说过要“拿起武器，捍卫香港”之类的话，拿起武器就是“煽惑暴力”。即使陈浩天否认，也逃脱不了“煽惑暴力”的反证。

再举一个例，威吓性的言论，即使没有发生暴力行为，也一样可以控告意图危害公安或者伤害他人身体或者恐吓罪名，而不必等候有社会人士真正受到了恐吓要发生的行动，才可以起诉。陈浩天的多次发言，的确有企图分裂国家，而且给香港公众造成了不安和惶恐，这已经足够提出起诉。

譬如一名警员发现疑似窃匪的可疑人士进入一个私人住宅，警员基于防止犯罪发生，可在没有法庭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该单位拘捕疑犯。这说明了法律的条文，针对犯罪案件可能将会发生，事先可以进行预防性的执法行动。这正是普通法法律预防犯罪发生的必然逻辑。

言论有煽动性就可起诉

法律的制定，包括授权执法人员可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煽动罪”只要证明嫌疑犯讲过煽动性的语言，就可以进行起诉，而不必等候他真正煽动出现了暴力效果，这就是预防性的法律的真正的作用。

所谓“证据不足论”，其实是鱼目混珠，把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私货当成了真正的香港法律，吓唬香港各界市民。

彭定康

彭定康在回归前六个月，针对中央政府赋予特区政府自行订立《基本法》第23条的宪制责任，企图越俎代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由港英政府提出并通过《1996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其中对“煽动罪”增加“只有煽动暴力、扰乱公共秩序或引起公众骚乱的，才能治罪”的条文。且把原来的《刑事罪行条例》第19条第1款的a、b、c、d、e、g项全数取消。

该条文列明“《1996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第1（2）条规定：“本条例自保安司以宪报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实施。”由于中方的坚决反对，“煽动罪”新修订并无刊宪，可以说是没有完成立法程序。彭定康亦清楚知道，所有回归前抢闸通过的香港法律，在回归后均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程序，如果人大常委会认为违反《基本法》，有关条例立即作废。

所以彭定康突然缩沙，并没将新诊订的“煽动罪”刊宪，所谓的“要有煽动暴力，或者引起暴动的”才算煽动的法律，亦无疾而终。现在还有人一本正经找出废除的法律为佐证，实在是对法律的无知。

1997年2月23日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26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对香港原有法律进行了审议，并没有废除“煽动罪”，港英时期的“煽动罪”自然可以过渡到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依然有效的法律。

“煽动罪”对犯罪手段是否使用暴力，对犯罪后果是否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或引起公众骚乱，并没有要求提出证据必须证明后果才可以入罪。当时还有其他旁证，例如《刑事罪行条例》第3条的“叛逆性质的罪行”、第7条的“煽惑离叛”罪、《警队条例》的“煽惑离叛”罪、《警队条例》第62条的“导致警队产生离叛情绪”罪等，也不需要证明有暴力，只要证明言论有煽动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