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需要科学化_风闻

【作者 汪涛 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现为析易船舶总经理】

历史学的测量基础

任何一个领域的科学方法都是有共性的，首要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测量获得被研究对象的精确信息，即测量基础问题。在这方面，传统的历史学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就是历史考古和发掘等工作。历史学的测量基础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可还原为物理学的方法。常见的有碳14测年法、铀铅测年法、铀系测年法、树木年轮测年法，另外还有考古地磁、地层沉积磁性、热释光等测年方法。另外质谱仪、显微镜、X光镜等通用的化学仪测量工具也都可用于对历史考古资料进行测量。通过卫星、飞机、热气球、无人机等进行遥感考古，DNA考古等都对考古技术带来巨大影响。GIS（地理信息系统）、4G网络等技术也对考古信息化和效率提升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很多考古资料的获取，的确是按照一定的历史理论有意识选择目标区域进行搜索的结果，但也有很多是意外之喜。即使按一定理论的有目的考古行为，也未必一定有收获。由于考古等历史学测量基础不是实验方法，它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偶然性，甚至是有很大运气成分。有很多是城市建设施工、挖矿、种地时深翻土地、搞水利工程等过程中意外挖出来的。例如成都金沙遗址就是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意外挖出。

促使南非古人类学家R.达特教授提出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南方古猿头盖骨化石，是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石灰岩矿施工过程中挖出来的。但肯尼亚著名古人类学家利基发掘出的大量古人类化石一般都是根据理论“有意为之”。有些发现是在有意无意之间，2009年，业余文保爱好者袁成兵在青碓遗址听专家讲解时，学会并记住了如何辨别“夹炭红衣陶”。

2011年4月，原种满茶树的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马报桥村大路邵自然村的荷花山一带正计划种植中草药，当推土机刚翻出新土时，袁成兵辨认出了“夹炭红衣陶”。他马上打电话给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黄又致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2011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的蒋乐平开始主持发掘荷花山遗址，一个9000年前人类最早期的稻作遗址就此系统地出土面世。

2013年9月13到15日，“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考古界权威专家确认了这一发现。类似的事例在考古界并不鲜见。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龙游县寺后村的吴正章将珍藏了40年的石镞，通过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捐献给了龙游县博物馆，由此发现青碓遗址。袁成兵就是由此接触了新石器的文物知识。文物普查就是充分利用业余人员极大增加发现考古文物资料机遇的重要方法。

最先发掘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家往往拥有了解释相应历史的优先权，因为即使对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科学的测量记录，很可能不在记录范围的发掘过程、周边泥土、其他环境等数据也会成为影响相应历史解释的证据。这些数据不可避免地全都存在于最初发掘者的头脑中，其他人难免信息不完整。

做这方面工作的属于职业的历史学者。大量自然科学领域则情况与此稍有不同，例如，在物理学领域，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并没有去从事实验和测量工作，而从事实验和测量工作的物理学家也未必就按自己的实验结果去建立相应的理论，两者有一定程度的分离，虽然也有很多物理学家是理论与实验都擅长的，如居里夫人等。 

历史学的科学理论与认识误差来源

历史科学的另一个方面是根据以上测量数据尽可能恢复出历史原貌（尽管不可能完全恢复），这个结果常被称为关于这个历史对象的“理论”，不过严格说不能算“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只是解释单一历史对象的，依然属于测量基础意义上的数据恢复。

真正科学的理论应当是根据多个恢复的历史原貌，形成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可以应用于所有历史对象，甚至预测未来发展的、描述一般历史变化的理论。当然，最科学的做法是形成数学化的严格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显然远远弱于其测量基础。这种薄弱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历史作用或功过的价值判断。

2.目的与过程的一致性。

3.历史名称对象的高度变化与理论阐述简明性的矛盾。

4.“就史论史”与理论普遍性要求的矛盾。 

历史作用或功过的价值判断

在这方面历史是最容易引起各种争议的，特别是很多情况下现实的人们往往是“借古喻今”，将现实中不便于表达的话，通过讨论历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一来难免就会对历史进行相当大程度的“包装”，以符合其所要体现的并非针对历史，而只是针对现实的某种观念。甚至在古人记载历史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这种借历史记载影射当年的现实而进行的“包装”问题，从而使其本身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但这些历史记载又不可避免地是我们今天研究当年历史的最重要证据。对历史的作用判断和评价就更是容易受个人喜好、以历史为借口的其他目的等影响。

微信公众号“历史袁老师”（该号“功能介绍”就是这么说的：“抹黑正史，愉悦小伙伴”）2014年12月30日有一篇文章《骗局！中国历史根本不存在“元朝”》，该文以元代和清代是外族统治，所以否认中国历史包含元朝和清朝。在我的中学同学群中，熊艺问北大历史学罗新教授此文观点对错，罗教授说：“观点无所谓对错，专业与业余的区别不是观点本身，而是论证观点的过程。”我说道：“历史从来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身体都一样，只是衣服和包装不同。只有事实存在对错，观点和包装不存在对错。如果作者能通过考古发掘出证据说根本就不存在元朝，那就真牛了。

一块铁板，有人说这块铁板很伟大、有人说它很普通，还有人说它不正经……，其实铁板的重量，尺寸等属性完全一样，这都是实在搞不出新的学术成果了，可以简单写文章的路径。 一本书，你愿意把它放到书架上，它就在书架上；你喜欢把它放抽屉里，它就在抽屉里。书本身都一样，但就可以变成‘书架上的书’与‘抽屉里的书’之争了。可以讨论的不是放书架上对不对，而是后果影响是什么。放在书架上容易找，但又容易落灰；放在抽屉里不容易落灰，但想要的时候可能找不着。

认为元清的历史属于中国，这有助于中国的统一；认为元清的历史不属于中国，这有助于让中国分裂。不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有些过多地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今天的领土问题，以及民族的统一问题。但是像美国和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就不是太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历史上大多时候能打得赢领土就是自己的，打不赢领土就不是自己的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可能自己过多地承担了责任，有些本来是军队该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老想自己来解决。

如果以为靠历史学家动动嘴就能多得些领土，另外一些人就会以为他们动动嘴就能让中国少得些领土；如果以为历史学家动动嘴就能让中国各民族更加团结，另外一些人就会以为他们动动嘴就能让中国更加分裂。”过多地让历史研究直接承载当下的责任，不仅解决不好，反而会使历史研究本身受到过多干扰。

经济学博士李晓鹏先生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记载历史的多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东林党人”，而皇上周围还有两个很庞大的群体，通过嫔妃形成的外戚集团和为皇帝服务形成的宦官集团。

十年寒窗才换来一个官位的东林党人，往往对仅仅靠伺候皇上吃喝拉撒和玩便获得宠信的宦官心理难以平衡，但写史书的工作全是由这些东林党人承担的，因此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对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就是可以理解到的事情。李博士因此通过研究明史（因为史料较多可以较容易相互佐证）写下《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系列历史研究著作，以图澄清历史记载中因以上因素而导致的偏差。这一工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博士生导师、明史研究权威毛佩琦教授相当程度的认同，其有一个重要原因耐人寻味：“李博士作为非体制中人，说话可以更为方便。”

另一个影响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考证不同地区的历史时，容易产生抬升自己国家民族和文明地位，轻视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地位的问题（参见《实验测量与科学》第十六章“情感误差”）。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其《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力图证明地理等因素决定了西方在近代必然在科学和工业文明上领先世界。

李约瑟被认为是高度认同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英国学者，但他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依然是站在英国角度看问题的。很多中国历史学者不明白这个因素，单纯地就直接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的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当中国河南省舞阳贾湖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龟甲等器物上契刻的符号，至少有21个，经碳14检测，年代距今为7762年（+-128年），一些中国学者热情地倾向于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年代“距今8600年——7800年，它比殷墟甲骨文早5000多年，甚至比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字还要早3000多年”，但一些西方学者不太赞同，甚至严词抨击。

当然，一些较保守的中国学者对此也持保留态度，大多称他们为“贾湖刻符”，还不确认这就是文字。很难认定的关键原因是这些刻符都是单个出现在相应器物上，没有多字成文地出现。当然，这样的刻符被认为是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有重大价值却是较为公认的。

如果有多个刻符有序地同时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并且被解读成功，那它被看作文字就没有任何争议了。其实，它不是严格的文字，同时却又是可以确认的远古人类有目的刻上的刻符，不是更为有力地说明它是中国文字产生的原始形态和源头吗？

贾湖刻符

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最初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个观念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清代数学家梅文鼎就说整个几何学就是勾股术。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

提出这种观点部分出发点是好的，想解决中国人的排外和自卑心理，但事实上它是封闭心理的另一种反映。现在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否定西方文明史中的很多基本观点，甚至认为古希腊文明是编造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伪造的等等。

这些观点显然离谱，并且以这种方式减轻接受科学文明的难度，打击西方文明以抬升中华文化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的确对科学文明的发展起到过巨大作用，但科学内容本身与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内容显然极少关联。

仅仅以一些对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技术性困难的怀疑就做出结论，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如以羊皮纸很贵，纸草很难保存，就认为出身贫寒的荷马写出七百万单词的《荷马史诗》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文献因竹简技术问题不得不采用字数极省的文言文体，进而认为亚里士多德竟写出数以百万字计算的著作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最初以口传的史诗记载历史是很多民族的共同特点，中国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最初也是口口相传，并没有记载到纸上，至今能找到有书面记载的只有40万行。这部史诗比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110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20万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要用诗的方式？就是容易记。

中国少数民族还有另外两大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20万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10万行）。这些最初靠世代口传的史诗规模都不亚于《荷马史诗》。古代的史诗达到这种规模根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到了有纸张的时代才被记录下来，怎么会在技术上有任何问题呢？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今天互联网时代这么多的信息，靠演唱这些史诗吃饭的艺人从小到大整天整年地都在背这些诗。

已辞世的《格萨尔王》说唱老人桑珠生前曾创造了一项纪录，他说唱的每部故事平均50个小时，个人累计录音超过2000小时，内容基本涵盖了《格萨尔王传》的故事全貌。这就是说如果桑珠每天唱5到6个小时，把整个史诗全唱完要一年多时间，这些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内容全在这些史诗说唱艺人的脑子里存着。与此相比，总计区区不到3万行，700万字的《荷马史诗》被创作出来有什么不可克服的技术困难可言？

相传荷马是盲人诗人，这显然表明他不可能把史诗写在羊皮纸上。别说那么久远的事情，就在几十年前中国“文革”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很多小姑娘都可以把样板戏里的台词和唱词大段大段地完整背下来。即使到了今天，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很多人还能把其中最有名的比如《沙家浜》里“军民鱼水情”“智斗”等唱段完整不漏地唱完。

荷马史诗中著名的特洛伊城

这些史诗本身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些史诗本身主要是艺术作品，甚至是神话，它们只是多少会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风貌和历史。例如《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但其大背景的确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

历史学家们能获得的早期历史资料奇缺，只能借用这些艺术作品当史料进行当时社会历史的还原，当然精确性会差很多。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当时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就否定三国的历史存在一样。对此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发掘其他史实来补充和修正。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科学是那些有闲暇的人从事的事情，科学之所以起源于古埃及，就是因为那里的僧侣阶层特许有闲暇。什么叫有闲暇？就是财务已经自由了。亚里士多德属于逍遥学派，财务不自由能逍遥吗？羊皮纸的确比较贵，也只是相对的贵，不是贵到只有贵族能用的程度。

但如果只是贵的话，对有钱人也就不是问题。如果有钱也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从技术上解决了。中国的甲骨文和竹简，本质上是属于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技术，要半天才能刻一个字，就算找仆人刻字，几本书就占一辆车、一间房，体积太大又太重了，就算再有钱当然也要惜字如金。中国成语“学富五车”就是因竹简体积太大而来的。

下面是对几种主要的古代信息记载工具技术指标的简单比较。看完这个技术比较，人们就会明白那些“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们对历史研究是何等地想当然的了。

 表1 几种主要的古代信息记载工具的技术指标比较

由表1简单比较分析可见，竹简除了在材料成本和存储时间两项上有可取之处外，在其他方面都远远不如羊皮纸和纸草，尤其存储速度、存储密度（含体积密度与重量密度，重量密度差距更大）两项与其他技术差距巨大。而羊皮纸和纸草除材料成本一项外，其他方面都非常接近中国纸。因此，中国纸的确有全面的综合技术优势，但相比羊皮纸和纸草主要解决的是材料成本和传播成本问题。在存储速度一项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存储密度差距（尤其与纸草相比）也不是太大。在存储时间一项上甚至还略低于羊皮纸。羊皮纸、纸草是第三代信息技术，竹简则是第二代信息技术，差了一个大的技术时代，这是刻画记录方式与书写记录方式的根本差别。中国纸是在第三代的书写信息技术上的变革。

作者本人是从事了几十年IT行业的专业人员，对以上历史进行专业信息技术角度的分析比较工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问题并不是以上持“西学中源”观念的学者对基本的科学常识和历史知识无知，而是这些观念是典型的“社会系统误差”作用下的产物。

一些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人类进化的多起源说，认为中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金力教授最初也是兴高采烈地以为，采用最新的分子遗传技术可以给中国是人类起源地的学说提供最坚实的证据，但最后的实际测量结果却是意外发现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遗传基因样品都显示中国人全部来自非洲。

科学的测量证据是最有价值的，金力教授尽管未能实现最初意愿，却因此在分子遗传学古人类研究方面获得有价值的成就。因此，问题也不在于人类认识必然存在社会系统误差，有些天然的本性人人都是类似的，区别只是在已经发现的科学测量数据面前的态度。

以上这些问题会在本书第十四章的“社会领域常见的五大主体误差”中做更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在这里只说明一点：“社会系统误差”与一般自然科学测量过程的系统误差相比既有一定特殊性，也完全符合测量的一般规律。社会系统误差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往往会是认识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常常会带来认识的系统误差。

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测量过程中其实也很常见，如测量仪器电源系统有可能会存在纹波干扰等。从动力的一面来说，这些社会因素有其合理性。如本章第一节所述的发现龙游青碓遗址和荷花山遗址的案例中，都有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的重要作用。黄国平是负责旅游的政府官员，怎么总是和考古发生关系呢？这其实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地方政府为寻求本地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可谓绞尽脑汁，能够找到有分量的考古遗迹，那将是本地发展旅游经济和招商的重要名片。

这个社会需求与考古科学本身当然是无直接关系的，但却对考古科学的发展有动力和支持资源意义上的重大价值，这对科学发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动力驱使而影响考古对象的科学认识内涵，无视对自身动力方向不利的科学证据，甚至公然造假，它又很可能会带来认识的社会系统误差。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直接否定对方，但的确需要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以修正这个潜在系统误差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