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中国儒学对西方的影响_风闻

启蒙时代，中国儒学对西方的影响？

　　答案是几乎对当时欧洲所有思想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他们大多数都对中国政治表示高度赞赏，例如：斯宾诺莎，笛卡尔，培尔、莱布尼茨，伏尔泰，孔多塞，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博多，卢梭、沃尔弗，哈格，西劳埃特，巴夫尔、爱尔维修、杜阁、亚当斯密，等等，不一一列举。

　　这一些所谓西方大贤均对中国文明极尽赞美之能事，那真是：惶惶然，自愧弗如，精神崩溃，顶礼膜拜。态度是很诚恳了。

　　这些最早的西方公知是怎么了解中国的呢？

　　他们最开始了解中国的媒介是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和旅行家的书籍和通信。这些传教士、旅行家主要著作包括：《大中华帝国史》《鄂本笃访契丹记》（当时把中国等同契丹）、《中国传教考》、《契丹行记》、《基督教远征中国记》、《鞑靼战纪》、《中国新纪文》、《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中国天主教状况与皇室改宗略记》、《中国传教概况略》、《中国之哲人孔子》、《教内外文献中之中国》、《冒险旅行记》、《从巴黎至中国之旅行记》、《旅行逸话》、拉夫尔《游记》、《中国现状新志》、《中国人之智能》（传道报告、信件汇编成）、《中国现状志》、《中国的政治观念》、《中国皇帝传》、《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该书将中国古典著作思想传到西方）、《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孔子传》、《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华帝国经典》、《拉丁文易经注疏》、《易经大意稿本》、《易考》、《易稿》、《易经原稿》（研究易经稿本十三种，不一一列举）、《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经以前时代和中国神话研究》、《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东方圣经》、《法文书经》、《中国通史》、《中国杂志》、《中国专制政治论》、《中国哲学家，论孔子道德的书函》、《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中国的政治、道德概论》、《儒教大观》、《中国的实践哲学》…

　　而西方通过直接翻译中国的著作传到西方的，仅在16、17世纪就有：利玛窦翻译《四书》至欧洲，金尼格翻译《五经》至欧洲，郭纳爵翻译《大学》至欧洲，殷铎泽翻译《中庸》《论语》至欧洲，路易十四敕令四位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多种不一一列举，柏应理翻译《孟子》（此人并翻译华文书四百册呈现教皇，教皇曰：饬置御书楼，用示珍重。后，此人上书法国皇帝，说明中国经史子集性质及意义，并称中国：（国学仲尼，天下先师）、雷孝思翻译《易经》、马若瑟翻译《诗经》、白晋、傅圣泽翻译《庄子》《老子》《淮南子》《春秋》等、刘应翻译《书经》《礼记》、宋君荣（Antoine caubie）翻译《法文书经》…太多了，也不一一列举…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来华传教士在西方出版的著作就达几百多种。

　　这些书籍、报告、信件起到的作用，正如赖赫淮恩在《欧洲与中国》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过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他，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实行，但他们不知道，经书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的实际政情尽量报告给了欧洲的学者，因此欧洲人便能对中国文化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了当时欧洲动荡的政局的一个理想模型。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了。”

　　这里再强调一下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根据邓嗣禹著《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附录《西方对中国考试制度的专著与论文索引》中列举的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西方关于中国科举的英文版论文及专著就达到78种之多，其中最早介绍中国制度的西方著作的是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于1570年出版的《中国情况详介专著》，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及异地为官原则；随着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后来西方各国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比如当时欧洲主要媒体《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雾杂志》、《手艺人》、《亚洲周刊》等纷纷刊文中国科举制度的相关文章。

　　当时西方人不但赞扬科举，还敦促本国政府都应采纳这一制度，比如在1834年，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其著《开放的中国》中说：“这一伟大的帝国中，没有哪一项像开科举，从最优才华的年轻人中选官员，给予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这一原则出类拔萃，值得所有国家采纳。”

　　1847年，英国学者密迪乐著《杂录》中也大谈中国科举优越性，他在该书中更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强烈呼吁建立起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考试制度。”

　　因此说西方文官制度来自中国科举制度，也就是中国科举制度丰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容，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再说西方早期政治制度，是封建采邑制度，是贵族分肥、裙带制度，而同期中国，政治通过科举制度开放给下层民众，道德体系不依赖神的权威，属于自然性的修养，在西方看来，都是纯粹理性的行为，而这些东西当时西方确实统统没有，然而，刹那间，紫气东来，超乎想象，来华西方传教士、旅行家赫然发现中华上国文治武功、傲视群伦，卧槽，正如穷人上了宴席，玲琅满目，目不暇接，于是腰间拽出两根铁通条，呈出搂席者的气势，特么要抓紧扼住这思想的喉咙，待吃饱喝足，顺道向上峰报告，中国文明独树一帜、海内唯一，确实大不同。

　　中国的与众不同也确实为他们敞开了一扇“不依赖上帝的自然的政治与哲学”的大门，开阔了眼界，提供了不依赖神学的社会实证，这也为西方思想家反基督教精神控制提供了精神实证和思想武器，顺便丰富、大大拓展了西方思想家的思维宽度与深度。

　　当时西方主要思想家低首下心以中国为师，莫不是三拜九叩、衷心归顺，乌泱泱，趋之若鹜：

　　笛卡尔：中国人中有和法国人一样聪明的人存在。

　　莱布尼茨崇拜孔子的格言语录，认为：只要世界上人人尊奉，那么地球上最好最幸福的时代到来了。

　　莱布尼茨不但推崇中国文明，甚至连汉字他也不放过，他在与传教士白晋通信中甚至表达了想利用中国文字的意思。

　　捷.A.茨米普奈尔《中国老子与沃尔弗》记载沃尔弗：沃尔弗用德语将孔家思想遍布于大学知识界，收到很大效果。

　　伏尔泰在自家礼拜堂挂着孔子画像，并作诗赞美。

　　伏尔泰说孔子不谈奇迹不谈玄虚，认为孔子之道德学说西方民族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媲美者，他还认为中国文学较之欧洲文学是更接近实证和哲学的，并认为中国戏剧诗的价值只有古希腊能相提并论，他曾在自己的改编自中国剧本《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中赞扬礼义廉耻所代表的中国道德哲学。

　　伏尔泰反驳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不专制，反认为中国管理经过严格考试选拔，皇帝不能随意插手，且中国设有谏议制度，认为这是人类最好的行政组织，不可用专制概括。

　　重农学派集大成者魁奈更为中国专制辩护，称之为合法专制，可算是世界最好的政治形式了。

　　启蒙悍将魁奈也被认为欧洲现代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也是儒学坚定拥趸，赖赫淮恩曾说：魁奈晚年所著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一望便知是来自中国。魁奈奠基之现代经济学奠基，其中核心思想即自然法、税法、重农政策，全部受到的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小林太市郎更说：魁奈的中心思想无疑将宋儒理学独特的思想方法活学活用了。特别是魁奈曾说：一部论语敌得过希腊七贤…现在纯正的思想家绝不会在依附希腊的哲人和政治。__公知祖宗啊。

　　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一切技艺，他曾感叹：“我们欧洲统治者知道这些后，应该是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模仿他们啊！”

　　百科全书派中的主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字典里承认中华民族的所有优点，并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着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可与欧洲最开明的民族抗争。

　　狄德罗研究中国往往从来自中国的儒学经典入手，还对中国六朝清谈思想进行了批判，可谓活学活用不拘教条了，他还崇拜孔子，认为孔子的道德哲学胜于他的形而上学或自然哲学。

　　重农学派杜滂则称中国之自然法可以取代欧洲上帝之功能，并说自然法的科学可以超越社会一些现象而永久存在。

　　当时，因中国文明的传播，西方一些学者甚至开始反希腊，当时法国学者哈格著书称：希腊宗教模仿自中国。便是一例。

　　重农学派另一重量级选手杜阁，他深受《耶稣会士书简》影响，1761-1774年间他任财政总长，他写信给伏尔泰告诉他他如何如何之崇拜孔子。

　　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巴夫尔到过中国旅行，推崇中国重视农业，并说中国人才是作为人活着的天堂。他对重农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巴夫尔在其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称赞中国：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

　　霍尔巴赫倡导理性与道德，极力主张：中国道德如同宗教，尤其孝道，无论如何，世界上再没有中国一样发达事业的国家了。他还说：要以中国政治道德为典范。他还主张：将政治与道德结合。其在其著《社会之体系》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孔多塞在《人类进步史纲》中，将许多影响世界的关键技术发明权列在中国名下。

　　亚当斯密：中国是世界最富有国家，远非欧洲能及。

　　歌德称赞中国人：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中国人比我们更澄明、清雅。一次朋友问他：你读的中国小说是极好的吧？歌德说：中国有千百种这样的小说，当我们还在树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呢。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他一定会使你喜欢。

　　太多，不一一列举。

   1856年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么总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大加赞赏。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会看到他们对中国大家赞美。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可供世界各国校方的最完美典范…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勤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视为宗教，把文人视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神驰往。”

那么，何谓启蒙？

　　康德曾发表《关于启明问题的答案》一文，说：启蒙即精神之独立理性之自由。所谓启蒙，士罗塞著《十八世纪史》指出：所谓启蒙时代就是哲学时代。圣西门在《工艺论》中更指出：十八世纪的哲学性质就是反神学的精神。

　　也就是说十八世纪最大的文化特点是哲学的文化推翻宗教的文化，以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

　　启蒙时代欧洲公知们欢呼的是理性的到来，而孔子哲学的传入为他们找到了现实的理性依据，即孔子学说不谈神怪，竟将真主安拉上帝耶和华一笔勾销，干的实在漂亮，此举完全合乎他们所倡导的自然理性。

　　尤其中国皇帝信奉孔子学说，从政治上讲又是中国人顺从理性的实践行为，欧洲公知更认为孔子哲学简直太完美了。

　　欧洲公知又听说中国体制除皇帝一人之外所有官员经过严格考试选拔而产生，皇帝不能随意插手，且中国居然设有谏议制度——也许因为这些东东西方确实统统没有，西哲公知一时竟以为东洋景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姹紫嫣红，特么好看，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于是高山仰止，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他们反躬自身扪心自问，发现西方诸国都是世袭裙带任人唯亲，个个垂头无不泄气，反思的反思，自省的自省，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无不蛋疼，浑身刺闹，总觉得只有中国人是人，他们才都是低俗人类，纷纷自问:基督教文明这是肿么啦？

　　精神痛苦怎么办？

　　中国公知啥样那会儿欧洲公知就啥么样！一点都不待差的——痛定思痛呼天抢地朝外国疯狂膜拜呗！

　　西哲公知一再声称：中国政治简直就是人类最好的行政组织，完全符合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国统治模式；欧洲不像中国一样简直是大不幸！于是，一个个匍匐在地虔诚膜拜，一致要求中国做他们的精神导师。

　　西哲公知精神垮了，接下来欧洲公知怎么对待他们的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明的呢？

　　数典忘祖反省没够儿中国公知一样一样的呗！

　　当时欧洲公知普遍认为，既然中国没有基督教照样繁衍兴盛，那么基督教不侍生产只知精神控制就属完全多余，要他何用？

　　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纷纷扬言，必须铲除云云。

　　因为西哲手中确实攥着中国实证，便有了前进目标和斗争武器，于是又精神雀跃、欢欣鼓舞，振臂高呼，狂喊口号：“我们要返于自然，要返于人的天真，要以中国之自然法取代欧洲上帝之功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以中国之理性代替基督之神的世纪的时候这下子真的来临了。”“中国理性精神只要人人供奉人人遵守那么人类最美好的时代也特么就到来了。”怪耳熟的，有木有？

　　说打基督教西哲公知就把它往出捞、一顿猛削啊!——跟当年中国公知自由派疯狂攻击中国文明造型完全一致。

　　反基督教精神控制的革命烈火遍地开花，一时西哲知识分子不骂两句基督教都不好意思，根本不算反思，而其中成就最大者首推伏尔泰，他曾说：“圣经是疯子狂徒无知者在一个极坏的地方写的著作，无论旧约新约都是如此。”铁了心要刨坟掘墓的节奏有木有？

　　当其时，伏尔泰脚踩风火轮化身小哪吒，纠集无数学者与帮凶，内有狄德罗、达郎贝等等大贤，编撰谤书无数，分头并进，里外合围，攻击教会，鼓吹革命，勘印谤书流转各国，欧人老百姓观之，莫不以为公知要动祖宗尖、心头肉，无不深恶痛绝、切齿痛恨，然则伏尔泰心道无毒不丈夫，为理性张目不可拘泥小节，不但不脸红害臊，而且毫无愧意，反而闻之大喜，乐的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声言：“不出二十年，基督教无踪迹可寻也。”

　　五四大神争相叫卖传统也曾这般过有木有？

　　话说，五四那会儿，中国是文不成文，诗不成诗，精神萎靡，一蹶不振，民族士气坠落到极低点，对比大革命前的欧洲公知，无不对对中国文明五体投地，也都那个熊样。

　　西哲公知在哲学上赞美孔子，诗歌上则号召以中国诗歌的体例改造他们的诗歌，赞美中国的文学只有古希腊可以媲美，夸奖中国的园林充满自然情趣…林林总总，反正来自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月亮也比西方大且圆滚。

　　以上可都是真事儿、实事儿…

    追昔抚今，曾经的欧洲公知为了向旧秩序开战，制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五四以来的中国公知为了同一个目的，又制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美国和欧洲。

　　只是欧洲人后来醒悟了，再不拿基督教开刀，往其伤口上撒盐，哪似今日中国某些文人，对祖先与民族频频使坏，坑绷拐骗，乐此不疲，如果一招得手，一脸猥琐与淫邪，还发出阵阵怪笑。

　　何也？

　　我看这得仔细反思呀！

　　有些人食洋不化，拼命否定中国民族，拼了老命也要将西方基督教文明往现代文明身上拉扯，那可与西方启蒙运动的真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大谬也。