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为何与康有为疏离_风闻

【翁思再  文史学者】

1898年翁同龢罢官后畏罪修改日记之说，动辄见诸学者笔下，但具体何处改、如何改，以前均语焉不详。所幸近年旅居美国的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先生将此日记手稿公之于世，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订后，终于将此事坐实，知其原因为与康有为切割。删改真相披露于中西书局新版《翁同龢日记》。

图｜上海中西书局2011版《翁同龢日记》第八卷书封

《翁同龢日记》中五处挖补修改痕迹均与康有为有关

孔祥吉先生认为翁同龢共挖补、修改五处，均与康有为、戊戌变法有关。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所记：“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这里“李莼客先生”五个字有挖补痕迹。李莼客即晚清官员、文史学家李慈铭，可是这位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的作者在1894年，也就是翁同龢日记此处所载的前一年就故世了。那么被“李莼客”所置换下来的人名是哪一个呢？原来是康有为。

康有为自编年谱同日记载：“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乃与论变法之事，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翁同龢挖补处以“李莼客”置换康有为，显然是想遮蔽或淡化与康的交往。

翁同龢日记中的挖补痕迹，原有“康有为”字样处挖补为“李莼客先生”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95年6月22日）翁同龢日记：“陈次亮炽求见，吾以国士遇之……南学诸生等……拒未见”这里“南学诸生等”五个字也有挖补痕迹，而“拒未见”三个小字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当时康有为等新政人士都是南方来的，翁同龢“拒未见”也是强调其对这些人的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即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日记：“传康有为到署，商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大端。狂甚”。孔祥吉认为这局促于一格的“狂甚”二字是后来补写的。按有记载表明通过此次谈话，翁同龢劝说康有为留在北京从事政治活动。

翁同龢晚年像

从激赏举荐到阻挠切割的转变

翁同龢最初对康有为是赞赏的，非但上门拜访、索要论著，还称赞说“盖策士也”，甚至向皇帝做过推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有所改变。在他1898年初与康有为谈话的三个月后，日记如此记载——

四月初七：“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翁同龢在此处把细节描写得如此清晰，可知他此时明确表示与康有为切割。他遵循先贤近君子远小人的训导，阻挠“居心叵测”的康有为同光绪接近。他还希望康有为这样的惹是生非者尽早离开京师，这也可以缓解自己因当年举荐而受到的政治压力。为此，他此时不惜顶撞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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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翁同龢对康有为改投不信任票？我们从上述对话里可知系因《孔子改制考》而起。原来康有为此书把孔子写成力主改革的圣人，把大同思想说成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他假托孔子的名义推行变法，被称为“托古改制”。然而康有为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考证东拉硬扯，牵强附会，很不严肃，于是不少人上书给光绪皇帝，指为悖论。如协办大学士孙家鼐说：“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这样必然导天下于乱。”因此，他请求皇上明降谕旨，将康有为书中有关“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的内容删除。

叙谭嗣同处，原称“杰出”，后改“杰傲”

康有为还有一本著作叫《新学伪经考》，他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这是故作惊人之语，冲击正统学术文化。该书充满了扭曲和穿凿附会，甚至不顾史实和论述的前后逻辑关系，力图动摇“恪守祖训”的观念。它和《孔子改制考》异曲同工，名为“考”而实为鼓动造反。

翁同龢书香传家，恪守儒学传统，岂能认同康有为这种灭绝千年文化经典之言？在他与光绪因康有为而发生争辩的两周之后（即四月廿三日，公历6月11日），他“退拟旨一道”，此即光绪“定国是诏”，总体方针是从教育入手：“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重点提出建京师大学堂，培养新式的人才等等。然而后来光绪又受康有为鼓动，居然在100天里连下七十几道诏书，大刀阔斧除旧布新，毫无可操作性。在此时期，翁同龢和康有为对宫廷纷争所持的态度也是不同的。翁同龢持“和为贵”理念，协调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关系，稳步推进改革。康有为则根据主观印象，人为地把朝廷分成“帝党”和“后党”，挑拨光绪和慈禧的关系，扩大裂痕；最后竟发展到阴谋政变，刺杀慈禧太后。由此可见，在“百日维新”之前翁同龢阻挠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接近，是出于其洞察力，唯恐康有为误导光绪。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

拟“定国是诏”四天之后是翁同龢的生日，他照例早起上朝，谁知被挡在门外。然后就接到了“上谕”：把翁同龢“开缺”回籍。“上谕”道其具体罪状是：

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

关于翁同龢的被革职，一些学者说是由于慈禧太后为了削弱帝党的力量，而光绪皇帝是被动的。我看不全是这样。这时的光绪年少气盛，自感羽翼丰满，想一下子干成大事，更愿意听从康有为的激进主张，于是把内阁中枢翁同龢视为改革的阻力。而慈禧太后和她身边的满族权臣，何尝不知康有为是翁同龢最早推荐上来的，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不了解翁同龢后来对康有为的认识的改变，因此也对翁同龢不放心，视为掣肘。就这样，翁同龢被困在“夹板”之中，恰于生日那天被戏剧性地“做掉”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上谕”所谓翁同龢“狂妄任性”，就包括上述为阻挠康有为接近光绪而发生争辩的那一幕。且不论康有为企图通过变革而上位的野心，及其冒险的主张所引起的政治恐慌，即使从行为道德方面讲他也是很卑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原来是剽窃自另一学者廖平的学术著作《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廖平提出了指控，闹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弄得康有为声名狼藉。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出逃国外，打出“保皇”的旗号。康有为的倒行逆施导致梁启超和他决裂，还写了批判文章。康有为伪称光绪皇帝给过他“衣带诏”，赢得许多侨胞轻信，纷纷为他的“保皇运动”捐款。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之子，披露了衣带诏原件，原来上面根本没有康有为的名字，内容也和康有为所出示的不同，真相大白后康有为臭名远扬。民国初年，他回到国内，拿“保皇”所筹之款在上海、青岛买豪宅、娶小妾。他后来的几房嫁过来时都是十七岁。作为封建时代的改革家，嘴里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行动上却疯狂纳妾，更为士人所不齿。

康有为

康有为对翁同龢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可是他在逃亡过程中还是百般称赞翁同龢，非但称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人，还写了颂诗。如此“套近乎”是为了展示自己和“帝师”的关系，是一种包装策略，以利于得到华侨的同情和捐款。

在清朝末年的政治风云中，翁同龢也是力主改革的，然而走的是遵循道统、中正平和路线。难怪当时美国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报告称：被开缺的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英国驻华公使则称翁同龢有学者风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典型”（注）。翁同龢对戊戌年的变革多称之为“定国是”而不是“变法”，意在避免动乱。针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造反路线，翁同龢反复主张“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翁同龢当时越来越觉得康有为那一套行不通，于是不顾祸福生死，毅然在光绪皇帝面前力阻其弊。他一向为官清正，秉性持重，安分守己，恪守传统行为规范，眼里岂能容得康有为这样的卑贱小人、浅薄妄人?虽然他挖补、修改日记的做法并不高明，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想避免误解，是对历史的预见，力图在后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真实历史形象。

翁同龢书法，他被誉为“晚清书法第一人”

1904年夏天，被贬回乡的翁同龢自知大限已到，在病榻前向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诚然，翁同龢的人生最终是一场悲剧。然而我们以今视古，他晚年对康有为态度的转变，以及对儒家道统的坚守、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却是一个鲜明的亮点。当代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激进主义如此评价：“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为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

拜读《翁同龢日记》，令人掩卷深思。

注：见马勇著《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P50。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