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这些中国人偷偷爱上了披头士_风闻

文：蹦迪班长

碰碰车大奖赛老司机

关于中国摇滚的起源，有一个神秘传说：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

林某某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某某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启蒙者。”

——这个传说的来源是《中国摇滚乐之父——林※※》，作者是朱大可，中国文化评论界知名的“大新闻制造者”。

这个大新闻一度震动了无数摇滚青年，因为它直接把“中国摇滚之父”这神一般的光环从崔健头上摘了下来，戴给了林某某。

但事实真相是，朱大可描述的劲爆画面，早已被崔健本人亲口粉碎。

2014年，崔健做客《锵锵三人行》时亲自做出回应：

“这个不着边际，你算算年龄差得太多了……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在空军学院我确实接触过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孩子，他弹吉他，仅此而已，但跟林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尽管崔健玩摇滚这事与林某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林某人是“摇滚青年”这件事的确是事实。其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里，提到他曾因为热爱摇滚而撂下一句狠话：

“……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既然林听过摇滚乐，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人。

所以问题来了：还有哪些人在60、70年代这样的特殊时代里听过摇滚乐？西方摇滚乐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些中国最早的“摇滚青年”有着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亲历者的叙述，看一看1960-1970年代中国的“摇滚秘事”。

1.60年代

《血色浪漫》里的“地下沙龙”

不知看过《血色浪漫》的朋友们是否还记得这个剧情：钟跃民领着兄弟们妹子们，在家中播放《六月船歌》，一边听一边用语言去描述音乐。

尽管电视剧并未明说，但这组画面会让爷爷辈的北京文艺青年们会心一笑：这不就是他们年轻时玩的“地下沙龙”吗。

在那个特殊年代，与官方意识形态稍有不一致的文艺活动，完全不可能公开进行，所以秘密的、小规模的地下文艺沙龙在北京文青中流行起来。

在1960年代的北京地下沙龙中，有两个最有名气：一个是由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人组建的“X诗社”（也被称为X集团、X小组），另一个是由张仃之子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

张郎郎（图中），中国最早的披头士歌迷之一；

左为其父张仃，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

右为其母陈布文，曾任周总理秘书

张郎郎曾说：《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

乍一听这句话挺夸张，但当我听张郎郎先生讲述他们当年听披头士的种种故事时，完全被震撼到了。

张郎郎第一次接触到披头士，是在1965年年底到1966年年初的某一天。

那天，张郎郎到北大找他的法国留学生朋友郭汉博（Boris Goiremeberg）。恰巧郭汉博在宿舍里用录音机放着歌，张郎郎因此听到了从未听过的“天外之音”，用他的话来说是“那声音，那节奏，直接劈开了我的天灵盖。”

张郎郎对郭汉博感叹，他从未听过这种歌，也不知道歌居然还能这么唱。郭汉博告诉他，这首歌来自遥远的英国，演唱这首歌的乐队叫The Beatles。

此后，郭汉博开始帮张郎郎转录录音带（当时还是大带子，不是我们熟悉的小磁带），前前后后转录了五六十首歌，没要过一分钱。这些歌包括披头士的四五张专辑，此外还有其它的西方流行乐，比如鲍勃·迪伦的反战歌曲《Blowin’ In The Wind 》（随风而去）。

张朗朗说，在当年听过的所有披头士歌曲里，他最喜欢的是《P.S.I love You》。

尽管张郎郎并不知道披头士的歌曲被称为“摇滚乐”，而且学法文的他也不能全部听懂，但他对披头士依然一见钟情，不仅听，还硬着头皮地模仿、跟唱。

后来张郎郎先生在美国买了许多披头士唱片，

图为他亲自展示给我的两张

成了披头士铁杆乐迷的张郎郎，并不满足于只听录音带，还在1966年拥有了披头士的唱片。

唱片的原主人是林中士，这人很有来头，父亲是马来亚领袖，母亲是位英国人，父亲的身份能让他来到中国，母亲又来自披头士的国度。

林中士对唱片的要价不菲，张郎郎觉得太贵，就给他画画，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来了唱片。

张郎郎对我说，“只有在录音和唱片中才能听到清晰的节奏和旋律，才能被感动、震撼。”那时虽然可以用收音机“偷听敌台”，但张郎郎他们主要是听新闻，因为音乐节目在短波中的音质很不好，听熟悉的古典音乐还凑合，听模糊不清的摇滚乐则完全无法接受。

我还问张郎郎先生，当时给特权阶层听的“内参音乐”是否会有披头士的歌，他说：“那时内部批判的西方音乐中没有披头士。‘当局’根本不认为披头士可以算音乐作品。”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披头士的歌曲可以进入中国，主要仰仗于外国友人的“搬运”。

张郎郎先生把披头士的录音带、唱片传到太阳纵队后，沙龙青年们也纷纷争听披头士，并留下了不少故事。

其中最狂热的故事来自沙龙成员韩增兴。一天晚上他抢先拿走迷你录音机，回家后把录音机放在自己的胸前，戴上耳机听了整整一夜。而他把录音机放在胸前的理由竟然是“我要让这音乐与我的灵魂共振！”

可见，在那个被革命歌曲统治的年代里，披头士这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不受语言限制，用自由的旋律唤醒了青年们的本能，那是源自于个体内心的热爱。

颐和园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你能想到60年代

这里曾飘荡过披头士的歌声吗？

一次，太阳纵队在颐和园聚会，在西堤后面的湖中划船时，他们把录音机放在船上播放披头士，于是“水中鱼儿望着他们，悄悄地听披头士愉快歌唱”。

这样的画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惬意美妙的，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禁忌之下的冒险。

组织地下沙龙、搞文艺创作、听西方音乐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样样都是“踩着高压线跳舞”，甚至会掉脑袋。

1968年，张郎郎遭受公开通缉，后被抓捕判刑，罪名有三：

“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

“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

“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而他听披头士等唱片、录音带的行为，被定性为“公开播放反动音乐”——

正是在颐和园，北京公安局的俞强声划船跟踪了太阳纵队，并给张郎郎记录下这个“罪行”。

1970年，张郎郎被打入死刑号，直到那场动乱结束后才出狱重获自由。在这期间，枪毙他的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总理说要留下活口，才死里逃生。

2.70年代

1970年，披头士解散，但他们的音乐继续在北京的文艺沙龙里流传。

1972年夏，北京铁道部宿舍诞生了另一个文化沙龙，组建者之一是霜子女士，而“根据地”就是她家里的客厅。

此时，太阳纵队已经解散，但沙龙中的成员，比如张郎郎的弟弟张寥寥，继续为听披头士而奋斗着。

随着那场运动愈演愈烈，外国留学生纷纷归国，此时的披头士唱片变得更为稀缺。有时，为了把借出去的唱片要回来，张寥寥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甚至去跟其他的干部子弟、社会青年打一架。

当年北京青年们的茬架导火索，

不仅仅有军大衣、大飒蜜，还有披头士

原太阳纵队成员张寥寥带着《在路上》这样的现代小说，带着披头士的黑胶唱片走进了铁道部宿舍沙龙。

据霜子回忆，张寥寥曾用吉他在沙龙里弹唱披头士的《Yesterday》《Yellow Submarine》等歌曲，而且弹吉他的水平相当不错。

张寥寥（左）与霜子（右）两位披头士乐迷

在70年代的合影

在张寥寥的影响之下，霜子女士也成了披头士的歌迷。此外，她还听到了张寥寥带来的猫王、Brother Four、ABBA、保罗·西蒙等其他西方现代流行乐。

这些音乐也曾在北京地下沙龙里流传

在霜子并未公开发表过的小说《黎明和他们 — “北京故事”》里，她细腻地描述了当年初次听到摇滚乐的感受：

“他们开始唱英文歌，不是那种意大利美声的唱法，而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摇滚乐：猫王、‘Beatles’、‘Brother Four’。林乐（小说中角色，原型为张寥寥-班长注）的嗓子沙哑、平实、有如耳语，但非常真实、自然、直捣人心。这是另一种文化，不那么富丽堂皇，不那么具舞台效果，但是却更加动人，因为这是生活的文化。”

披头士专辑《Rubber Soul》，发行于1965年

当我问起当年都听过哪些披头士唱片时，霜子的第一个答案是《Rubber Soul》，并准确地描述了唱片封面“墨绿色，有他们四个人的照片”。

整个70年代，张寥寥和霜子听过的披头士唱片多达十几张。在那个全民狂热地跳着忠字舞的年代里，他们却与世界青年同步，听着披头士，哼唱着《Hey Jude》，不被其他中国人所知。

披头士的歌声，仿佛来自异次元的信号，穿越重重铁幕，在中国的地下沙龙里激荡起自由的旋律。

恐怕那时的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们完全不会想到，遥远的中国居然会有他们的歌迷。

霜子女士在70年代的自画像

铁道部宿舍沙龙成员彭刚为霜子哥哥所作的画像，画于70年代

图为1988年，张寥寥（图中）在日本期间玩吉他,

他是作者所知中国最早用吉他弹唱披头士歌曲的人

​3.传承

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些意识形态上的层层禁锢，披头士四人或许还真有可能到中国开演唱会。

1968年，列侬在《Revolution 1》中写出过这样的歌词：“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可以看出，列侬同志对中国是相当关注的。

在1964、1966年，披头士还分别在香港与东京开了演唱会，如果有机会的话，顺道来趟北京真不是什么难事。

1964年6月9日，披头士来到香港，

距离北京2162公里

这应该是整个60年代里，

约翰·列侬他们离郎郎、寥寥

等北京歌迷们的最近距离

可惜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只能存在于《沿着瞭望塔》这样的虚构小说中了。

另外一个客观事实是，纵观整个60、70年代，披头士歌曲一直处在秘密传播的状态，在大多数的地下沙龙里并未成为主流。

而太阳纵队与铁道部宿舍沙龙的文艺青年们，他们进行的创作也都以绘画、诗歌、小说为主，并没有写过歌，更谈不上写摇滚歌曲了。

所以这些关于披头士的秘密往事，只能算是中国摇滚诞生前的“史前史”。

诗人食指

但这并不意味着老一代文艺青年与中国摇滚乐没有任何关系。太阳纵队的著名成员：诗人食指，在60年代写下的名作《相信未来》，就是说明他们对中国摇滚也有贡献的最佳案例：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2009年，汪峰发布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其中的《光明》就是直接向食指的《相信未来》进行致敬的作品。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李志曾在自己的演唱会里演绎了北岛的《回答》。

1979年，诗人芒克、北岛

在玉渊潭举行诗歌朗诵会，吉他很抢戏

在老一代文艺青年们谱写的许多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时代的挑战、对自我的坚持、对自由的呐喊、对真理的呼唤，带着一股决不妥协的力量，这种力量感召着80、90年代乃至现在的中国摇滚人，并被他们传承了下来。

张郎郎、张寥寥、霜子们与披头士之间的这些往事，虽然没有硝烟，没有炮火，但我们今天听来依然为之心跳。我想，这是因为披头士的音乐里有自由的呼唤，而追求自由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几十年过去了，曾笼罩在这些老一代文青生活中的铁幕早已轰然垮塌。曾经它看似坚不可摧，令人绝望，但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之下，它终将被碾压成历史碎片。

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的文艺青年也曾为披头士而斗争过，前苏联文化评论者甚至认为：“西方大坏蛋们花了数千万美元，建立了各种庞大的组织，想要颠覆苏联体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自由电台……而我相信这些愚蠢的冷战机构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披头士’的影响力。”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一书中，前苏联的一位披头士歌迷这样说道：

“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

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

看吧，也许仅仅是披头士的一首歌曲，就能让那些禁锢之墙出现一道裂痕，尽管裂痕很小，但却能让改变发生。

就像崔健唱的那样：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所以我坚信，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动力之源，绝不仅仅只有大人物们呼的风唤的雨，还有无数个普通人心底里，那不可阻挡的、对于自由的向往。

THE END

采访对象：

张郎郎先生，“太阳纵队”文艺沙龙组建者

霜子女士，铁道部宿舍文艺沙龙的组建者

涉及资料：《张宁自己写自己》，张宁；

《听披头士的时光》，张郎郎；

《中国摇滚乐之父林※※》，朱大可；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英)莱斯利·伍德海德

注：

此文初版曾发布于公众号：X博士，标题《谁在※※时听披头士？》，当时我的笔名为“枪总008”。

很长时间里，这是班长心中最有意义的作品，因此与蹦迪班的各位同学再次分享。此次发布有大幅度修改与补充，为避免其他公众号搬运，仍需标注原创，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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